二战原子弹计划 中国扮要角

由成都起飞，准备空袭日本本土的B-29轰炸机飞行编队。（美国国家档案馆）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确定，将利用本月前往日本出席G7峰会的机会造访广岛，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广岛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到美军原子弹攻击的城市，欧巴马的这趟旅程是否会沦为「道歉外交」，是众人关注的首要焦点。其次，除了在发表反核演说时必须要坚守美国的既有立场外，华府官员指出，欧巴马总统还需要顾及中共与南韩的态度。

为什么必须要强调顾及北京的态度呢？这不仅是因为中美两国是二战期间站在同一条阵线对抗日本的盟友，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在美军以原子弹空袭广岛与长崎的过程中也扮演过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角色。中国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负责实施人类史上首次核子攻击的B-29轰炸机，曾经在马特杭行动（Operation Matterhorn）的名义下，以四川成都做为空袭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在发生于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蒋中正除了替中华民国争取到台湾与澎湖在战后的回归外，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说服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做出将B-29轰炸机部署到中印缅战区（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决定。至于马特杭行动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到底有什么关联，可能还是要从军事史学界关于此战略部署是否成功的讨论讲起。

陈纳德将军认为马特杭行动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失败布局。（美国空军历史研究中心）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略布局？

对马特杭行动最大力批评者，不是别人，正是第14航空军司令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而之所以在回忆录中痛批此行动的原因，则来自于陈纳德对此项军事行动一开始有过高的期待。毕竟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答应将B-29布署到中印缅战区的原因，是应蒋中正委员长的要求提升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当时，身兼中华民国空军参谋长的陈纳德将军是同盟国在中国战场上最高的空中作战负责人，因此他认为B-29这款远程轰炸机的指挥权理所当然要交到自己手里。只不过，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与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Henry Arnold）却另有打算。他们认为，B-29应专注于投入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而不是支援中国战区的任务。

出于对陈纳德的不信任，马歇尔与阿诺德主张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这种战略等级的武器不该纳入陈纳德的第14航空军体系内。他们在美国陆军航空军的体系下设置一个全新的第20航空军，由在华府的参谋首长联席会（Joint Chief of Staff）直接指挥。尽管陈纳德对此多次表达抗议的立场，甚至联合蒋中正向罗斯福总统争取B-29的指挥权，不过他的期待最终还是落空。

指挥权的问题，还不是陈纳德反对B-29的唯一因素。起初，参谋首长联席会为了安抚陈纳德，曾向他保证第20航空军在中印缅战场上有独立的后勤补给系统，所以不会挪用到第14航空军有限的驼峰补给物资。而事实上，用于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B-29轰炸机对燃料与炸弹的需求，比起其他美军型号的飞机而言本来就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所以这个保证基本上没有实现过。

驻防于成都，负责保护B-29轰炸机的P-47雷霆式战斗机。（美国空军历史研究中心）

为了确保B-29轰炸机在成都的4座前进基地，即新津、邛崃、彭山与广汉机场之安全，美军又将以P-47雷霆式战斗机为主力的第312战斗机派往中国战场，纳入第14航空军的编制内。只不过，将同样也是吃油机器的P-47派往成都的结果，就是导致第14航空军其他单位的飞机无法得到足够的燃料执行作战任务。这件事情，同样也让陈纳德在他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抱怨连连。

参谋首长联席会同样也向陈纳德保证，当中国战场局势陷入危机的时候，他可以透过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向参谋首长联席会申请B-29支援第1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然而，当日军于1944年春天对中国战区发起大陆打通作战，严重威胁到国民政府大后方地区的安全时，满脑子想着反攻缅甸的史迪威却多次拒绝为陈纳德呼叫B-29。

更让陈纳德感到火大的，则是他手下的500架战斗机中，只能调出150架用于支援在河南、湖南与广西战场上正面与日军交锋的国军健儿。另外150架则必须用于支援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最后200架战斗机则必须留在后方保卫B-29轰炸机。其中，吃油最凶的P-47战斗机，还被硬性规定不能投入于支援B-29以外的任务。

撇开支援中国战场的局势不说，驻扎于印度，以成都为前进基地的B-29轰炸机虽然能够飞临日本本土目标的上空，但是却顶多只能够飞到九州，无法对更重要的本州实施战略轰炸。在这样的情况下，B-29存在的唯一作用似乎只是侵占了中国战区本来就已经极为有限的资源而已，所以看在陈纳德眼里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安排。

到了1945年初，无论是陈纳德、蒋中正还是第20航空军司令李梅（Curtis Lemay）都期盼B-29早点离开中国战场。而他们的愿望，也伴随着驻防于中印缅战区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于1945年3月调往马里亚纳群岛，展开对日本本州的战略轰炸而实现。陈纳德对于B-29的批判，影响了许多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军方与民间学者。

比方说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在他的成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中，就对马特杭行动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史学界主流也都认为将B-29轰炸机部署到中国战场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此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B-29被派往中国，是为了日后以原子弹空袭日本本土做准备。（美国国家档案馆）

为击败日本打下基础的军事行动

借由对美国、日本与中国三方面档案史料的详细研究，来自大陆的研究者却有完全不同于陈纳德与邹谠的看法。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胡越英，就在他的研究中指出，马特杭行动在二战期间被美军视为除了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外最重要的战略布局。事实上，马特杭行动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美军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计划。

