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代號KCIA：南韓《南山的部長們》吞噬國家的黑衣人
韩国人若说「从南山出来」，即是意味生命的终结。「南山」为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的所在地，是一个超越宪法的怪物，而这个怪物，或也在独裁者的运用与纵容下滋长，最终反噬宿主——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死于金载圭的枪下。 图／《南山的部长们》剧照
台湾电影《返校》中，有个身穿军服的鬼差。这个高大骇人的怪物，以追捕「敌人」为任务，没有灵魂不能思考，只顾着虐打或勒喉，致人于死地。熟悉白色恐怖历史者，或可将其辨识为警总这类情治机关，想像它对人造成的恐惧。但，我们也可以理解，像这种利用权力，破坏民主、镇压人民的怪物，几乎是独裁国家所共有。
在韩国，这个怪物的名字有个代号——「南山」——韩国人若说「从南山出来」，即是意味生命的终结，只因为南山是中央情报部（KCIA，后改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所在地，于是成为这个特务机关的代称。
中央情报部是朴正熙于1960年发动军事政变后创立的。中情部第四任部长金炯旭在其回忆录中，曾如此描述聚集于「南山」的八百名成员歧异且随时转向、没有价值观、无信念的共同点：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表面文章，他们能够服膺于任何政权，进而殴打、拷问敌人，是具有才能的无政府组织者；他们可以憎恨任何人、开发各种刑求手段，是透过虐待嫌疑犯来确认自己的虐待狂。
「情报部的工作有两种，一个是抓共产党，另一个是全心全意地伺候总统阁下。如果包括阁下您在内的任何人有不同想法，那么我金载圭是不会容忍的。」图为金载圭刺杀朴正熙之后，配合调查还原开枪现场。 图／美联社
但实际上，中央情报部并不只对付「共匪」或是异议份子，在朴正熙治下，这些情治人员花更多精力在政治斗争与派系势力的整合排除上，即便对「自己人」都不手软——是否也让人联想到国民党政府——中央情报部首任部长金钟泌的遭遇，即是一例。
金钟泌是朴正熙的姪女婿，亦是中央情报部创办者，却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遭到中情部的整肃，故在政坛上起起伏伏，1978年1月，他从国务院总理一职退下时，仍是重要政治派系的一员，却未因此安全。他位在首尔青丘洞的住家，甚至遭当时的情报部长金载圭突袭搜查。金钟泌因此勃然大怒：「你们太过份了，我反了什么罪？我不忠吗？我是不忠的人吗？我可是创造你们情报部的人，还是你们有什么阴谋吗？要调查我？」
金载圭则如此回答：「阁下（金载圭对金钟泌的称呼），您曾担任第一任情报部部长，所以应该非常了解，情报部的工作有两种，一个是抓共产党，另一个是全心全意地伺候总统阁下。如果包括阁下您在内的任何人有不同想法，那么我金载圭是不会容忍的。」
前中情部长金炯旭的作为，亦是这个情治机关仅在一人之下的张狂证明。记者金忠植在著作中如此写道：「金部长很少接受国会质询答辩，因为中央情报部是直属总统的机关，同时还有治外法权的关系，如果不是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或国政监察，金炯旭根本不会出现在国会。他通常只在中央情报部办公室里，透过与国会议事堂连结的喇叭，确认议员的『言行』。他凌驾于国会议员之上，尤其对共和党甫当选的议员，简直是目中无人。」
上述例子，完全显示中央情报部确实是一个超越宪法的怪物，而这个怪物，或也就在独裁者的运用与纵容下滋长，最终反噬宿主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死于金载圭的枪下。
1961年12月官邸的年终晚会，画面中央交头接耳的人，分别是朴正熙（左）与金钟泌（右）。 图／南韩国家档案局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死于金载圭的枪下。 图／《东亚日报》档案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随即宣告进入军事戒严状态。事发两个月后，全斗焕召集「一心会」成员，发动政变。 图／美联社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精炼地演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其展演的根底，即是记者金忠植所写的同名著作──其于1990年起，在《东亚日报》连载文章，时间长达两年两个月。文章集结成书后，销量达53万册，成为后人了解朴正熙时代政治权谋、斗争与案件，以及中央情报部作为的重要资料。此书一言以蔽之，即是金忠植藉著书中10名中央情报部部长的经历故事来概括朴正熙执政18年的历史。
