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何没对老佛爷说真话

（图／达志影像）

几千年帝制在国人认知的底层中，打上「说真话倒楣，说假话讨巧」的深褐色。不仅历史上有过太多仗义执言的身首异处和巧言令色的飞黄腾达；我们身边更有直言不讳者的处处掣肘和阿谀奉承者的左右逢源。不过，只要加入审时度势，不难发现吃亏占便宜其实与讲真话假话无关，甚至讨论真话假话的维度都太低。

鲁迅在《立论》中说讲真话要倒楣：有人家生了孩子，满月时来祝贺的人大多说，孩子将来非富即贵且有才，只有我说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被打一顿撵出去。说富贵有才的都是假话，只有要死的才是真话。我问老师，我既不愿意说假话，更不想被打一顿撵出去，怎么办？老师回答，那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

鲁迅笔下的「我」说的是真话吗？我看不见的。凡人都要死，这是人人都明白，根本无需说，说了不仅是废话，更是很阴冷的话。满月说孩子的未来，一定指有生之年的发展。你说人家要死，不是死在有生之年前吗，这不是咒人家早死吗？这样的乌鸦嘴上哪家，都要被打一顿撵出去。那些说小孩未来非富即贵且有才的未必是假话，因为假话要件是欺骗牟利。喜庆的日子说高兴的话，听的人未必当真，说的人也只是逗大家开心，没有欺骗，何来假话？对着孩子说，今天天气哈哈哈的人不打也要被赶出去，因为它涉嫌腹诽，一定有什么难听的话没说出来，所以转移话题打哈哈。可见《立论》中的老师肯定是误人子弟的绍兴师爷。

如果要我回答，我一定建议参加酒宴之前，读一点奇门遁甲，阴阳八卦的书，然后给小孩子看看相，预测一下未来。准不准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真话。也可以看点《黄帝内经》，如果面相上看不出才、财、官运，那就提供养孩子的建议，这都比说涉嫌腹诽的哈哈哈强一百倍。

《立论》的立论并不成立，「我」的挨打不是因为讲真话，而是因为讲不合时宜的话；讨巧的也不是讲假话，而是讲了符合场景的话。讲真话只是指南针所指的终极座标，讲到什么程度取决道路状况，留给方向盘可以转来转去的空间。如果外部环境很好，政治生态清朗，讲什么话都有如张天师在此，百无禁忌，那当然可以捧上一颗赤心四处游走。但是，遇到这种环境的概率太小，所以必须学会在适当的场合、对着适当的物件、讲适当的话，密切关注人家的神情，只要兴趣稍有偏移，关注有所下降，听得稍显费力，则立马切换话题，或者在物件的认知边界停下来。不审时则真话亦误，能度势虽假话也棒。真话要说到人家对人品的认可，而不是对不识时务的讨厌。也就是一定要表达对未来和趋势的认知，但并不坚持要人家接受。假话要说到让人家理解的无奈，而不是对秉性的鄙薄。也就是不得不讲职责要求的话，也没有蝇营狗苟的偏好。

强调真话假话只是小孩子做人的道德启蒙，成人也照此行事，相当于一辈子读小学生开蒙读本。一旦把失败归咎于说真话，道德的自慰一定堵截审时度势的完善，因为我沉浸在说真话的悲壮和自豪之中，就不会用审时度势来避免麻烦。其实，有了审时度势，甚至无需考虑真假，更不必受其约束。李鸿章在慈禧生日时，送慈禧一头会说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慈禧凤颜大悦。你可以说，李鸿章无耻得不仅自己说假话，而且教畜生也说假话。

但是，慈禧恩准李鸿章开出中国第一家大清户部银行，这可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前身，其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推动，远远超越真话假话考量的框架。李鸿章铺设的开滦铁路，被保守派攻击惊动大清的龙脉，李鸿章就用毛驴拉火车。然后买一台法国的小火车，装在颐和园让慈禧玩。老佛爷火车一开，天下震动，全国的火车都轰隆轰隆地跑起来。你可以说，李鸿章不说真话，火车不影响大清龙脉，甚至根本没有龙脉。但坚持讲真话对保守派不仅没有作用，甚至还会惹来杀头之祸，比较李鸿章的「日拱一卒」巧妙推进，讲真话的「萌」暴露的是低维度思考的稚嫩。

（作者为大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