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者张宪义：台湾曾计划用IDF载小原子弹炸大陆

▲张宪义（右）在美受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左）口述专访留影。（图／远足文化提供，下同）

记者戴榕萱／综合报导

随着辽宁舰来到南海演训，台湾自保武力再度备受注视。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日昨在越洋视讯中表示，台湾不适合发展核武，29年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赴美」，自己这样做等于帮李登辉移走一颗烫手山芋，这个结果应是「台美双赢」。长年背负「摧毁台湾核武计划」罪名的他说，「既然是双赢，又何来卖国？」

与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的口述专访中，张宪义特别强调，台湾在1960年代，积极栽培核武人才、发展核武计划，他澄清，美国对于台湾的核武设施毫无兴趣，因为批准这些敏感设备输台的，正是美国自己。张宪义说，当时据传经国号（IDF）战机副油箱能够装载小型化原子弹，美方开始担心台湾会用IDF以此方法攻击中国，这点也正踩在美方《禁止扩散核武条约》的容忍标准上，因此美国中情局（CIA）决定动手终止这计划。

▲经国号IDF型机（图／记者季相儒摄）

立委罗致政在《核弹！间谍？CIA：张宪义访问纪录》的序中指出，台美中三角关系演变，一直是决定我国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1979年台美断交后，台湾就失去了美国的核子保护伞，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开始自行研发核武。但华府在1988年收到张宪义提供的台湾核武资料后，强行介入，拆除核武有关设施、核子反应器，并带走大量仪器设备，之后灌浆封闭实验室，台湾核武发展被迫中止。但罗表示，这不代表没有了张宪义，台湾就没有核武。

即使张宪义声称，是自己不愿看到有心人士持有核武后，造成国内纷扰、冲击台美关系，心想就一条「背叛了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的罪名罢了，决定出走台湾。即使他的法律追溯期在2000年已失效，也透过《核弹！间谍？CIA：张宪义访问纪录》亲自解密多年来的众多谜团，但无法被解开的正也是那条悬而未决的「卖国」罪名。张宪义接受专访后，绿营立委王定宇更批「张宪义就是叛国者，就不要回来，就是该死」，而前总统李登辉国安成员、现任台湾战略模拟学会秘书长张荣丰也直言，张宪义的确背叛这块土地与人民。张宪义备受争议的一生，随书推出后再引起关注。

立委罗致政另外表示，我国发展核武不只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外交手段。虽张宪义一张资料都没带出去，但「高科技人才最大的机密在他的脑袋」，他用29年躲过司法审判，但确实仍需面对历史的检验，只不过这结果不会由当权者来定夺，也非当事人决定，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把尺。

《核弹！间谍？CIA：张宪义访问纪录》书摘：

第一章 受访缘起

这次接受陈仪深教授的口述访谈，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将台湾过去二、三十年来，从核武研发、核能发电到非核家园这些过程中，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以及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等，完整地向世人公开。过去我拒绝过很多人的专访，如今愿意接受口述历史的记录，单纯是希望能够还原历史真实的面貌，这是接受口述访问最主要的目的。

过去如彭明敏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及离开台湾的过程中是否经由外国政府的运作安排等，这些细节不是重点，却往往是媒体记者、读者想要知道的部分，这经验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因此，以下的访谈内容将不着重枝微末节的回顾，像是美国政府到底是从哪个机场接我出去之类的细节。最重要的仍是过去台湾核能发展历史的大原则和大方向，此外，再加上一些个人的因缘际会，以及和蒋经国、唐君铂、吴大猷等人的接触、互动情形，或像是从一九八二年所谓的「被吸收」开始，一直讲到一九八四年；来美之后与丁大卫、雷根总统的核安顾问之间的会谈，也将一一说明。相信我的离台究竟是即兴之作，或是美方刻意安排，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至于一九八八年离开台湾这一段过程、家庭生活的部分，特别是在美国的生活情形，我太太洪美凤（Betty）的专访则可做为参考。

基于道德上的理由，访谈之中若谈论到还在世的相关人物，将以假名的方式称呼，但事实上，大多数的当事人都已过世，只有一位当时的军事强人郝柏村仍健在。我和郝柏村没有任何芥蒂，他是我相当尊敬的长官，更是我任职中山科学研究院时的老长官，在这本访谈纪录中，不免会牵扯到他。

