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看民国名士──康有为打李鸿章的脸（廿）
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因首倡变法，1895年夏发起「强学会」，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淮军将领聂士成等诸多「高干」皆聚旗下，还有谭嗣同等一批「太子党」鼎力呐喊，声势夺人，一时嚣嚣，兼得皇帝支持，布衣出身的康有为竟不知所以傲气四迸。李鸿章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捐两千元要求加入强学会，康有为竟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
狂狷傲慢似属「个人小节」，但「个人小节」若联系历史进程，「小节」往往也有可能坏了大事。康有为的狂傲就破坏了戊戌党人本应竭力维护的统一战线，断送变法大好形势。
当年，新科进士康有为不过六品工部主事（未到职），因首倡变法，1895年夏发起「强学会」，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淮军将领聂士成等诸多「高干」皆聚旗下，还有谭嗣同等一批「太子党」鼎力呐喊，声势夺人，一时嚣嚣，兼得皇帝支持，布衣出身的康有为竟不知所以傲气四迸。
李鸿章因甲午之败暂时失势，捐两千元要求加入强学会，康有为竟否决了李鸿章的申请。十分器重康的翁同龢，日记中：「康祖诒（康有为字）狂甚。」梁启超也说其师：
不自量力高傲示世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如此高傲示世，不讲统一战线，不争取多数，只务虚不务实，强学会未得一岁之寿。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一纸弹章，便将强学会参劾下来。变法还未正式发动，中枢机关就没了。
史家唐德刚（1920～2009）：「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挡车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
狂妄自大，要求现实客观俯就个人主观，以己裁人，群山皆仆。狂悖如斯，不穿上教条主义裤子，凭什么去裁物量人呢？而一旦穿上教条主义裤子，自然不讲实际，不肯圆通让步，将上门的同盟者都关在门外，还得意非凡，以为干了一件痛快事！
康圣人的「狂狷」并不是得势后的一种姿态，而是一以贯之的行为。早在1893年，孙中山求见，康有为以拜师为「俯见」条件，孙中山拂袖而去。
「圣人」与「国父」缘悭一面。中举后，康有为拒绝「谢恩」惯例，不肯拜见「识珠」主考，弄得狂名满天下。三劝之下，总算拜乡试主考许应骙为房师，然师生形同水火。维新时期，弹劾康有为最力者便是这位礼部尚书许大人。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
中国士子一向定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架子撑得那么大，只手擎苍穹的价值定位又拔得那么高，哪里还谦虚得下来？宋人曾巩（1019～1083）批评王安石：「勇于有为而吝于改过。」这九个字也是中国历代士子之通弊。
知识分子向有「包打天下」的雄心抱负，太白诗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长风破浪会有期，直挂云帆济沧海」，牛皮吹得野豁豁。然而，不仅任达旷放的文人骚客不宜为吏不善掌政，就是具有理论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一般亦不宜直接执政。
知识分子入世服务
倒是中等水准的性格温和者，较宜执政。越有理论创造能力，必定想像丰富气质冲激，容易深入也容易偏激。创造设计需要激情冲动，参政执政则需要沉稳中庸。看起来是性格小事，参政主政那就关系到大事了。
具有理论创造与思辨能力的人文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的最宜位置在议会。在议会，他们的创造性既可得到发挥，对政府有所裨补，冲动急躁的一面则能得到同行及时检纠，不影响政府的实际操作。宁可慢半拍，不可快一步，此为执政者所必需。刚刚出炉的理论构想，不宜立即进入现实操作，必要的论证辨析乃是不可或缺的「冷处理」。走一步，看一步，似慢实快。太快太急，常常走错，还得回头找路，似快实慢。二十世纪中外历史均表明：「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永远是人类不可丢弃的拐杖，各种花里胡哨的浪漫主义，必须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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