需强调的是，这在今日看来相当有企图心的书写计划，实是发生在1990年至1992年、卢泰愚执政时期──作为全斗焕的后继者，卢泰愚虽不算独裁，但彼时军人与情治机关仍很强势，因此，金忠植与《东亚日报》可以说是在民主化仍未开展的状态下，只手深入禁区，透过无数采访与搜证，编织成这套细节繁多，让事件脉络、背景与过程皆有证词或证据支撑的作品。
前述金载圭搜查金钟泌青丘洞住处的证词，即是金钟泌提供给记者金忠植的。据金钟泌所述，这是朴正熙时期第三次搜查自己姪女婿的家，但其根据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个错误情报，而这也显示了朴正熙因为虚假情报的「神经过敏」，以致于情报部不得不为。
金忠植就此采访到金大中的意见：
「情报部、保安司、警方都各自带领许多情报人员，他们之间竞争激烈，没有新的情报，就变成哪怕是用编的也好。」 图／《南山的部长们》剧照
图为金载圭被捕后判处死刑。 图／《MBC》
金大中对于韩国情治机关的观察，其实也能套用在台湾情治机关的情报搜集工作上。从现有的政治档案中，可以看到情治人员不断拿传闻或虚假的消息像政治犯「套话」；情治机关亦因为竞争所产生的大量真假难辨的情报，造就了各种荒谬的案件与结果。
阅读《南山的部长们》是个不小的挑战：人名细节繁多，对于韩国近代历史事件的陌生的话——至少于我而言，会有种进了「中永和」的错觉，在繁多的人名事件中绕圈，以为走到一条新路，其实还是绕回刚刚经过的路。大路中有街道，转弯处又有巷弄，想要抓到清楚的轴线或主干，颇为困难。但对同处威权统治情境与拥有类似经历的台湾读者而言，也不能说毫无阅读乐趣，例如，读到金大中对情报政治的看法，就让我联想到美丽岛案当事人的侦讯笔录中的问话。
其他例子还包含──
「郑仁淑」死亡之谜，则让我联想到陈文成案；在书中读到中情部干预选举，也让我想到调查局监控档案里情治机关干预党外人士出马选举或是当选的纪录
金忠植在书中做出以下论定：「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朴正熙的政治特质是『通过亲卫情报机构实现政治毁灭』。他运用包括情报部在内的权力机器，动用所有行政体系与资金，破坏选举的公平性，透过政治阴谋破坏妥协的规则。结果，许多执政党政治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在野党政治家则沦为依靠金钱与阴谋的卑贱、丑陋的存在。」
朴正熙（中间戴墨镜者）靠一心会防范军队倒戈，一心会则透过朴正熙的放任，而成为军队内近似帮派的利益集团。 图／美联社
「朴正熙的政治特质是『通过亲卫情报机构实现政治毁灭』。他运用包括情报部在内的权力机器，动用所有行政体系与资金，破坏选举的公平性，透过政治阴谋破坏妥协的规则。」 图／《南山的部长们》剧照
在金忠植的笔下，朴正熙透过中情部进行政治干预的细节清晰，但老实说，对于读了许多台湾戒严时期资料的我而言，心里难免不是滋味。如：看到朴正熙透过中情部阻止金大中等「年轻人」参选，力拱一位让这位独裁者感到「地位相当」的独立运动者参选，就会感叹：韩国虽也是独裁统治，但比起台湾，也是可以产生让朴正熙险险落选的「民主选举」。
又或者，在书中读到韩国「在野党」国会议员此起彼落地在议会质询、批评中情部滥权无度时，不也免思考：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在野党」都是表象，除了黄顺兴等无党籍或极少数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外，当对局提出质疑的声音微弱无声，更不用说剑指情治机关──当然，这些批判中情部或朴正熙政府的议员，也要承受被中情部算计入罪并且刑求拷问的后果。
另外，读到权力对于司法的干预时，检察官与法官辞职抵抗的气节，也让我怀疑戒严时期台湾的司法界如何面对权力的介入？印象中，几乎不存在，更不用说，现有档案证据显示，即是至高无上的大法官解释，都受到蒋介石与党国意志的干预。
那种「好想赢韩国」的声音，不仅在运动比赛上会从心里涌出，在观看韩国出色的议题式电影时压抑不住，就连读这本书之时，内心都忍不住喧嚷起来。而后是对同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失望。
而这个声音，也落在对于《南山的部长们》采访完成的羡慕上──除了沦为阶下囚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曾将自己的经历写作出版，以及另一位副处长高明辉接受记者采访，留下办案纪录与意见外，在台湾，少有涉及军事审判或情治工作的退役/退休人员接受过采访或提供证词。
1985年3月20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轰动华人社会的刘宜良命案——即著名的「江南案」——借提涉嫌教唆杀人的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左起）、局长汪希苓、第三处处长陈虎门，并提讯在押的竹联帮份子陈启礼、吴敦。 图／报系资料图库