一、美国的核武红线

一九九八年，我与《联合报》记者王景弘有书信往来，相关内容后来也发表在《联合报》。当中我提到，在唐君铂的领导下，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已经完成蒋介石和蒋经国交付的使命，「我们有能力，但是绝不制作核武器。」这句话是一个实质的政策宣示，并非只是为了应付一九七七年美国卡特总统的裁减核武宣示而已。

在这项政策宣示中，并未明示台湾有制作核武的能力，但从此不研究，也不再有进一步的核武开发，或是补充制造任何核武的武装实力。换句话说，有关核武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实际制作核武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空间。这就造成所谓「红线」的问题。美国始终有一条红线的容忍标准，是以《禁止扩散核武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Weapons, NPT）的精神为基准，加上核武安全专家认定的潜在核武威胁标准。很显然地，当时中科院的核能研究团队未能确切了解这条红线。

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向郝柏村简报有能力进一步精进核武研发能力，这是否已经抵触或违反蒋经国所宣示的「不制作核武」政策？事实上，包含郝柏村在内，在场所有当事人的认知是没有违背。依我的评估，一旦高层下达命令，以当时的人力、技术能力还有设施物料的储备，台湾在一至两年之内就可以制造出核武器。但这样的发展期程并不能符合当时台湾国防战略的需求，所以中科院才会着手核武精进方案，期盼能在三至六个月内成功生产实用化的核弹，郝柏村点头默许这个方案。然而，这已经踏入了美方无法容忍的红线了。当时正式的军事国防科技会议并未将核武发展列入会议中讨论。不过军方的战略需求已经考虑到，万一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也就是如果中共真的攻打台湾，或者封锁台湾海峡，台湾能撑多久？军方高层的看法是三到六个月，这是依据当时中华民国的国防科技实力，及针对中共的武力发展与政经背景所作的评估。

基于此一战略需求，国防部要求中科院提出核武精进制作能力的对应时间表，从原先预估的一到两年，快速缩短到三至六个月。这个精进计划包括哪些筹备项目呢？除硬体设施以外，在材料方面有高温坩锅（冶炼金属用）的取得，以及将提炼出来的核燃料（钸）进一步设计成达到核武装置的外型和规格。当时中科院考量到台湾的外交处境与国际地位，在相关设备的采购规格是军民两用，而中科院对外声称是为了研究核电厂的核废料固化或减容。此外，中科院一并着手精研引爆装置的精准度，提升核武装置爆炸的威力和可靠度。

核电厂级的钸原料是否能转移成为核武？中科院核研所的理解和分析是：当然最好使用武器级的钸（同位素钸二三九），可靠度和成功率可以提高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若再精进引爆装置，更可提升到百分之九十。若改采等级比较差的核电厂级的钸，可靠度恐怕会低到百分之五十，威力也会降低许多，甚至如同普通炸弹一般爆炸而已。然而，没有完全爆炸的核装置一旦污染扩散，虽然其爆炸威力不会像投掷于广岛的钸原子弹「胖子」那么大（约等同于引爆二．一万吨黄色炸药），但污染地区的善后处理反而棘手，更可能瘫痪整个大型都会地区。换言之，建筑物虽然未被核爆完全摧毁，但是大范围的污染后果比建筑物倒塌还可怕。无法像当年长崎、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之后，不到十年就恢复重建了。

《禁止扩散核武条约》是针对武器级的核武扩散问题，可是这十几年来恐怖组织造成的困扰与威胁，不比武器级的核子装置来得低，所以美国现在致力发展第四代的核电厂。第四代核电厂不只是核能发电，更可将武器级的钸和核电厂级的钸转换成核燃料。如此一来可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减少核废料的容积体积，二是核电厂级的钸得到减量效果，进而降低核武的扩散威胁。

