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晚清翻译介绍图书馆第1人

现今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涵芬楼书店。（新华社资料照片）

1839年也开始中国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如被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重要先驱」的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图书馆的第一人。如他为了解世界各国基本知识而翻译的《四洲志》，最受瞩目。

另创办于1871年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则是第一个中国境内采用卡片目录、《杜威十进分类法》、《卡特著者号码表》等美国先进的图书馆技术的图书馆，但也因封闭作风而未能造成对当时中国图书馆的影响。直到1901年上海才有第一所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创办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成立，那即是格致书院藏书楼。

格致书院藏书楼受瞩目

除上述上海成立的藏书楼之外，1903年创办，1910年正式开放，隶属于武昌文华大学的「文华公书林」，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重要的图书馆，由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创办。该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所以也属教会图书馆。该馆不同于前述教会图书馆，因观念已开，文华公书林不只对大学开放，同时也对武汉三镇的民众开放，故亦兼具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上面所述的几个较大规模的教会图书馆，创办于早期者，均未对当地民众开放。但也未可认为绝无影响力，因它们运作的模式仍会透过当时的报章报导或书刊传布让一般民众获悉。如1877年3月《申报》曾载文：「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即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当时的正式名称是上海图书馆），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需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批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另前述格致书院藏书楼以收藏中国古籍及中文译着为主，又具首先对华人开设的特色，因此更受华人瞩目。陈洙于光绪32年（1906）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中谓：「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知登斯楼者，既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内国士大夫愧且望也。」并呼吁「裨益学术，光我国治，抗衡欧美，度非地方公建之藏书楼不为公矣。」可见他对传教士所设新式藏书楼制度颇为推崇。借由多项途径，清末蓬勃发展的教会图书馆，对近代图书馆运作新观念的传播与启发，具相当影响力。

学者吴晞认为：「基督教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现年代最早的新型图书馆，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示范作用。……近代图书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实际上是基督教图书馆最初实现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也是从这些『洋书楼』开始的。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基督教图书馆启蒙、范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第一位系统提出新式图书馆思想的先驱为郑观应，他于光绪18年（1892）刊行之《盛世危言》第四卷〈藏书〉中，已提出对近代图书馆的新式思想。发表后虽引起当时思想舆论界的瞩目，并肯定设立藏书楼或图书馆的社教功能。但终究属理论层面的激荡。由前述陈洙对格致书院藏书楼的疾呼，足见当时中国尚未全面采行新式图书馆的理论与实务。传教士们所成立的藏书楼正好成为中国认识新式图书馆的实景面貌。

在此一背景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小图书室，发展成为「涵芬楼」，再发展成民初中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此与清末以来上海地区蓬勃的近代图书馆发展背景，与先进的图书馆观念传播，应有直接的催化作用。

20世纪初创设图书馆高潮

学者吴晞认为中国图书馆的发展，约可分为酝酿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895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萌芽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年才兴起创设图书馆的高潮。

明末清初西学虽曾传入中国，在传教士传播的著作中，虽曾有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但因当时记述较为简略，且18世纪时之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尚属萌芽期，相较于中国官私藏书未必较为先进，故当时影响极微。但随着清初闭关政策的终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再度传入中国，但接续的半个世纪中，西学的传入速度仍然缓慢，在地域上仅限于几个通商口岸，参与者亦只有少数从事洋务的官员。故中国早期具有新型图书馆性质且为数极少的藏书楼都出现在京城和通商口岸城市，而且大多是在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建成。1839年也开始中国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如被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重要先驱」的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图书馆的第一人。如他为了解世界各国基本知识而翻译的《四洲志》，最受瞩目。该书译自1836年伦敦出版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作之《世界地理大全》。此书除受到梁启超赞扬「实为新地志嚆矢」，亦为近代中国人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之起始，且对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及其他介绍域外史地的书籍均有影响。

林则徐在《四洲志》中透过对美国各州图书馆数目的介绍，以呈现各州普遍设立图书馆的情形；另介绍各州图书馆经费来源，以突显公共性质及公办公共图书馆性质，学者程焕文认为这是中国人有关公共图书馆的最早介绍。

道光22年（1842）魏源编纂之五十卷本《海国图志》（道光26年（1846）扩增为六十卷本；咸丰2年（1852）再扩编为一百卷。）对西方之介绍更为全面，被誉为是最早提倡西方图书馆的人。魏源此书除以《四洲志》为基础，另大量参酌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因此能呈现西人著作中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其中有关欧美公共图书馆的介绍，补强了林则徐《四洲志》中的内容。但林则徐和魏源均非实际出洋目睹西方世界，所着仅依文献翻译，故内容有些错误。

1840年清廷门户开启后出洋的第一人为容闳（1828－1912），为鸦片战争后最早接触西方图书馆者。他于1841年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就读，1847年因美籍老师勃朗（Rev. S.R. Brown）回美的偶然机会随同赴美就学。他于1854年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留学西方第一代留学生的代表。他虽曾于耶鲁大学兄弟会的藏书楼司书一职，但他对当时美国图书馆的描述阙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