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怎么被抹黑？ 《福尔摩沙的呼唤》的认知作战

张若彤表示，这本《福尔摩沙的呼唤》原文就错误百出，又被政治偏见的翻译者给翻译得错上加错。这就是认知作战的本质：看似不涉立场，其实内藏政治意图。(图/张若彤提供)

这几年，民进党政府总是大声疾呼「慎防认知作战」，但是他们往往是认知作战的受益者，特别是在论述光复后、以及冷战时期的国民党威权历史时期，多数的历史论述总总能成为民进党的相骂本。那么那些看似中立的历史书籍真的是可靠的资料来源吗? 台湾近代历史调查员张若彤先生，就发现20多年前出版的《福尔摩沙的呼唤》，其中文译本就已经在刻意抹黑国民党，译者宋亚伯对原文的超译情况相当明显，而国民党几十年来浑然不知。

张若彤在脸书上发表「国民党 是怎么被抹黑的？」，要回答这个问题，《福尔摩沙的呼唤》这本书、该书的中文译本，以及其所发挥的影响力，肯定是要算上一笔。

著名侧翼网站「想想论坛」在2017年刊登了一篇叶博文的文章，向大家介绍了《福尔摩沙的呼唤》这本书。原书是作者是纽西兰人谢克顿（Allan J. Shacklenton），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驻台人员，二二八事件当时，这位纽西兰人就在高雄，还参与一场了军方与民兵的停火谈判，算是事件中非常珍贵的一手纪录。

只是这一段纪录的珍贵，由于中文版翻译的品质，而打了不小的折扣。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译者宋亚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不厌其烦地在译文内加上原文所无的「国民党」，兹举一例：

宋亚伯译本：

当我叫我的翻译上前来时，这名士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旅馆里的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排队。他的小队的一名成员此时也来了，准备把旅馆里的人带往监狱。当然了，我的翻译和我拒绝前往。但最后我的翻译同意陪同他再度前往「军事总部」。当他们离开以及其余国民党士兵也离开的时候，另外一组国民党士兵也用同样态度进入这家旅馆。幸运的是，旅客当中有一人能说北京话，于是向这些国民党士兵解释情况。就在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时，我的翻译和一名会讲英语的国民党军官返回。接着，这名国民党军官把我们带往位于高雄城外的山上要塞里。

原文：

I called out to my interpreter to come along, and the first thing the soldier did was to order everybody to line up in the front.One of the men of his section that had now arrived, marched the men who were staying in the hotel off to prison. My interpreter and I, of course, refused to go. But, eventually, my interpreter agreed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Headquarters once more. While they were away -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soldiers having left - another group made their entrance in a similar manner. Fortunately one of the guests could speak Mandarin and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While they were still discussing the matter, my interpreter returned with an English-speaking officer who took us to the fortress on the hill beyond the town.

直译：

我把翻译叫过来，而军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则是命令所有人在前面排队站好，再让随后赶来的一名小队员把旅馆里的人送去关起来。我和我的翻译当然拒绝离开，但最终我的翻译同意跟着他们再去一次指挥部。他们离开之后，剩下的军人也离开，有另一批军人也用同样的方式进来。很幸运的是，有一个住客会说普通华语，跟他们解释了这个状况。他们还在谈，我的翻译就回来了，还带着一位会说英文的军官，这位军官会带我们去市区外高地上的要塞。

这类的无中生有，在《福尔摩沙的呼唤》中文版里可说是俯拾皆是，特别是诸如「士兵」、「军队」、「指挥部」、「警官」⋯⋯相关名词，前面都特别加上「国民党」三字，而原文根本没有提到、或者顶多是说Chinese。以至于还出现了将「China」、「she」，翻译为「国民党中国」这样的状况。

