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在逆风中跛行

曾经，我们信仰的是Richard Baldwin巨作《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中向我们描述的西方工业知识与亚洲制造在完美融合下推动的供应链全球化；曾经，我们坚信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传播的跨国企业将在采购运作和制造移转方面变得畅行无阻。没料到短短数年，这个世界风云变色，已经成为《经济学人》口中的「颠簸新世界」（Bumpy new world）。

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折腾下，全球化正在转变为区域化发展，各国的民粹及极右倾变化让供应链不得不向消费市场倾斜而变得越来越短，大陆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也被迫开始消退，难怪《经济学人》要在「全球供应链特别报导」中以标题：Loving China, leaving China（既爱着中国，又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形容跨国企业的左右为难。

不过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凭借其熟练的劳动力和优良的基础设施，大陆也开始思考如何独树一格，达成与全球分庭抗礼的供应链管理。此外，大陆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许多公司将生产思维转向服务于当地市场。因此，全球跨国企业显然会开始重新检讨西方市场行之有年的线性采购模式，而不同的产业会分别做出不同的选择。

不能否认，大陆仍然是全球电子产品生产的核心所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电子产品制造生产线位在大陆。它的优势不是只有规模，很多科技产品越来越多样性和复杂，即使和矽谷比较，大陆珠江三角洲的硬体创新也已经不遑多让。同样地，它还是规模和敏捷性的独特融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科技巨头都选择在大陆生产零组件。当然，仍然有许多跨国企业选择离开大陆，例如三星就已在越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智慧型手机制造综合体。特别是华为事件发生后，正在促使其他跨国企业认真考虑离开。不过就我所知，不管是南向转移东南亚、印度，甚至选择更远的南美洲，很多企业只是更加发现离开大陆供应链的困难超乎想像。但这个世界已经注定分裂，中国工厂再也没有办法用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继续前行。

总而言之，所有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逻辑都不再如一，风险形态何尝不是？讨厌的是我们很难确定全球化崩解可能带来的风险，首先，虽然全球生产实物的企业变少了，但我们仍然难以摆脱正被贸易战摇晃的全球供应链。如果Apple被迫与中国供应链切开，iPhone不但将生产困难，还将成本激升。放眼未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树立的藩篱将导致全球市场交易及互动的成本日益增加，而且瓶颈与障碍还会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正常运转赖以为生的互联网体系有可能被迫割裂为多个区块系统，被防火墙隔开后，按着不同的规则和标准治理。

另外，虽然全球房价和银行体系看似已被驯服，但2008年以来的宽松货币已经让私人债务高筑，资产价格和借贷的日益复杂取决于永久性低利率的假设，但如果利率上升，很多过度杠杆的跨国企业将立刻陷入困境。最后就是政治风险，随着经济走上一条狭窄的道路，经济政策的界限已被打破，过去10年的低工资早令人忍无可忍，于是乎由川普带动的减税、保护主义、消减政府开支、大规模印钞及国家干预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失序中，跨国企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前方的变化，扑面而来的双重威胁却已令它们穷于应付：一方面必须缩短并重新架构本已理所当然的供应链运转轨道；另外，还得逼自己像草原上的猎豹一样，随时做好转身就跑的基地移转准备。（作者为创投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