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 69的運毒死刑犯：新加坡不容動搖的「死刑即正義」？

马来西亚印度裔男子纳根（图）2009年在入境新加坡时，被发现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最终被判死刑。纳根不仅被认定智商为IQ 69，同时也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本集重磅广播邀请到新加坡自由记者兼人权捍卫者韩俐颖（Kirsten Han），试着从纳根的案子里厘清尚未解决的争议。 图／美联社

编按：纳根已经在2022年4月27日行刑，遗体将送回马来西亚安葬。

在新加坡，运毒的最高刑法是死刑，但如果运毒者是智能不足者呢？

2009年，一名21岁的马来西亚印度裔男子纳根（Nagaenthran K Dharmalingam）在入境新加坡时，被发现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最终被判死刑。根据诊断，纳根不仅被认定智商为IQ 69（低于常人85至115的平均智商），同时也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这些诊断状况意味着这会影响、左右纳根当下的判断，即他或许不清楚自己「正在运毒」，也不一定了解运毒将会为他招致什么「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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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根原在2015年申请判处无期徒刑，但未获得法院允许。在被关押超过十年之后，新加坡法院无预警在2021年10月26日发出通知，表示将在11月10日处死如今已经33岁的纳根，未料此案却在短时间内意外引起星马两国、人权组织、律师团体和国际媒体等关注与施压，认为此案仍有许多尚待厘清的争议；此外，马来西亚首相依斯迈沙比利更以私人身份致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希望可以暂缓行刑。

在多方争取下，法院同意暂缓纳根的行刑，而此案也在纳根确诊后，一直展延到3月1日举行听证会。截稿前的最新状况是纳根的案件将押后再审，仍不确定他最终能否获得赦免。

本集重磅广播邀请到新加坡自由记者兼人权捍卫者韩俐颖（Kirsten Han），试着从纳根的案子里厘清尚未解决的争议，从中探讨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当中，背后的诘问或许也在于：假设在不可能错判的情况下，运毒的纳根就是罪不可赦，那么新加坡整体社会——从政府到民间——究竟如何理解「死刑」？

假设在不可能错判的情况下，运毒的纳根就是罪不可赦，那么新加坡整体社会——从政府到民间——究竟如何理解「死刑」？图为2016年印尼与马来西亚的跨国贩毒案。 图／法新社

▌网友A：「正义，就是绞死运毒者。」

新加坡以其严刑峻法著称，这也被视为让社会安全和安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地，通常有三种情况会被判处死刑，分别是枪枝犯罪、谋杀和贩毒／运毒，而当中大部分被处以绞刑的死囚基本上都与毒品犯罪相关。新加坡法律规定，贩卖、制造或运送毒品超过一定的数量与额度（如15克海洛因和500克大麻），将是唯一死刑。例如，本案的纳根被发现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因此难逃死刑。

运毒固然有罪，不过纳根一案引起的争议主要围绕在其智商以及司法程序上的问题。纳根的智商低于常人，且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换言之，纳根无法有效评估风险和后果，进而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此一诊断不被接受，新加坡法院认为纳根并没有严重的智力问题，指出纳根清楚知道携带毒品是犯罪行为、晓得如何在其大腿藏匿毒品，且谎称自己是在胁迫下犯罪——

因此，新加坡法院维持死刑判决，随即在两国社会引发关注与争议——不仅有马来西亚人上街抗议，也有新加坡人开始为纳根家属筹款。甚至，各大国际媒体也纷纷跟进纳根一案，让新加坡的死刑制度再度被推上台面讨论。面对种种质疑，新加坡当局也仅一再强调纳根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下的充分正当程序」。

在新加坡，通常有三种情况会被判处死刑，分别是枪枝犯罪、谋杀和贩毒／运毒，而当中大部分被处以绞刑的死囚基本上都与毒品犯罪相关。 图／韩俐颖提供

加坡法院维持死刑判决，随即在两国社会引发关注与争议——不仅有马来西亚人上街抗议，也有新加坡人开始为纳根家属筹款。图为去年11月，在马来西亚抗议声援纳根的民众。 图／欧新社

「处决一名有任何精神或治理障碍的人，即违反国际公约也不人道，让人觉得恶心。」

《当今大马》报导，纳根代表律师苏仁德兰（N Surendran）对此批评新加坡内政部试图把一名只有孩童智力的人，描绘成精于算计的罪犯，借此平息两国民众的愤怒，以及国际社会持续升温的抗议。

苏仁德兰批评，新加坡并没有依据纳根的精神和心里状况给予其公平待遇，例如应该为其进行程序调整，在审讯过程中安排能与智能不足者沟通的人在场协助。他更提醒新加坡身为《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缔约国，应该履行其义务，「从第一天开始，纳根就没有得到正当程序的对待。他被当成是正常嫌犯，警方来盘问这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录取口供。然后，这些证词在法庭上却对他自己不利。」

