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内地最大丑闻，又反转了？
这几天，邯郸杀人案成全民焦点，引发群情激愤。
一度传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案情细节，后都被一一辟谣。
不过，愤怒并未因此消减。
「重判 」「 死刑」「取消刑责年龄」的呼声相当高 。
类似很多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也被重提。
「零容忍」几乎成了全网共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种种讨论中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以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今天，我们不妨展开聊一聊——
近两年，每次看到未成年犯罪话题，鱼叔总会想起一部韩剧——
《少年法庭》。
这部剧的开头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一名8岁男孩，惨遭杀害抛尸。
而年仅13岁的少年，满脸鲜血，手里还握着分尸用的斧头。
本以为是影视剧的艺术夸张手法。
没想到，现实却比剧中更残忍。
邯郸杀人案当中，三名少年犯 不仅 长期 霸凌受害 者，最 终 将其 残 忍杀害。
而且是有预谋的凶杀，提前挖好了埋尸的土坑。
还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冷静否认……
这三名初中生的残忍程度， 远超出了人们对未成年人的认知。
也因此，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
不过，网络上也夹杂着不少偏离事实、以讹传讹的观点。
很多人都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犯罪者的免死金牌。
实际上， 真正规定犯罪行为和刑罚力度的是刑法。
判决也是视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不会因为是未成年人就一定不重判。
如《少年法庭》中的女法官， 就一直致力于 让残忍的 罪犯 得到最 严苛 的惩罚。
而我国最高检的白皮书显示，2017至2019年间，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生效判决中，无期徒刑147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049人。
2 0 13年，14岁的警校生扈强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持刀先后捅向两名同学。
犯下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
一审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7年。
之后，检察院发现，扈强对判决结果早有预料。
案发前几天，他向老师询问过未成年杀人的法律问题。
被捕后，他主动表示自己很清楚量刑结果，直言「我想弄死他，我才十四岁，杀人不必偿命。」
后考虑到其主观恶意强、对社会威胁性大、可改造性差，且死者亲属强烈要求对其从重处罚，法院最终改判无期徒刑。
法律规定是 动态的，会随犯罪态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修正。
前几年出现了多起未成年主导的恶性案件。
2015年，湖南3个男孩联手杀害一名女老师。
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不满12岁， 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意欲性侵10岁女童，遭拒后将其杀害，抛尸灌木丛。
也因为未满14周岁，不负刑责。
基于未成年人罪犯的低龄化态势，2020年12月通过的《刑法修订案（十一）》中，有条件地将刑责年龄从14岁降至12岁。
而现在，回到邯郸杀人案，最新通报表明，案件已进入了刑事程序，这或成刑事年龄下调后追诉首案。
人们都在关心，最终到底会如何判呢？
有律师解读了可能的走向。
涉嫌故意杀人罪，年龄在12周岁以上，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面临的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监护人父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不过，也有人认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能性也很大。
因为，对涉罪的未成年人，法院会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教育状况等因素，采取慎捕慎诉、从轻处理等一些特殊的司法原则。
自然，这无法满足当下激进的呼声。
很多人极力主张彻底取消年龄限制，判他们死刑。
但实际上，这一点是没有讨论余地的，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
于是，不少人又开始呼唤「私刑」。
连带一部老电影里的片段也翻红了。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巴赫迈尔案一一没有时间流泪》中，绝望的母亲玛丽安，当庭面对强奸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法律无法带给她慰藉。
于是玛丽安走上法庭，朝被告席连开八枪。
显然，这样的结果符合朴素的善恶观。
很多人都相信，杀死罪犯才能产生更强的震慑作用。
不过，这其实又是一个误区。
目前，不少研究表明，重罚、死刑无法降低犯罪率。
有人对比了美国有死刑的 州与无死刑的州发生谋杀案件的数据。
发现反而是没有死刑的州谋杀率下降更快。
相反，死刑的结局不可逆，无法承受错判、误判的风险。
1996年，内蒙古发生的「4·9毛纺厂女尸案」。
年仅17岁的呼格吉勒图 发现一具衣衫不整的女尸后，热心报警，却被诬为强奸犯、杀人犯，并在短时间内被枪决。
