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A股！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严重？
上两篇文章，《看A股！中国经济出大问题了》《看A股！中国的未来要垮掉了吗》，读者反馈热烈。
君临指出：当下A股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需的不景气，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内需困境的劳动力人口下滑与青年人高失业率的问题。
后台读者的留言非常积极，也有不认同的。
其中相当大比例的读者，认为贫富差距才是内需困境的主因。
是否是这样呢？
今天，君临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君临希望避免情绪化的文字，尽量用可量化的数据来分析，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绵薄之力。
衡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指标是基尼系数。
什么是基尼系数呢？
基尼系数表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一样、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时，基尼系数是0；
全社会的收入都集中于一个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时，基尼系数是1。
现实生活中，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解释定义过后，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分布情况，有一个大概的客观认识。
statista.com提供了2020年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排名，大家看一下：
整体来看，可以分为四档：
第一档，0.2-0.3，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集中在北欧和东欧；
第二档，0.3-0.4，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个区间。
第三档，0.4-0.5，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国家，以亚洲和美洲国家为主。
第四档，0.5-0.6，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和拉美。
中国在哪个区间呢？
第三档。
根据历年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在0.46-0.49左右，算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20多年，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是2005-2010之间的6年，一直维持在0.48以上。
最严重的2008和2009年，甚至高达0.49。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其实已经在稳步下行。
2010年回到0.481，2011年进一步降到0.477，2014年降到0.469，此后一直在0.46区间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竟然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
近十年来贫富差距在缩小，但经济增速偏偏是在逐步放缓的。
咦，怎么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不太一样？！
这一定是数据出错了。
我们找更多数据，看看是否能从各个角度进行验证。
看城乡差异。
中国是个二元社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我们从历年的统计公报中，找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分析一下。
备注：数据来自统计局
上表列出了几个代表年份的数据，大致趋势跟基尼系数的走势是一致的。
从整体来看，2002-2013年，是中国建国后城乡差异最大的12年，比值均保持在3以上。
其中，2007-2009年为城乡差异最大的三年，比值均在3.33以上。
此后逐年下滑，2014年降到2.92，第一次降到3以下。
2017-2022年数据分别为2.71、2.69、2.64、2.56、2.50、2.44，逐级下行。
这份数据其实很好理解：
最近十多年间，城乡差异的缩小，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2012年前后，中国劳动力人口进入萎缩区间，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是农民工群体的议价能力上升，工资大幅增长，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
第二，农民数量的大幅减少，加速了农村机械化的发展，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次飞跃。
另外，政策层面的支持也不可忽略。
2009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包括：
第一，西部大开发，尤其是四万亿政策中，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建投资得到重点倾斜，经济繁荣和物流成本下降带来了收入增长的加速。
第二，土地流转，2014年的中央文件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因此，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近十年城乡差异的缩小，是非常明显的，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再看地区差异。
我们单看城镇居民内部，中国最富与最穷省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备注：数据来自统计局