相对的，译者宋亚伯对于书中提到的台湾暴徒，可说极具呵护之能事。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原文中的mob（正式的意义为暴徒、乱民），被翻译成了中性的「群众」、「人民」、「游民」。比如「暴民带着一根可怕的木棍」，被宋亚伯翻译成「带着木棍」，至于「被暴徒残酷地打伤了」，则修饰成「被群众打伤了」。如此一来，rebellion （中性的反抗，或贬意的叛乱）被译为正能量的「抗暴」，我们也不必感到意外。

这还只是观感上的加料，而宋亚伯的超译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文其实没说错，但宋亚伯加上了「国民党」反而就出错了的状况。

例如以下这一段，原文是说「不准和日本进行贸易」，并没有指名是「谁」不准「谁」和日本贸易，宋亚伯的译文无中生有加上了「『国民党当局』不准『台湾』和日本进行贸易」，这就完全改变了原话的意义。

宋亚伯译本：

「另外一个很大困难是，国民党当局不准（准）台湾和日本进行贸易，因为台湾大部分的机械设备都是日本制造的，因此禁止和日本贸易就等于不可能从日本制造厂购买修理零部件，而要其他国家制造厂生产修理这些机器的零部件又几乎同样不可能。」

原文：

“Another great difficulty was that no trade was allowed with Japan. As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was manufactured in Japan, it was impossible to obtain repair parts from the manufacturers and almost equally impossible to get any other manufacturer to make repair parts.”

直译：

「另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大家不被允许和日本进行贸易。由于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机械与设备都是在日本本岛所制，一来不可能从制造商取得维修零件，二来由其他的制造商来生产维修零件，也同样的不可能。」（宋亚伯译《福尔摩沙的呼唤》，原文位于《Formosa Calling》页20）

他显然不知道，战后初期的日本处于「盟军占领状态」，日本当时没有主权，等于是亡国。因此日本所有的对外贸易，均由盟军总部统一管制。盟军驻日本指挥度仅允许日本(只是地名)对外贸易额，只能恢复到到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不但出口须以进口国需要之货品为限，且不允许威胁到战胜国的贸易。

日本在战败后，盟军规定其贸易额只能到战前的40%，这是限制，也是惩罚。(图/张若彤提供)

这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惩罚」，是盟军在战后初期的政策，目的是让日本在投降后成为一个无害、又不至于成为盟国负担的新国家。这一决定均不是「国民党当局」所造成，然而，宋亚伯将这段话翻译为「国民党当局不准台湾和日本进行贸易」，不但与原文不合，且是完全昧于事实。

别的不提，当年国营的台电公司，就曾经尝试绕过盟军总部的贸易管制。

一九四六年台电库存电灯泡严重不足，台湾使用的灯泡为日规，无法以中国的产品代替，台电于是翻出了战争时期对日本灯泡厂的采购合约，与盟军有关单位谈判、并请求日方厂商依合约交货，最终得到善意回应。

台电试图回避盟军对日本的贸易管制以进口日规灯泡。(图/张若彤提供)

对于当时的台湾民间而言，一般应该很难有与在日盟军总部对接的管道，这就是民间要求政府出面的原因。

一九四六年二月台湾的《民报》所举办的振兴座谈会，与会的日光铁工厂代表林添福，鉴于台湾岛内的钢铁存量已经不多，建议政府赶紧「由本国运来，抑由盟军采买」，对当时的台湾商人来说，向盟军申请采买也是选项，没有什么不准与日本贸易的事情，事实上，对日贸易不但有，而且是用一种特殊的「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的。

战后台湾与日本间首度的正式贸易是以「物物交换」进行的，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台湾方面提供香蕉等产品，换得日本提供交通器材与菜种，使用物物交换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盟军的禁令之外，另外就是台币、法币、日圆之间的汇兑障碍。

因此，真要说当年有所谓的「不准与日本贸易」，恐怕是走私贸易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又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走私贸易？战后初期全世界都在闹粮荒，那些试图「将政府明令禁运的食糖与米谷运往日本」的走私贸易，当年中国海关与盟军都有查扣的纪录。

