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蟋蟀声不再

大陆当代诗人、作家流沙河。（取自网路）

「作家流沙河先生在成都逝世了」。几天前，朋友圈突然传来这条消息。这个名字或许不那么响亮，但如果将它投进中国大陆的历史中，将会溅起一大片水花。流沙河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大陆现代史的写照，从建国到文革，再到开放与两岸和平。这个瘦弱的诗人与作家终于闭上了眼睛。

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自身的奋斗与努力，也无法摆脱时代的进程，无法站立于更高的视点超脱时代去体察时代的悲欢，流沙河生后留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感慨。

从草木篇到大毒草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49年后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立志从文。1956年，25岁的流沙河到北京参加完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回成都的火车上，他有感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双百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树木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草木篇〉。1957年1月1日，他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这是1949年后第一份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表在《星星》诗刊创刊号上。

但流沙河没有想到，就是这组〈草木篇〉，为他日后二十余年的悲惨经历埋下了伏笔。1957年，他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泽东在多个场合亲自点名，被错划为右派，〈草木篇〉也成为一颗「大毒草」，牵连了许多人，流沙河本人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右派「摘帽」，流沙河才恢复了名誉。

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这组诗集到底是什么原因惊动了中南海，让一个一心拥护新政权的文艺青年一下「沉到海底」（毛泽东语），但回想起这段经历，流沙河显得很坦诚。他曾在采访中说，1956年以前自己也曾参与到各种运动中，如果没有〈草木篇〉，在那以后的各种运动中自己大概率也是红小将，和那些批判他的人并无二致。

在被打倒的二十年中，流沙河不敢留下任何作品。创作的几首诗，他默背于心，后来在《流沙河诗集》中出版，青春被政治所扼杀，但这并未泯灭流沙河的心志与气力，八十年代后，他不仅继续从事诗歌创作，还编着了那本著名的《台湾诗人十二家》。

就是那一只蟋蟀

流沙河的诗，若要从文艺水平而言并不太高。在我看来，他的诗风过于硬朗，缺少一些诗歌应有的韵味，大陆的中学课本里有选其诗〈理想〉，这也是许多大陆学生耳熟能详的现代诗，这首诗恰恰能体现流沙河的诗歌风格，理性有余感性不足。

流沙河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回归诗坛十年后，他从九十年代开始便不再创作新诗。八十年代的流沙河，除了写诗，继续在《星星》杂志工作，还密切关注着台湾诗坛，在198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大陆诗歌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外面的诗歌隔绝。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上开了个专栏，开始介绍台湾现代诗，每个月介绍一个台湾诗人。后来，他把这一系列集结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台湾诗人十二家》的出现，让大陆诗人知道了洛夫、郑愁予、余光中等人的名字，认识到了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

那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文革后狂飙突进的时代，那个时代文艺界的突破是一个典型的象征。诗歌与哲学，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两个领域。在大学里，学生们不仅写诗，并且在操场上互相大声朗诵彼此的诗歌，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而《十二家》的出现，更是激励了这股风潮，为当时年轻的诗人群体们提供了新鲜的养分。

1982年夏，余光中致信流沙河，说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4年后，他又在〈蟋蟀吟〉中写下「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流沙河感慨之余，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一问一答，绝妙无比，一时传为佳话。这首诗也被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录，那一只蟋蟀，也成为两三代人共同的记忆，一直鸣啼至今。

余光中抗战时曾在四川念书，对四川有很深刻的感情。我也是四川人，我常想，四川的乡下有无数美好的意象，为何偏偏是蟋蟀呢？流沙河逝世后，我又重读「蟋蟀诗」，恍然大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只因为这床下叫声留存在那辈人的乡村生活里，它的叫声好像也已不再受时间、空间、政治等的限制，它能沟通古今，沟通起两岸中国人共有的情感，蟋蟀具化了余光中的乡愁，也具化了那个时代两岸关系解冻与变化的感觉。这不仅是余光中与流沙河之间的唱和，还有文革一代与新青年的唱和，还是八十年代孩提们童年的唱和，他们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感情。

两年前余光中逝世时我曾撰文谈过，余光中的为诗与为人要谨慎地区分，流沙河当然也要做这样的区分。但在蟋蟀的唱和中，在那个具体的场景下，情感是真挚且流动的。曾经的草木篇让流沙河个人的青春成为政治的注脚，而蟋蟀的唱和也让余光中与流沙河二人的交流成为一个时代两岸关系的注脚，「识器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回想起那段历史，我总会流露出这样的感慨，再比对今日的两岸，我们的交流多了，人员往来频繁了，但这样真切的唱和却似乎是少了，蟋蟀声不再了。

从诗人到学者

九十年代后，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古文字和传统典籍的研究当中。他尤其喜欢《说文解字》，在一般人眼中，檥文字研究显然是相当枯燥的学问，但流沙河觉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有趣得很」。他主张保留正体字，他曾说马英九提出的「识繁用简」是他较为认同的文字理念。除了研究小学，流沙河还钻研庄子等经典著作，在成都开坛讲学，以余生之力普及国学，弘扬国学。

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在出版《白鱼解字》一书时他曾说：「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流沙河走了，人们以怎样的名号、怎样的称呼去评价他、定位他都不再重要。他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说不清到底是悲是欢，也说不清究竟是对是错。蟋蟀声不再了，流沙河也断流了，只有那本草木篇，那本十二家，还静静伫立在那里，不知余光中与流沙河二人重新相遇时，是否还记得故园的蟋蟀？是否还记得波涛里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