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的呐喊
图／MS.DAVID
如果夏公读张爱玲和钱锺书有「石破天惊」的发现，那是因为他「离经叛道」。「新批评」学者苦读细品见山不是山，往往能在字里行间的细微处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机。
一
郑树森教授在〈夏公与「张学」〉一文提到，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但其影响力早在一九五七年绽发出来。因为志清先生在美国撰写《小说史》时，每有所获，就邮寄给他哥哥济安先生过目和提供意见。一来在《小说史》上榜的作家在当时的台湾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二来张爱玲除了身在美国外，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济安先生因此把书中张爱玲那一章幕后中译出来，题名〈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以夏志清的名字在《文学杂志》发表出来（二卷四期）。一九五七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生，常到老师在温州街单身教职员宿舍走动。
记得他拿着刚出版的《文学杂志》感慨地对我说：「张爱玲终于遇到我老弟这个伯乐了。」其实夏志清的《小说史》并没有偏爱张爱玲。他对当年被文评界冷落的「千里马」如沈从文和钱锺书不是一样的就其独特的个人才华说了公道话？当然，夏志清把张爱玲这么一个「通俗」作家跟鲁迅等殿堂级人物相提并论还不算，居然还说她的短篇小说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郑树森在文中透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台湾小说家朱西宁曾跟他说过，一直推崇张爱玲的成就，「但要到夏公出来讲，才更加确定，觉得终于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可想而知，夏公这篇文章对当时台北文学界震动很大。」夏公文章让我们阅读张爱玲成了一种崭新的经验，不在他立言的胆色，而是因为他对张爱玲作品的论证，每能跟她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互相印证。我得再引用郑教授对夏公文评取向的表述。
首先，就方法学而言，夏公贴近美国形式主义「苦读细品」的传统。形式主义也称「新批评」，就文论文，不把作家的书写和他们的家世或生平混为一谈。通过「苦读」，夏公感受到张爱玲对文字色彩的敏感。其次，他又连带的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丰富得近乎「华丽」的意象。夏公是第一个把这关键词视为张爱玲文体一大特色的文评家。这名词日后成为「张学」一个热门论题。
其三：「华丽」以外，另一个周而复始的在张爱玲小说出现的关键词是「苍凉」。这也是「张学」专家为文时常用的一个出发点。「苍凉」就是「人生一切饥饿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其四：夏公认为张爱玲心理描写细腻，但是她的观察态度老练而客观。
其五：夏公通览张爱玲著作后，肯定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就她人物相处的状况来说，悲是「大悲」，也就是「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把「非个人」解为“impersonal”，即得「新批评」论说之精髓。其六：夏公最先看到张爱玲受佛洛伊德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这从她小说中圆熟活泼的语言和对白就可看出来。
《小说史》一九六一年三月上市。同年四月十三日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了David Roy篇幅特长的书评，推许此书面世为年度出版界「一大盛事」（“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难得的是，「在现存的各国文字书写的这类研究中，也以此书为最佳」（“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David Roy是传教士之子，写过郭沫若评传，后来专心致力翻译全本《金瓶梅》。去年终于大功告成，终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是个大行家。
说《小说史》在西方汉学界中是「横空出世」，看来一点没有夸大。夏公在出国前早已在西方文学浸淫多年，文学理论亦尾随「新批评」诸大家，凡此种种，套用郑教授的话说，「都令其文论与当时美国汉学界大相径庭。后者忽视分析、义理，仍以实证主义考据、版本等为终极关怀，而眼界不及现代中国文学。……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张爱玲论析，无论是当日的华文学界或西方汉学界，恐怕连『逆流而上』都谈不到，只能视为『荒野的呐喊』。」
本报讯
二
拿相命先生的行话来说，夏志清因《小说史》建立起来的名声是「异路功名」。他是一个全科英美文学训练出来的奇才，后来因时势所迫留在美国「改行」讲授中国文学，这对他说来想是个意外。说是「异路功名」，因为无论从个人志趣或学术背景来看，他也万万想不到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美国学界老一辈的人眼中的「汉学家」。