《福尔摩沙的呼唤》一书中文版诸如此类的超译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是译者宋亚伯凭空制造了不存在的死者。

原着的第62页，作者自述自己在二二八事变中，在军方打下高雄市后回到市区，在找旅馆过夜时碰上了一群去找小姐、被妈妈桑挡在玄关的军人。由于外国人打算住下，军人只能放弃离开。小姐们于是感激作者，说她们听说军人会枪杀第一个应门的人、感谢作者救了他们。作者还下了评论，认为「军人没他们说得那样夸张」，作者认为小姐们所说的情况，可能只发生在某些反抗者较多的区域，或是有特别冲动的军人所为。

这一段情节，译者宋亚伯不但在段落之前加上了「镇压之余不忘嫖妓」此一原文没有的标题，更凭空加入了「旅店老板被杀」、「小姐们丧夫丧子」等情节。

宋亚伯译本：

「但这些国民党军人所干的懦夫行为显然不是在整个高雄市进行，而只是在某几个地区，没有人知道这是因为这几个地区被认为暴乱特别严重, 还是因为这只是某些国民党士兵自己一时的冲动。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国民党军队这种行为毕竟在我们周遭制造了许多丧夫丧子的怨妇。」

原文：

“This dastardly notion of the soldiers was apparently not done all over the town, but only in certain blocks. No-one knew whether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those blocks were considered to be more rebellious or whether it was the whim of certain groups of soldiers. Whatever the reason, there were many red-eyed and sorrowful women in our locality.”

直译：

「这种对军人极为卑劣的印象，很显然的，并不是在整个市区、而是只有在某些街区才这样做。谁知道呢？搞不好这些街区反抗人士比较多，或者哪些军人一时冲动。不管理由是什么，现场有着一大堆红着眼睛又难过的女人。」

以上我们主要是针对译者宋亚伯的翻译品质问题。但撇开翻译，作者的原文也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分类：书中若是作者本人的亲历见闻，那就如同所有的一手史料一样，是十分珍贵的纪录，即便难以查证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是作者对于政府政策、社会事件、时局的理解与评论，则还是应该疑、查、而后信。而如果是二手三手四五六七八手的传闻、道听途说，那也没有什么读的价值，应该要让作者来证明它有、而不是让我们来证明它有没有。

在查证之下，《福尔摩沙的呼唤》的作者对于政府政策、社会事件、时局的理解与评论，往往是禁不起仔细查证的，乃至于许多简单的基本史实都可以弄错。这可能是受限于其外国人的身分，语言不通、加上资讯管道有限所致。好比说作者谢克顿，不可思议地似乎完全不知道，战后要把台湾岛内的日本人全数遣返的，恰恰是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反而是省行政长官公署方面，一直是争取要留下日本技术人员的。

这件事在当年可是本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作者谢克顿明明身在台湾，却能把这段以德报怨、不与日本平民为敌的历史，完全写颠倒。谢克顿是这么写的：

直译：

「更夸张的是，中国人对所有日本人仇恨已经超越了通常的范围，他们急着尽快把日本人送回日本，这也报应在他们自己身上，造成产业上的大麻烦。」

原文：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let their hatred of everything Japanese go beyond the bounds of common sense and hastened to ship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to Japan with all speed. This rebounded and caused them very great difficulties in industry.”

（《Formosa Calling》页19）

但谢克顿完全不懂，遣返所有海外的日本人，这是盟军（也包括谢克顿的母国纽西兰）的一贯政策，并非什么中国人对日本人超越常理的仇恨。

早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这是在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前），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就努力透过中国陆军总部向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他同时也是驻华美军指挥官）协调，希望能留下日本技术人员，但美方坚持照原定政策、最多宽限暂留五千名（技术人员一千、其余眷属）。几度沟通之下，最终是以两万八千人（技术人员五千六、其余眷属）为限，但仍须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前全数遣返。再经不断协调，才例外让少数「志愿留华且绝对无可取代之技术人员」续留。