针对纳根的诊断状况，新加坡内政部和人权律师皆提出了不同解读。韩俐颖指出双方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在于新加坡法律采用了更高的标准，即：纳根不仅要证明自己有智能和社会心里障碍，还必须证明这些障碍会影响其推理能力和生活功能，「纳根有可能还是会带毒品，但他不一定了解后果，就像小孩子做决定，有时是会冲动做出选择的。我们的看法是，联合国已说明不能对严重社会心理和智能障碍者执行死刑，所以新加坡法律和死刑制度并不符合人权国际标准。」

事实上，新加坡在2012年修订《滥用毒品法》，针对「唯一死刑」进行调整，指出犯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例如当运毒者不涉及其他犯罪行为、或是精神状况有问题等。然而，纳根的案例此次却不被采纳豁免。

那么，纳根的智力与精神状况现在究竟如何？一名新加坡24名死囚的代表律师拉维（Ravi）在与纳根交谈后，指出：

图左为英国记者、写作者艾伦·沙德雷克、右为著名的死刑人权律师拉维（M.Ravi）。沙德雷克过去亦曾多次撰文批评新加坡的死刑政策，后被新加坡政府以藐视法庭罪起诉并监禁。拉维则同为此次纳根案发言「纳根就像一位5岁的小孩，他话不多，只是看着你，他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他说自己置身在花园里，他不敢离开花园。」 图／法新社

纳根的家属也证实纳根反复不定的精神状况。纳根的家人在2021年10月26日才收到纳根会在两个星期后——11月10日——行刑，当时除了适逢屠妖节前夕，且家属能做出的反应时间极短。这意味着，在两国当时仍未放宽边境管制措施的情况下，纳根的家属要在两个星期内提交所有的检测相关资料，凑足跨境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交通和住宿费用，这对一个低收入家庭而言并非易事。但或许幸运的也是，纳根案子意外引起的关注，让纳根家属顺利凑足款项飞往新加坡，最终与纳根见上一面。

根据纳根弟弟纳维（Navin）的说法，纳根在对谈时语无伦次，眼神也无法对焦，他的眼珠不停转动、看向不同的方向——不管是天花板、纳维的身后——这让纳维深感不安。纳维也提到，纳根唯一记得的人似乎只有母亲，并且还反复叮咛纳维要照顾母亲。

对此，韩俐颖指出，新加坡死刑犯基本上都关押在单人牢房里，被单独监禁。换句话说，对于像纳根一样身心有状况的犯人而言，在长时间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其状况很有可能会因此恶化或变得更不稳定。纳根的代表律师苏仁德兰当时也提供类似观察：

新加坡以其严刑峻法著称，这也被视为让社会安全和安定的重要因素。图为2016年印尼与新加坡的一起跨国贩毒案。 图／法新社

▌网友B：「IQ69 还能独自去新加坡... Wow！」

纳根并非特殊个案。新加坡近期也有三个备受关注的运毒死刑犯，分别是马来西亚籍Pausi Jefridin、两位新加坡籍Roslan Bakar和Rosman bin Abdullah，他们原订于2月被处决，后来在各方争取下，法院暂缓死刑处决。而他们三位皆和纳根拥有类似状况：前两者为运毒共犯，Pausi被诊断出IQ 67，Roslan被评估为「判断力、决策力、冲动控制等能力有限」，而Rosman也有低智商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或许也因为纳根的案件「幸运」掀起讨论，相比起其他运毒犯，其生命历程也才能相对立体地被呈现出来。

据《The Star》整理，回到2009年，当时约21岁的纳根在新山（马来西亚南部、临近新加坡）工作。纳根的父亲当时需要动心脏手术，他想跟一位名为「K」的人借马币500令吉（按照2009年汇率，约为新台币5,000）。K当时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要让纳根帮他带一些「东西」去新加坡。纳根当时并不愿意，不过却被K威胁若不服从，就要伤害他的女友。最终，纳根就在胁迫之下，带着毒品入境新加坡。

在一封写给新加坡总统哈莉玛·雅各布和总理李显龙的特赦信里，纳根的母亲潘查莱（Panchalai）也描述，纳根一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要出外打工，帮补家用，减轻自己的负担。其中，最关键也是在潘查莱的说法里，道出了一般低收入家庭在孩子的精神和心理状况／疾病上，相对缺乏意识与资源寻求协助：

图为去年11月，在马来西亚抗议声援纳根的民众。 图／欧新社

图为穆鲁格苏（Shanmugam Murugesu）死刑案。2003年，曾为新加坡水上摩托竞速冠军的选手穆鲁格苏，因将约1公斤的大麻从马来西亚带入新加坡而遭到逮捕，2005年在新加坡被处决。 图／路透社

纳根的例子不仅是运毒犯罪，也反映了一个来自少数族群家庭、相对弱势的智能不足者如何被排除在社会和司法的保护网之外。

现实是，如今的整体大环境——上至司法制度下至社会——依然欠缺对身障者的了解。面对新加坡政府坚称纳根没有智力或精神缺陷，多个声援纳根的身障者权益组织澄清：就算纳根看似可以独立自处，但这无碍他仍是智力缺陷者；他们能够表达、独自旅行，有些甚至可以管理自己的财务，但无论他们看起来如何独立，他们仍需要协助，来做决定、选择和沟通。