▲张宪义一家。

二、祸害无穷的高阶核废料钸

一般的学者、媒体对于核武发展仍旧十分陌生，其中核电厂产生的放射性元素钸，其威吓性，及对核武发展的影响程度，也非一般的专家所能理解。

事实上，这种物质相当可怕，不仅贮存的问题棘手，当作武器运用也非常恐怖，甚至更甚于武器级的钸。像长崎、广岛原爆之后，几十年就得以重建。倘若长崎、广岛是被初级的、像北韩生产的核弹轰炸的话，根本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它的辐射污染威胁性更大。一般人往往都从爆炸威力、当场死伤人数来衡量核武的杀伤力，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北韩那种「肮脏核弹」毁灭性更为剧烈久远，等于是核废料污染级的炸弹。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先进核能设施，这样才有一定的威吓力，但有了核电厂之后，便会产生核废料的问题，也潜藏着爆发核灾变的风险。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台湾的执政者应该考量的是国家民族存亡的百年大计，而林义雄等反核运动者则是考虑到乡土百姓、及千万年永续发展的问题。

然而，国家存亡的百年大计与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两者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调和，至今仍未见有人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法，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两者有何区别。假如真的了解两者的区别，就能理解执政者之所以妥协的道理。其实，包含台湾独立或与中国统一的问题，也可从这个角度切入，但从未有人如此设想过。当政治人物主张独立或统一时，究竟是从二、三十年的权宜之计着眼，还是由千年、万年大计来衡量？对我而言，千年万年以后，根本无所谓统独的问题，若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观察，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只不过是历史大潮流里的小水波而已。

回到核能问题，日本安倍首相于二○一五年宣布重启核电，日本有本钱如此，一个福岛核灾虽然损失惨重，但以日本的国力尚可承受；反观台湾，绝对无法面对像福岛核灾那样的灾难，既然难以承受，台湾就得走上非核家园的路，既然要走非核家园的路，执政者就必须看淡国家存亡的百年大计。假如永续发展是台湾唯一关切的方向，那就应与对岸讨论出一个适当的整合方法。以瑞士为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都未受战火波及，而在二战期间，瑞士采取对纳粹德国让步的政策，延缓纳粹德国的侵略，从而确保国家的独立地位。再以捷克布拉格的例子来看，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入侵时它率先投降，因而免受战火的摧残，得以保持昔日的风华。我曾到布拉格访问，当提到这段历史时，他们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傲。台湾究竟要以政权存亡为重，还是以老百姓的幸福安乐、永续发展为主？在在考验执政者的智慧。期盼台湾的领导者不要变成枭雄，利用权宜诡计牟取利益，这些利益都将只是暂时性的，不会是永久的。

三、永续发展的理念

在一九八八年我所留下的辞呈中，我曾提及「台美双赢」的局面，既然台美双赢，何来卖国？这也等于回应了所有关于叛逃的质疑。而且我在这次专访中，一切处之泰然，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得到美人或一大笔财富。

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提笔写下辞呈时，我已有这个想法了。既然台美双赢了，为何还谈叛国、叛逃、卖国这些事？事实胜于雄辩！我在那封辞呈里也提出北韩、伊朗不顾世界各国反对，执意发展核武的后果，马上就应验了。伊朗的写照就是我们台湾的福气，一旦台湾像伊朗一样成为美国经济制裁的对象，我想台湾不要说什么经济发展，从一九八八年经济起飞到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用谈了。

我再三强调，包括写给陈水扁的信，我的心永远留在台湾，绝非一走了之。当年我的双亲、亲戚朋友和我的工作同仁，以我对核研所的感情，我不希望他们被打散掉，搞得乌烟瘴气。也因为过去共事的情谊，我才能与丁大卫面对面的讨论之中，让他们采纳我真诚的建议，我从来没有谈论到要惩处台湾哪一个人，或是打散哪些单位，完全没有，不但没有，甚至设法保住能够让他们真正从事核电厂研究的资源。

这次我接受专访，绝不是因为想要平反，我从未有此想法。我现在是基督徒，一切的对错荣耀都归于主，祂会替我伸冤，所有的结果由主来决定。我在这次专访谈论的内容，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一直很佩服林义雄，他那些永续发展的理念，对台湾乡土的关怀，同样也源自圣经。

▼尽管张宪义的法律追溯时效已经过，但终究要面对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