1985年3月20日，国内治安单位动员了五百多名宪警及情治人员，支援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刘宜良案的安全戒护工作，而法庭仅费4小时审案，但治安人员却花整整24小时值安全勤务。 图／报系资料图库
市面上能读到的经历见闻，多半是正向或是历史大业般的片面口述，例如曾任国安局长、警备总部总司令的汪敬煦，曾任国安局长、调查局长的王光宇，都有访谈录或半自传出版，却流于平面。除了美丽岛案的口述，在我的国家，几乎无法见到任何一体制参与者针对案件的证词，更别说去揭露其背后的操作。
当然，韩国政治人物的自传或口述访谈，亦有此种被受访者引导的趋向，例如金钟泌过世前出版的传记，便是「正派」非常。正因如此，如金忠植这般有着清楚的目标设定与问题意识，进行大量采访、资料收集与比对，再与当事人进行核实与意见收集的记者，便显得更重要。
出于新闻训练背景，我会特别关注非虚构作品作者的方法与问题，研究他的材料出处。因此，翻读《南山的部长们》时，更对书中集结的情治人员、议员、政治人物、新闻记者、受难者等角度的说词，充满好奇。材料简直是海量，他到底为何要写这个题材，又是如何做到的？
忍不住进一步上网研究后，才知金忠植本人曾在1985年因为一则叛逃事件报导，在南山遭到严刑拷打，只因违反全面报导禁令，受到屈辱的他，心想：生在这拥有宪法的国家，竟然会遭到如此对待，总有一天他要写下来，1990年，找上《东亚日报》的他，终于实现他的愿念——每周写一篇南山的故事。
图／美联社
2004年南韩公开的朴正熙解密档案。 图／美联社
他又是如何执行这个计划？首先，他透过国会立法调查局制作的「韩国政治年表」，以及在各年的政治期刊，寻找中情部干预的案例，而后，再据此寻找关系人士。他解释写一篇文章需要三到四个新的点，如果是旧闻，就必须找到受访者，附上他的说法，产生新的补充。因此，他必须不断寻找受访者，大约找上了两、三百人，尽管有人拒绝，但也有许多人答应受访。包含受金载圭枪杀朴正熙事件牵连的青瓦台秘书长金桂元──他也担任过中情部长。
原被判处死刑的金桂元，后改判无期徒刑，并得得假释机会。温和的他，是金忠植唯一能找得到的中情部长，因此，想方设法找上门。即使金桂元不愿意受访，却也明白记者的职责所在，最终妥协。据金忠植表示，这个访谈让他如在直升机上那样，看到全局。而任职于情报部以及其他体制参与者的受访，也都是「为了未来与历史，开诚布公的证言」。
「作为记者，只要记者还活着，没有死，亲自采访才是写文章的原则。」
金忠植在某篇报导上这么说。
但如前所述，此时是卢泰愚执政期间，情治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受到限制，过程中，他依然饱受威胁，而《东亚日报》编辑局长金重培保护了他。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精炼地演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其展演的根底，即是记者金忠植所写的同名著作──其于1990年起，在《东亚日报》连载文章，时间长达两年两个月。文章集结成书后，销量达53万册，成为后人了解朴正熙时代政治权谋、斗争与案件，以及中央情报部作为的重要资料。此书一言以蔽之，即是金忠植藉著书中10名中央情报部部长的经历故事来概括朴正熙执政18年的历史。 图／《南山的部长们》书封、电影版剧照
「作为记者，只要记者还活着，没有死，亲自采访才是写文章的原则。」图为2004年南韩公开的朴正熙解密档案。 图／美联社
在《南山的部长们》后记中，金忠植对协助他完成作品的受访者与记者们表达感谢。在那个限制报导时代，在那种绝望下，仍有许多保留珍贵报导的记者，「这是工作的期限，我再次体会到留下纪录对历史而言多么重要。」
于我而言，阅读这部作品，只能感叹「时间」的残酷。尽管在解严前后，即有党外杂志、西方的报导，甚至刘宜良（江南）的作品，试图呈现当时台湾情治人的作为或内斗，而后学界亦从政治案件与档案中，揭开情治机关神秘的面纱，但没有在民主化前期尽力留下压迫体制参与者的口述与证词，终究会是一个遗憾。
尽管遗憾已不可追，但细研《南山的部长们》的完成，仍可以给我辈不少启发，尤其金忠植的这段话：
《南山的部长们》虽是韩国记者书写的外国历史，表面上与现在的台湾关系不大且遥远，但金忠植的作品，除了能提供历史类非虚构写作方法上的启发外，，我仍要举金忠植受访时提到的这句化：「为了让汽车加速，你必须看后照镜。」「历史」即为后照镜，观看韩国的历史，思考台湾的过去、现在，也能面对未来。
「我努力透过体验、客观观察我所看到和经历不到的事情，以朴正熙时代和中央情报部为主题，纪录过去。我没有忘记初衷，就是不要随意用听到、搜集来的资料急切地穿越时代，去衡量那些走过来的人。比起解释，更要重视没有多余修饰的事实纪录；比起华丽的词藻，更该重视证词与资料的真实；我不断在心中这样与自己对话。」 图／《南山的部长们》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