重读夏公收在《谈文艺、忆师友》中的几篇自传文章，深受他在追求学问表现的「坚贞决绝」精神所感动。他在沪江大学念三年级时就选了难「啃」的德文，作为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对外语要求的预先准备。他在家自修时也没有避重就轻，念的都是经典，像歌德的《浮士德》上下两部。此外还有海涅（Heinrich Heine）的诗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诗剧。到耶鲁上学的第一年就轻轻松松的通过德文考试。但接下来还要应付两门硬梆梆的功课：「古英文」和「古代冰岛文」。他苦练得来的德文阅读能力都用得上，因写读书报告非要看德文参改资料不可。
夏公读英诗，深受〈荒原〉作者艾略特影响。艾氏对十七世纪的「玄学诗」（metaphysical poetry）情有独钟，但夏公早在沪江当学生时就迷上了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布莱克的「预言诗」特别难懂，但夏公硬着头皮把他称为「怪诗」的〈密尔顿〉和〈耶路撒冷〉都一读、重读、三读读得烂熟。这么说，一来为了说明夏公读书不知难而退。二来试看这位被华兹华斯视为「疯子」的神秘诗人会不会因诗作暧昧难懂间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学美国。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夏氏兄弟双双受聘北大英文系，济安是讲师，志清是助教。胡适之先生这时从美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不久即有消息传出来，纽约华侨企业巨子李国钦答应给北大三个留美奖学金，文、法、理科各一名。北大全校资历浅的教员（包括讲师、助教）都可以申请。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当场考一篇英文作文，二是另交一篇书写的论文近作。这些试卷和论文都由校方资深教授评审。
夏公决定以「疯子」布莱克作论文题目。北大图书馆有牛津版两巨册《布莱克全集》，参改书也有三四种，加上平日以布莱克「粉丝」的心态搜罗得来的资料，最后写成了一篇二十多页的论文。即场考试由客座教授R.A. Jeliffe主持，出的题目是〈出洋留学之利益〉。夏公说得好：「真可谓『八股』之尤。」
论文部份，由英文系的客座教授燕卜荪阅卷。燕教授本名William Empson，英国人，剑桥大学出身，所着《七种歧义》（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对英美文学批评风气影响极大。他不属于崛起于美国东岸的「新批评」阵营，但思路气味相投。夏公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时期早已「忍痛」用相当于半个月薪金的价钱买了几本「非买不可」的新书，其中有勃罗克斯（Cleanth Brooths）论诗的扛鼎名著《精致的骨坛》（The Well-Wrought Urn）。夏公说燕卜荪在北大教书，相当清苦，买不起新书，因此他们兄弟看完《骨坛》后就借给他看。燕卜荪读后异常欣赏，自动写了书评寄美国「新批评」旗舰刊物的《Kenyon Review》。文章刊出后，Kenyon学院还请他教暑期班，从此跟美国的「新批评」学派建立了关系。
李氏奖学金的评审结果是文科的得奖人是英文系助教夏志清。名单公布后，据夏公在〈红楼生活志〉所说，「至少有十多位讲师、教员连袂到校长室去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把这份奖学金由他领去？胡校长虽然也讨厌我是教会学校出身，做事倒是公平的，没有否决评选委员会的决定。」
其实胡校长的「偏见」，看来倒不是夏公出身教会学校，因为燕京、岭南和圣约翰这三家都是教会学校。胡先生「看不过眼」的可能是沪江不是什么「重点大学」。夏先生自己也说过，「今天沪江大学停办已有五十四年了，毕业生间以从事学术研究而出名的一向就不多。在英美著名大学英文系拿到博士学位的，想来就只有张心沧同我二人。」
胡校长虽然没有否决评选会的决定，对教会学校的「余恨」未消，竟认为像哈佛、耶鲁这些学校夏公简直不用申请，因为李氏奖学金只有两年，连个硕士学位都拿不到的。胡校长没有「胡说八道」，因为新任的北大英文系副教授王岷源是个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在耶鲁读了四年才拿到硕士学位。
夏公在耶鲁苦读三年半，拿到博士学位，但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他先在社区学院教英文，又在密西根大学的东亚系跑过一年的「龙套」，做「访问讲师」。上文说过夏公是张爱玲的伯乐。夏公一生也遇过他自己的伯乐。当年如果不是兰荪（John Crowe Ransom）和燕卜荪两位教授鼎力推荐，凭常识看，一个出身「寒门」的大学毕业生谅也无门路走进耶鲁的庙堂。
早年英译《红楼梦》（节本）的哥大东亚系教授王际真一九六○年时行将退休，开始「暗地」物色继任人选。这时《小说史》还在最后的制作阶段。有位负责审稿的资深教授跟王际真聊天时对这本书称赞有加。王际真心念一动，跑到耶鲁出版社要求看清样。在半个小时的空档内，他只能匆匆浏览了序言和鲁迅那一章。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际真发信给夏公，恭贺他在这领域里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你的评价十分正确，文笔又是那么优美，不仅优于所有中国人，而且在所有学术圈子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如果夏公读张爱玲和钱锺书有「石破天惊」的发现，那是因为他「离经叛道」。「新批评」学者苦读细品见山不是山，往往能在字里行间的细微处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机。华兹华斯论「疯子」布莱克有言，「这家伙毫无疑问是疯子，但他的狂痴处有些东西比拜伦和司各特的清醒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位田园诗人是在苦读细品后才得到这个印象和结论的。夏公于一九六二年获聘为哥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