9年后，真凶浮现； 18年后，重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但一切都太晚了，赔偿、追责都无法弥补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
2005年，山东临沭一名高一女生在校园内被谋杀、辱尸。
16岁的张志超被屈打成招，以强奸杀人罪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15年后再审，宣判无罪，他才沉冤得雪 。
一个未来可期的少年，被生生偷走15年，他的遭遇让无数人唏嘘。
但试想，如果没有未成年身份作保护，他可能会是又一个「呼格吉勒图」。
此外，即使抛开冤案的假想，「一命抵一命」真的是公平的体现吗？
要知道，相对于已形成稳定人格的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行为选择通常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量未成年涉罪案件都有相似的标签 ：贫困家庭、落后地区、留守儿童群体、外来务工家庭、家暴、酗酒等问题家庭……
西安未央区检察院曾做过一项调查，两年期间逮捕的122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88%的涉罪未成年人来自问题家庭。
臭名昭著的「扈强案」中，扈强的父母存在很大教育问题。
母亲严重溺爱，得知儿子杀人后还隐瞒事实，以带孩子游泳为由拖延报案时间。
父亲则有严重暴力倾向，曾经把儿子打到了马路中间。
经精神病司法鉴定，扈强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
犯下弑师案的3名湖南男孩，2名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还有一名其父母都在监狱服刑。
大连女童被害案中，很多调查也提到，蔡某的父母文化水平低，对儿子很是溺爱，疏于管教……
韩剧《想见你父母》，就从父母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少年犯问题。
剧中提到，孩子们心中的善恶观和社会逻辑，往往都是继承于大人们。
很多涉罪未成年人并非人们口中天生的恶魔，而是教育不力的恶果。
如果只想着除掉眼前的「恶童」，不去追问他们之所以为「恶童」的原因。
无益于从根源上改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反而是在纵容滋生恶意的环境。
一般而言，对未成年人 的定罪，秉持感化、教育、挽救的原则。
未满刑责年龄的加害人，不负担刑事责任，仅由监护人依法管教，必要时被特殊机构收容教养。
达到刑责年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也享有作为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很多网友执着于死刑，其实也是因为，对其他改造方式不了解、不信任。
去年曝出的湖北杀害4岁女童的男孩，就因为不满12周岁，被送至专业机构接受心理矫治，时间仅6个月。
当地公安机关表示，「这已经是规定期 限里最长的了。」
而且，确如很多人所担心的，存在不少少年犯被释放后重犯的情况。
2010年广西的韦某掐死一个男孩，因作案时不满14岁不负刑责。
一年后，又因持刀伤害女孩被判刑6年。
2015年，他被减刑提前释放，一出狱又临时起意奸杀了一名11岁女童。
很多人觉得，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严判才造成更多的恶果。
但律师分析，韦某再犯、累犯主要有三个深层社会原因：
一是作为留守儿童受到的照料和教育不足。
二是刑责年龄门槛过高。
三是缺乏相应的强制收容教育、极端偏差行为矫正等制度安排。
这一案件除了推动未成年人刑责年龄下调外，也引发了对矫治教育的反思。
2020年刑法修正案完善了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程序。
针对不满刑责年龄的未成年罪犯，主张根据其行为的严重程度，分级施行专门教育，包括心理辅导、社会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手段。
借鉴了国外的社区矫正，重在通过保护、帮助，引导人们重新确立价值观，根绝重新犯罪的可能。
被追究刑责的未成年人，面临更严厉的惩罚力度和更封闭的管理环境。
美国纪录片《少年犯》揭示了印第安纳州一所青少年监狱内的情况。
少年犯在狱中接受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做义务劳动。
表现良好的，会获得减刑，有提前出狱的机会。
如果犯一点错，哪怕出于无意，都可能会被延长监禁时间，或者被投入成人监狱。
这并非共情罪犯，反而是为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考虑。
《我们与恶的距离》有条热评，「我们与恶的距离，就在于是声讨恶人，还是声讨恶。」
报复性正义企图用刑罚抵消恶行。
但就像 律师张荆说的，留下的情感创伤，以及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敌意、恐惧和怨恨，都不会因法槌的落下而消失。
除了死刑，我们本可以探索更多元的司法实践。
比如，有很多网友呼吁，家长也应该判刑。
美国已经有了类似的司法实践。
2021年，密歇根州牛津高中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
15岁男生开枪杀了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他的父母在预知儿子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杀人的情况下，没有介入，间接导致惨剧发生。
被判过失杀人罪成立，或将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
自然， 没有一种方法能一劳永逸。
社会纷杂混乱，人性变幻莫测。
任何一种司法实践，都可能存在限制，深陷利益冲突。
究竟如何最大程度上兼顾受害方的感受和加害方的处境，权衡法治和人情。
恐怕只能穿梭于无数个案，不断修修补补，探索出一条相对宽敞、明亮的道路。
正像《与恶》当中所说的：
比起「统统杀光」更有意义的是，怎样避免下一个罪犯出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