大趋势和基尼系数、城乡差异保持一致。
2008年前后，是地区差异最大的阶段，2010年代以来，比值同样在逐步下行。
主要原因也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
第一是市场层面，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底层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上升，工资增速超过了中产阶层。
第二是政策层面，近十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医保社保等福利政策的覆盖面扩大，让更多底层大众都能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
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数据，都明白无误的告诉了我们——
最近十多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在逐渐缩小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的，却是贫富差距在加大呢？
答案是：超富阶层的财富高速增长。
胡润百富榜，是中国最早最全面进行中国富豪阶层数据统计的，君临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份统计——
中国最富100人的总资产占全国GDP的比例。
备注：数据来自胡润百富榜
你看，在过去20年，中国最富有的100个人所占有的资产总量占中国GDP的比例是稳定提升的。
从1.63%一路上行至7.89%，几乎不为任何经济规律所干扰。
这些超级富豪的财富，经过各种榜单和媒体的渲染，深入人心，加深了人们贫富差距拉大的印象。
因此坊间才会有——
“我和马云两个的平均财富有2000亿，事实上呢，马云有4000亿，我一毛都没有。”
之类的冷笑话。
其实，不仅是超富阶层，整个富人阶层（净资产大于500万）的财富占比，在过去20年都是持续增大的。
这跟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更强的经商能力、知识转化能力、投资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理论上来说，如果没有政策介入，市场游戏规则也不变，这个趋势是会不断强化的。
这跟上面提到的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最近十多年，富人阶层的财富占比在扩大，贫困阶层的财富占比也在扩大，到底谁是受损者呢？
答案是：中产阶层。
根据胡润的研究，他对中产的界定是一线城市年家庭收入30-150万，新一线及其他城市家庭年收入20-150万的城镇居民。
得出的结论是，截止2018年8月，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为3321.4万户。
分布集中在京沪+粤浙苏五大省市，合计2342.4万户，占了全国中产阶层数量的70%以上。
备注：数据来自胡润的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
一方面是沿海经济增速在放缓，这些地方的中产阶层收入增速也在跟着放缓；
另一方面，则是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教育和医疗成本的上涨，都在挤压着中产阶层的荷包。
中产阶层就像三明治中间的那块火腿片，两头被挤压，是过去十年利益受损最明显的。
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准确的描述应该是：
在整体贫富差距缩小的大趋势下，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结构性的差距拉大。
或许是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才会在2021年提出“共同富裕”，加大对超富阶层不合理收入的治理。
我们仔细观察top100富豪在近五年的财富占比，会发现一个重要变化。
2021年恰好是一个转折点。
备注：数据来自胡润百富榜
2021年以前，中国超富阶层的财富占比，是持续上涨的，2020年已经超过了GDP的10%。
但在2021年之后，这个占比数据已连续两年下行。
2021年回落到9.98%，2022年进一步大幅下滑到7.89%。
发生了什么？
答案跟上一篇文章《看A股！中国的未来要垮掉了吗》的结论是一样的，即：新经济行业的整顿。
中国的超富阶层，资产相当大比例来自新经济行业。
以2020年胡润百富榜前20名为例，其中10名超级富豪来自新经济行业。
他们是：阿里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顺丰的王卫，本站的丁磊，拼多多的黄峥，小米的雷军，美团的王兴，腾讯的张志东，京东的刘强东，中公教育的李永新。
这些来自IT、互联网、快递、教育的新经济企业龙头，近十年来通过创新投入和野蛮生长，业绩增长强劲，股价和市值一路上行。
他们的资产，也跟随着股价和市值，一路飞涨。
但要意识到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早已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财富制造机。
他们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中国中产阶层收入的重要来源。
以上这些新经济企业，他们的总部均位于京沪粤浙；
事实上，中国整个新经济行业几乎都是植根于京沪粤浙的，跟中产阶层的主体分布基本一致。
这轮新经济行业的整顿，不仅打击了青年人的失业率，也重创了中国的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影响深远。
这两年，部分失意的富人选择远遁海外，成为一个热潮；
即使留下来的，也大都明哲保身，保守经营，导致企业招聘减少，青年人失业率高企。
在新经济行业工作的中产阶层，要么被失业，要么面临奖金的减少，在荷包收缩的大环境下，减少消费也就成了必然。
如此，一轮整顿下来，贫富差距缩小了，内需消费不振的问题也变得严重了。
你没有看错：
今年的内需消费低迷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的，恰恰相反，是由于贫富差距缩小引起的。
贫富差距拉大，固然不好；