由于当B-29轰炸机出场时，马里亚纳群岛尚属日军的控制范围之内，美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先以中国做为空袭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胡越英认为，将B-29部署到四川，虽然没有办法对更有价值的目标，也就是日本本州发动战略空袭，但是却也让第20航空军的飞行人员与超级空中堡垒取得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他指出，马特杭行动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战地试飞行动，是美国原子弹投放武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投入的经费比耗资20多亿美金的曼哈顿计划还要多，高达了30亿美元。透过马特杭行动取得的实战经验，后来也成功的为李梅将军指挥的509混合大队运用，先后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胡越英认为马特杭行动对盟军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研究B-29驻华历史的成都电视台记者李肖伟，则认为第20航空军将士们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中国战场上超额完成了美军赋予他们的任务。包括陈纳德在内，许多人认为B-29是受限于物资取得的缺乏而关闭了在中印缅战区的基地。

提起B-29轰炸机，抗战时担任政工的陶士君表示这款飞机对中国的帮助太大了。（许剑虹摄）

首先，对于B-29为何撤出中国，李肖伟就与陈纳德及邹谠等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指出：「美军计划中，只是将成都作为早期航空基地，而并非最后攻击日本航空基地，适时关闭成都基地，这一点早就在计划之中，而非一些学者所以为，美军是因为油弹运量不足才被迫关闭成都基地。这不是被迫关闭，而是按计划关闭。」

其次，李肖伟指出：「B-29还完成了其它两项任务，一是轰炸台湾支援麦克亚瑟和尼米兹，另一个任务是轰炸曼谷与仰光等地，确保了B-29印度基地的自身安全。如果不轰炸这两个目标，那么一旦英军在英帕尔战役（The Battle of Imphal）中失败，日本人就直捣美军印度基地了。而印度基地一旦被毁，就没有了驼峰航线、14航空军，第20航空队在中国的任务就彻底完蛋。」

许多人认为，B-29对九州的轰炸毫无价值，李肖伟同样也对此做出了反驳。他强调：「有学者说B-29对八幡的轰炸是失败的，据我的了解B-29轰炸八幡分别发生于1944年的6月15日、8月20日与1945年8月8日。也就是说，至第二次轰炸八幡后，直到次年8月，美军再也没有轰炸过八幡，这说明美军从中国起飞轰炸八幡是有效的。」

至于陈纳德抱怨B-29的存在分散了第14航空军的战力，让他无法支援在中国战场上的国军一事，李肖伟也表示并不全然是那么回事。因为在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场后，新任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就回应了陈纳德的请求，成功向参谋首长联席会争取到以B-29轰炸机空袭日军位于武汉的军用仓库。

因此，李肖伟认为B-29的存在对于中国战场上的局势也不能讲是毫无益处的。除了打击日本的军事效益外，也千万不要忘掉当年蒋中正争取罗斯福总统派遣B-29轰炸机到成都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那么，第20航空军有没有达到这个政治目标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靠当年的中国军人来回答。

现年98岁，居住于台北市南港区的陶士君先生，在抗战期间于汤恩伯将军指挥的31集团军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内担任政工，从事总务与宣传工作。1944年6月5日，第31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叶县落入日军手中。随汤恩伯将军转进西峡口的陶士君，出于自告奋勇回到沦陷区，加入由第31集团军高级参谋高侠轩将军指挥的游击队。

奉高侠轩的命令，陶士君回到自己已经沦陷的故乡宝丰县，负责策反一支由王定南指挥，名为河南人民自卫军的亲日民团武装。时任河南省人民自卫军第3纵队司令的李智文，恰巧又是高侠轩将军的老部下，所以陶士君可以透过这层关系混入该队伍担任参谋长。怀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进入第3纵队的陶士君，常常只要一逮到机会，就游说李智文起义重归国军的怀抱。

然而，当时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攻势看似十分顺利，李智文也因为无法确认到底是重庆的蒋中正，还是南京的汪精卫会成为战争的胜利者而一再敷衍陶士君的建议。直到大概是8月20日那天，空袭八幡的B-29轰炸机以大机群编队飞过宝丰县上空，引起了李智文的注意，马上询问陶士君这些大飞机有什么特别的来头。

见到机会来了，陶士君便向李智文介绍B-29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的情况。由于当时任何一个中国军人，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巨大，而且又那么多的飞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且由B-29发动机传出的巨大声响实在是太令人震撼，让身处汪精卫阵营的李智文感到相当恐惧，打从心底里相信日本会输给拥有如此庞大工业生产能力的美国。

在从陶士君口中得到早日归顺中央可以不被当汉奸处置的保证后，李智文做出了起义的决定。很快的，李智文结合了河南省人民自卫军第1纵队司令卢克山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制服了司令官王定南，并且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陶士君。陶士君随即将这支拥有15,000兵员的武装开往高侠轩将军的根据地，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提到B-29轰炸机，陶士君表示这款飞机对中国的帮助非常巨大，不仅强化了国军官兵与老百姓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也挫败了日军与汪精卫政权支持者的士气。假若当天没有B-29轰炸机的适时出现，他相信自己还要花更多时间才能说服李智文做出起义的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马特杭行动确实是达到了其提升中国人抗敌士气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