韩俐颖对此补充，「目前，新加坡并没有为所有的死刑犯进行常规性的心理和智能评估，我们不了解有多少人有类似的状况。就算他们没有心理或智能障碍，但在长时间单独监禁的情况下，也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状况。」

回到根本问题，韩俐颖认为新加坡司法制度着重于处罚，并没有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活等如何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因此，对于一些家境贫苦的少数族群而言，他们往往在死刑犯人数里占据高比例。不过她强调，这不代表个人因为家境贫穷或患有精神障碍就不需要负上责任，而是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应该要将这些人的生命经历等复杂因素综合纳入考量，并且思考如何解决这一些因素，而非一味地想利用死刑达到威吓作用。

根据《SBS》报导，若纳根最终依然被判处死刑，至少还会有25名死刑犯也准备面临处决，其中，75%都是少数族群。

2007年，来自奈及利亚的Iwuchukwu Amara Tochi在2004年被发现携带毒品入境新加坡，因毒品超过一定分量，而被判死刑。不过Tochi辩护，他以为自己携带的是要给朋友吃的非洲草药。最终，他在2007年被绞刑，图为民众当时在监狱外进行哀悼仪式。 图／路透社

▌网友C：「人权支持者，把你们的同情心用在别的地方吧！」

站在新加坡政府的立场，贩毒和运毒人士之所以罪不可赦，是因为这一些毒品会危害无数家庭。例如，新加坡内政部就指控，纳根偷运42.72克的海洛因可供510人一星期的吸毒份量。相同的说法也可从开国总理李光耀先前的访谈里得到证实——李光耀也支持对运毒人士执行死刑。他在《BBC Hardtalk》里提到：

新加坡内政部也以此作为政绩，认为严刑峻法让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除了相对没有严重的犯罪，凶杀案或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也相对较少，而这也普遍得到新加坡民意支持。

不过，该如何理解民意支持度，韩俐颖提出不同观点，「学者的民调发现新加坡人在死刑议题上可以获得的讯息量不足，所以尽管人们普遍支持死刑，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的话，他们也不一定清楚间中细节。」她引用学者说法，表示一旦人们对于死刑以及执行细节有更多了解，支持死刑的看法就会有所松动，「这也跟新闻不自由有关，在新加坡相对看不到（与政府不同的）其他观点，所以我们也才要做更多的活动，像是讲述死刑犯的故事等等，提高大家对死刑的认识。」

在韩俐颖积极跟进这几起死刑案件的同时，邻国马来西亚的律师与人权组织等也持续呼吁新加坡政府彻查案件，并且以缔约国身份遵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给予马来西亚公民纳根和Pausi特赦。不过矛盾的是，马来西亚也是执行死刑的国家，且也经常对运毒和贩毒人士判处死刑。

「这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谈判时，处于非常脆弱的位置。」国际特赦组织全球死刑顾问桑乔治（Chiara Sangiorgio）指出。桑乔治在2月的一场记者会上敦促马来西亚内阁尽快决定废除死刑，因为死囚母国对于死刑的立场将影响抢救工作；而也唯有在马来西亚对废死有一定共识，尽管先从暂缓死刑开始，也才能让马来西亚政府有协商空间，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处死自己的公民。

2007年，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外提醒民众不要吸毒的海报。 图／美联社

矛盾的是，马来西亚也是执行死刑的国家，且也经常对运毒和贩毒人士判处死刑。2021年10月，当地一名55岁的菲律宾苏禄籍无证女渔贩Hairun Bte Jalmani因为运毒而被判死刑，当她被官员带去行刑的那一刻，在走廊上崩溃哭喊的画面，引起关注与争议。 图／Twitter：AADK Besut

与新加坡类似，马来西亚民间对于死刑议题仍讨论不足、官方对于死刑数据和资讯也不透明，因此尽管当地近年来也频频出现废死呼声、一度激起辩论火花，但最后仍不了了之。现实情况是，在废死议题上，两国依然需要更多针对死刑议题的关注、深化讨论，最终才有机会一步步走向改革制度的方向。

对韩俐颖而言，倡议废死也是因为自己对于新加坡有一个期待和想像：一个没有那么「处罚性」的社会，这个政府和社会可以试着了解一个人犯罪背后牵涉了什么复杂和无奈的因素，并且愿意试着解决这一些因素（可能是贫穷、劳工剥削等），找出更具同理心的制度来解决问题，打造一个比较平等的新加坡。

长远来看，唯有当制度变得更完善，未来的个案才能获得更多保障，但如今眼前这些焦急的个案该怎么办？

截稿前，仍无从得知纳根、Pausi、Roslan和Rosman的最终命运。但若真的被判处死刑，这个死刑制度到底惩罚的是谁？

「纳根偶尔会说他了解他们（新加坡政府）要执行死刑了，他会开始交代后事，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状况。但几个小时后，他又会说他之后想回家吃妈妈煮的饭。」 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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