贫富差距缩小，同样会引起一系列问题，这是很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从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分布区间来看，主流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在0.27-0.36区间。
如挪威0.279，瑞典0.302，法国0.323，德国0.323，日本0.329，瑞士0.330，加拿大0.333，澳大利亚0.347，英国0.350，意大利0.362。
它们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较高的收入水平，是无数人向往的方向。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发达国家中，科技产业实力最强，经济前景最好的美国，基尼系数其实是最大的，0.419。
基尼系数排名第二的以色列，0.387，同样是一个以科技产业繁荣著称的国度。
在欧洲这个福利国家的大本营，基尼系数最小的，不是名声在外的北欧国家，而是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
世界基尼系数最小的前10位国家，分别是哪些呢？
你一定猜不到：
阿塞拜疆0.224，斯洛文尼亚0.244，斯洛伐克0.247，摩尔多瓦0.248，捷克0.248，白俄罗斯0.251，阿联酋0.260，冰岛0.264，乌克兰0.266，比利时0.271。
10个国家中，除了冰岛和比利时是发达国家，阿联酋是石油土豪，其余7个都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
战争前的乌克兰，经济发展水平欧洲倒数第一，产业凋敝，毫无前景可言。
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你能想象吗？
这些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有什么先进产业吗，没有。
年轻劳动力几乎都跑到了西欧打工，本土经济基本沦为欧洲强国的附庸。
整个国家，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打工经济体”，没有超级富豪，也没有科技产业。
这是我们希望的转型方向吗？
显然并不是。
我们再深入的看一下美国，看下面这张美国历史基尼系数图。
美国历史上基尼系数最小，贫富差距最小的时候，是1970年代，只有0.35。
这个时代得益于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民主党总统的福利社会建设，底层大众的幸福感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个时代，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失落的十年”，经济停滞，国力衰颓，在与苏联的争霸中节节败退，物价高企，中产阶层压力山大，整个国家陷入一片迷茫之中。
1980-90年代，经过里根+老布什两任共和党总统的自由化改革，美国经济才终于迎来了复兴。
这20年，是美国经济重新登上“超级霸主”之位的转折点，但同时，也是贫富差距急速拉大的剧变时期。
基尼系数，从0.35飙升到0.40以上，从此再也没有落下来。
最近20年，美国基尼系数主要在0.40-0.42之间波动，期间呈现着如下特征——
2000-2006，2010-2019，基尼系数波动向上，同时也是经济向好，相对繁荣的年代。
2006-2010，2019-2020，基尼系数波动向下，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年代。
似乎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
贫富差距缩小=经济衰退，经济繁荣=贫富差距拉大，都存在着明显的强对应关系。
这里面的对应逻辑在于：
要经济繁荣，就必须支持科技产业的增长，通过政策松绑、鼓励创新、免税补贴等方式去培育新兴科技产业。
也就是经济的自由化。
一旦这样做，就必然会诞生行业寡头，形成富人阶层，拉大贫富差距。
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加大对富人阶层的征税，反垄断，政策收紧，并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
也就是建设福利社会。
一旦这样做，就必然会导致富人财产向海外低税收国家的转移，投资减少，随之迎来经济的萎靡。
因此，如何在追求贫富差距缩小的同时，保持创新科技产业的强劲增长，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正如上一篇文章分析到的：
君临支持对新经济行业的整顿，该行业经过十多年的野蛮生长，也是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了。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新一代高水平创新产业还没有足够壮大。
这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转型的困境。
如果新一代的高水平创新产业尚未能全面接班，“传统产业”又过快的调整，便很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我们眼下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
这需要政策制定者更谨慎的决策，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而一旦经济超出意外的萧条时，又能及时推动财政宽松，让转型的从业者们能够更从容的去转型。
好消息是，高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眼下问题的严重性，最近几天政策开始频密推出了。
一个是央行将7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陆续下调，虽然降幅不大（10BP），但也总比没有强。
另一个是减税降费，四部门发文要在2023年底前，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在利好消息的刺激下，近期白酒、汽车、美容、教育等内需消费板块都开始明显走强了。
或许下半年，还会有更多利好消息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