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歷史／1989天安門：「我們應該先撤退」，六四倒數8天

「我们应该先撤退，继续争取民主！」1989年5月27日傍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举行了联合记者发布会，发表学运决议声明：5月底发起大游行，之后就撤出天安门广场，以后再寻求机会抗争。左图持麦克风者，就是学运领袖之一王丹。 图／美联社

【历史上的这一天：1989. 5. 27 中国】

镜头下的历史／1989天安门：「我们应该先撤退」，六四倒数8天

「我们应该先撤退，继续争取民主！」1989年5月27日傍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举行了联合记者发布会，发表学运决议声明：5月底发起大游行，之后就撤出天安门广场，以后再寻求机会抗争。但这个学运核心团体「罕见」的共识，就在发布会后立刻被自己推翻，退场决议被翻盘为「坚持不撤」，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决定足以改变整个运动。左图持麦克风者，就是学运领袖之一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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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7日，北京宣布戒严已经过了一周，广场上一度因为升高的紧张局势，而让学运能量再次凝聚；但时隔数天之后，各路口受阻的戒严部队仍未有明显动静，加上5月底的闷热天气折磨，广场上的人们已逐渐松懈涣散，团体派系之间的矛盾因浮躁而越显激化，最大的分歧点就是：「要不要干脆退场了？」

「大家的热情一天一天被消磨，要怎样才能唤起抗争的动力？」长期抗战之下，广场的物资与人力越见贫乏，此时流窜在抗争学生耳语的，却是物资分配不均、资金流向不明的疑惑传闻，在在挫败广场上的士气。

另一个矛盾来自于指挥系统的拉扯。由外省高校学生组成的团体「外高联」认为，广场指挥部过度偏袒北京学生、不把外地学生放在眼里，还直指以北京学生为骨干的指挥部贪污捐款；而当5月中旬以后，广场上的学生明显外省多过北京在地的人数后，外高联也认为指挥主导权应该要交给更合适的团体。但与此同时，迟迟没有进展、人气又不若先前的学运，正面临着该不该撤退的纠结。

「撤！我早就觉得该撤！」27日召开的学运联席会上，王丹支持先从广场撤退的策略。在场的刘晓波、吾尔开希也都支持退场，吾尔开希则进一步建议，「要撤退也要轰轰烈烈地撤，开个誓师大会宣布胜利、指出今后的奋斗方向，然后再撤出广场。」联席会上，退场机制也成为共识：5月30日大游行后撤出。一致通过的结果，将在27日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声明。同时这份声明，也包含要求国务总理李鹏必须下台。

「撤出广场，并不意味运动的失败和结束。再这样坚持下去不但还无意义、还可能丧失民心。」与会的刘晓波如此建议。但就在稍晚的发布会上，事情却出现逆转——原先说好游行后的退场决议被推翻，全部的学生都要继续留下来坚守在天安门广场。

推翻结果的决定性人物，是同为学运领袖的柴玲与封从德。但柴玲也有参加联席会、当时也同意撤场，为何在最后关头改变心意？

「我们上了联席会的当，会议气氛使得我们不得不举手...」柴封二人的辩解，再次突显了指挥内部的矛盾问题；同时众多根本没机会参与会议的学生，也对这种「少数菁英决策」的机制感到不满，继而掀起反撤退的声浪。推翻后的隔日，柴玲向美国记者 Philip Cunningham 透露：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

「...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它的屠刀来对着它的人民。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擦亮眼睛。」虽然这段发言让柴玲受到不少批评，但她认为其实是因为忧心「中共早就准备好镇压手段」而发出的警告。

「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学生、知识分子，你一定不会想错过这个有可能改变中国瞬间...」事后吾尔开希也回忆，为何大家最后又决定留下来。于是广场上的抗争再度延长，原本涣散的气氛似乎又有了希望与生机，准备在月底的游行重整旗鼓。

这是30年前的5月27日，「六四天安门事件」倒数第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