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糧保價收購 別簡化成政治角力

国内公粮收购价已冻涨十二年，国民党团日前于立法院会建议调高公粮收购价到卅四元，该案已迳付二读通过，却引发外界议论，指为「政治凌驾专业」。关注焦点应在该收购制度该不该废除，其次才是该不该修正、该不该调高及有无相关配套；若只将其简化成该调高多少的政治角力，将不利台湾稻米产业的长远发展。

早期不少国家（如日本、欧盟、南韩等）也采行保价收购措施，在面对国际规范约束、产业发展及需要之下多已改弦更张。例如日本政府在建立完全的价格市场机制后，改依循市场价格购买库存米；泰国原是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后因提高稻谷收购价格，使其稻米产量大幅增加，库存量激增，同时也使其国内稻米价格攀升，反失去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原最大稻米出口国地位被印度和越南超越，农民收入未增反减。全球目前仅台湾实施稻谷保价政策，是否还需要透过公粮保价收购制度来提高农民种稻意愿、增加稻作产量，确有必要检讨评估。

依据市场供需和价格法则，随着国人饮食习惯转变，国人消费稻米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二○二二年，国人每人每年消费白米数量四十三公斤，较二○一一年的四十四点九公斤减少百分之四点二），供过于求导致市价偏低，故农民缴交公粮意愿高，实际收购数量及经费经常超支，国库负担反增。政府曾于二○一一年将公粮收购价格调高（每公斤廿一元升至廿六元），造成稻作面积从前一年的廿四万公顷增加为廿七万公顷、稻米生产自给率超过百分之百，且公库存量暴增。

国内实施保价收购确实存在重量不重质、经常超收、国库负担增加、水土资源分配失当、对消费者不利等诸多问题。对于是否应调高收购价格、调高多少，需考量四个因素：

一、必要性。比较二○一一年（最近一次调价年分）与二○二二年的稻谷「名目生产成本」变动（是以当年的价格计算生产成本）和「实质生产成本（是以基期的价格计算生产成本）出现了不同结果。另由于政府目前仍高度保护稻农，故即便国际米价不到国内蓬莱米价的三分之一，稻农仍有诱因生产，调高收购价格非唯一选项。

二、公平性。目前缴交公粮的数量虽只占总产量的三成，其他由民间粮商采购，故仅提高公粮收购价格，对于不缴公粮的稻农并不公平，应将自营商收购价格的可能变动一并考量。

三、排他性。政府每年编列收购公粮之预算高达百余亿元，若随意调高收购价，额外支出的经费是否会对其他计划和经费运用产生排挤效果？是否降低农民种植其他谷物的意愿，反而不利于提高杂粮作物的自给率？顾此失彼。

四、有无配套。国内稻米产业需要有整体考量和适当的配套措施，包括推动稻米智能化生产、严格实施生产及品质管控、稻米相关资讯应即时公开透明，与现行的「稻作四选三」、大区轮作、大粮仓计划等更精进结合，建立完整的价格市场机制，调整收购数量等，来维持供需平衡。

台湾社会弥漫民粹氛围，客观公正探讨有关农民福利、补贴、救助等措施的空间早已限缩，加以政客只需动口，费用却由全民来埋单。短多长空、过度讨好的结果，很可能让农民失去应有的积极性，终将断送台湾农业的竞争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