与大众所知不同的是，在光复初期，陈仪曾一度希望留下日本人，之后因他们涉及228事件，被全部遣回日本。《民报》1946年6月17日。(图/张若彤提供）

反而是因为爆发了二二八事件，部分留任的日本人参与了动乱，行政长官陈仪才一改先前坚持留用日本技术人员的态度，转而支持一个也不留的作法，但此时实际上还在台湾的技术人员也已十分有限。

《福尔摩沙的呼唤》弄错的基础史实还不只于此，再好比作者似乎也完全不知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省行政长官公署，为了重建战后的台湾贴了多少血本，以至于他写下：

直译：

「中国正处于内战的阵痛期，其经济也因此受到打击，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复兴重建，事实上中国从这座岛上取走了那样多资金，以至于好像中国不知道重建是什么意思一样，应该用来恢复这座岛的工业与经济的资金，反而被拿去支持大陆岌岌可危的经济系统。」

原文：

“China was in the throes of a civil war and her economy was suffering accordingly. She therefore had no money to spare for rehabilitation and restoration - in fact she took so much money out of the Island that it looked as though she did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rehabilitation - and money that should have gone into restoring the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Island was taken to bolster the tottering economic system on the mainland. （《Formosa Calling》页19）

谢克顿这些说法，不但不对，还都说反了。

当时的中国可不是因为「内战」，而就是因为「对日作战」刚结束所以国破民穷（台湾更是盟军（美军）炸的），但就是这样的中华民国，依然紧咬牙关，发行台币以一比一承接了日本时代的台湾银行券（台银券所有的黄金与债券准备早已抽回日本本土，仅余帐面数字），甚至概括承受了日本投降后疯狂滥印、但多数已支付给台湾民间换得实体资产或清偿军方债务的武尊千元券，保全了台籍平民的货币资产。

再由于战后世界粮食短缺、配给肥料均以生产粮食为优先，为了复兴台湾糖业、为经济作物甘蔗取得所需的肥料，就是由国民政府的贷款来买的，这笔贷款，当然压缩到了其他中国人民的救命钱。

再如炼油、糖业等受炸严重的单位，恢复生产要向国外购进设备，所需的千万美元外汇，也均由中央银行贷出。中央贴血本，省行政长官公署贴的本就更大了，乃至于对包含公营事业在内的公部门的垫款，成为当时台币膨胀的最主要项目。

作者谢克顿不提「恢复岛内工业与经济的资金」还好，既然他提了，我们也必须提一下以下这段历史。

《福尔摩沙的呼唤》作者谢克顿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总）的驻台人员，联总对于当时战后满目疮痍的世界，宏观而言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具体到「恢复台湾工业与经济的资金」这件事情上，当年的中华民国是一开始就拒绝了来自联总John Earl Bakery所提的台湾经济复兴方案，因为该提案，虽然为台湾的产业引进美方的资金，但附带要求大比率的所有权移转，这就是当年联总干出的事情。要是国民政府真要答应了美方，那根本是卖国的行径。

客观来说，国民政府的确有挹注中央的金钱与资源给台湾，反之也有将台湾的资源移转到中国，但这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将台湾的米运去大陆，运米这是绝对没有的（二二八事件之前），陈仪在这一点上是很对得起台湾人的，不但挡住中央硬要、也挡住地方走私，就是不让米出口。

《福尔摩沙的呼唤》这本书的错误实在「罄竹难书」，别的就算了不跟他计较，但这本书的作者，把福建省主席任上的陈仪，也写成了「以贪污腐败滥杀无辜闻名于世」。陈仪本人的清廉，这是连政敌都不敢随便质疑的，现在被你一个外国人谢克顿这样讲。

这种对陈仪的污蔑，居然成为了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乃至于在后来的电影《悲情城市》里面，也是讲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丝毫没有一丁点怀疑，这些人可都是文明人。感觉不到悲哀的悲哀，是非常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