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首领戴笠早知张学良军心不稳

西安事变主角蒋中正（右）、张学良（左）及杨虎城（中）在事变发生前合影。（本报资料照片）

传记文学第739期《戴笠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八年抗战的序幕，亦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关于事变期间各位要角如蒋中正、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乃至蒋鼎文等人的活动，历史学者研究已多，惟戴笠虽曾亲往西安参与斡旋，尚无专文论述其事。

现在有关戴笠与西安事变的记载，基本集中在各个版本的戴笠传记以及研究军统或西安事变的专书中，但均侧重于戴笠赴难西安之经过，而对戴笠与张学良及东北人士的渊源、戴笠对蒋中正蒙难应负的责任、对事变的处置办法、解决态度以及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尚多阙漏，议论亦欠深入。又戴笠在事变期间留有遗言，一般史书誉为忠肝义胆、冒险犯难之举动，惟亦有个别人士斥为矫揉造作、沽名掩世之表现，驯致读者是非莫辨，无所适从，使民国史平添一桩悬案。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中正以黄埔军校出身之青年将校为主体，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四月，戴笠出任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开始在蒋中正直接领导下，负责特务工作。其时张学良开府北平，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戴笠及特务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针对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情报调查。

二十二年三月中旬长城抗战期间，戴笠与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奉蒋中正之命赴北平活动，直至五月上旬始离平南返。当时战局紧张，故都北平成为军政重心，冠盖云集，热闹非常，戴笠在此广泛交游，结识了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复在吴泰勋义务帮助下，接触到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等东北上层人士，因而获取不少有关东北军人事、经济、宣传、宪兵等方面的内幕情报。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数年间，戴笠与张学良及东北上层人士都有广泛深入的接触，对张手下的特务头目黎天才则既有运用又有斗争。戴笠对东北军内部的认识了解，迥非力行社其他成员可比，这便能够解释，为什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会成为黄埔将校中被张学良邀往谈判的首要人选。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设总司令部于西安，担任剿共任务。然而张学良对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无法深刻体会，视剿共为非必要之举，而东北军亦多思乡心切，无心作战，迨与红军交手，即连遭败绩，遂由此产生畏敌避战之心理，对剿共前途发生动摇。与此同时，中共积极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展开统战工作，自二十五年春以后取得相当成效，逐步建立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及红军三方面合作反蒋的局面，终于酿成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之爆发。

除了原始档案的记载，南京、西安两方的众多当事人亦在多年以后对中央特务人员侦悉东北军、十七路军准备联共抗日乃至密谋变乱等种种情形有所说明。

力行社干部、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称，他于两广事变期间查知张学良与东北军剿共思想动摇后，曾以书面详报蒋中正，并亲送至广州请蒋核阅，「不料他（蒋）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为他真不相信我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其实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从特务江雄风（西北剿总调查科长）等的报告中尽知其详，而心中有数了。此不过装模作样，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便于采取断然措施而已。」

东北军元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回忆：「蒋介石从特务的情报中，得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矛盾逐步消失，并和红军秘密往来密切。」

东北军元老、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回忆，当事变前几天──十二月八日，他和王以哲晋谒蒋中正，听到蒋中正很气愤的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孙达生回忆：「国民党特务分子对东北军及地下党同志们的活动，是掌握了相当材料，随时密报南京，这主要是军统系统的任务。」（三之一，全文请见《传记文学》2023年十二月73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