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轉的故事：英籍華人的中國戰場

大批华裔水手们，随同英军卷入欧战（图为在1942年在利物浦军港受训的华裔海员）。 图／维基共享

1938年的欧陆，冲突的气氛蠢蠢欲动，大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紧张的氛围下，一海之隔的英国，人人都有心理准备，德军、义军等法西斯政权迟早会发动侵袭，届时，不列颠必定会陷入烽火。虽然许多人对英国局势乐观以待，认为比起欧洲大陆，不列颠群岛仍相对安全，甚至期待着被征召入伍；但也有人已感受到「风暴将至」，想往海外谋职，住在利物浦的第二代英籍华人——黄福华——就是个例外。

作为港都城市的利物浦，从1860年代开始，就是大英帝国引进中国远洋船员的第一站，这股西进的华风让利物浦的中国城繁荣成形。当时的利物浦是多元文化汇集之处，不少爱尔兰人，德国人与犹太人都望风而来。相对之下，廿世纪初的利物浦华人社区，是个极小的圈子，那时人人手持《中华民国华侨登记证》，华人间彼此都认识，也互相扶持，有如一个大家庭；但也正是此时，英国海军开始引进中国海员，这一批批吃苦耐劳又易于管理的中国水手们，后来也随着英军卷入了欧战。

黄福华，第二代英籍华人，1914年出生于利物浦。他没有加入欧战，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加入中国战场。

黄福华的父亲，是当时所谓的「富二代」，因为黄福华那来自广东台山的祖父，据说年轻时到美国旧金山淘金（大约1849年左右），累积巨额财富，于是有能力供儿子游历诸国，不像一般早期到利物浦，或伦敦的华人，以远洋船员为主。不过黄福华的次子黄世雄，第三代英籍华人，说起自己曾祖父的淘金轶事，他曾经半信半疑——毕竟在那个时代，要能辗转三大洲、还能白手发迹的经历简直比神话还曲折——直到看到曾祖父在淘金时期的照片，黄世雄才确信家族的传奇当真不是天方夜谭。

彼时，大英帝国余晖仍在，正在世界最大的电机工程公司「都城－维克斯」（Metropolitan-Vickers）工作、担任实习生的黄福华，眼见英国随时可能遭到轰炸，于是便积极寻找到海外工作的可能性，从1935年与1936年间就开始寄履历谋职，透过英国公司引荐，前往中国的相关企业工作，而这也显示当时英国国势与英国企业的影响力遍及世界。

1940年，第二代移民的黄福华，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终于踏上归乡之途，从英国到中国，意外地加入国民政府的二战战场。

从黄福华的旅途，可以感受迥异于今的世界局势：

在烽火中，黄福华是幸运的。他的旅途有如受到神的眷顾，总是提前一步，屡避险境。就在他过境越南没多久，同年6月德法签署停战协议，9月纳粹德国扶植的傀儡政府「维祺法国」就允许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不久该地被日军全面占领。隔年，1941年日军也同样占领了香港。

黄福华多番涉险，终于在抵达昆明后，受到其父友人黄逸光的协助，站稳在中国的第一步。黄逸光是见多识广的墨西哥籍华人，与黄福华的父亲一样周游诸国；当时，黄逸光是军统局长戴笠手下的特工，颇受重用。透过黄逸光的人脉，黄福华顺利地前往重庆，加入国民党政府，任职于重庆国际广播电台。

也正是在1940年，黄逸光受到戴笠的指示，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到南京刺杀汪精卫。结果不幸失败，黄逸光11月被逮捕，12月就被处死了。

帮助黄福华在中国立足的家族友人黄逸光（第二排左四着军服者）摄于利物浦。 图／黄世雄提供

广播电台在二战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工具，尤其当时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是唯一不受日军控制的短波电台，除了外籍记者可以经此对外发稿，也是国民政府对外联系与宣传的重要管道。

黄福华到了重庆后一直任职于此，直到二战结束，也在重庆结识妻子，并于战后结婚。但，战后瞬时却又是风云变色，国共内战爆发，节节败退的国民党也发起撤退台湾的打算，不过黄福华听闻台湾的局势动乱（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拒绝前往，于是丢了差事，在重庆暂时失业，一时之间身不由己，不知去从。

1948年底黄福华父亲病逝，骨灰送回中国，黄福华夫妇前往香港，正打算将其父的骨灰安置于家乡广东台山后，再回四川时，接获住在重庆的岳父紧急来信，警告他们不要回来——「因为共产党来了」——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拿下重庆。当时的香港兵荒马乱，大批难民涌入，谋生或求职皆不易，经过半年后，黄福华卖掉父亲留下来的生意，夫妻俩最终回到英国。

二战结束后的英国，人民的生活同样很是窘迫。无论食物、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衣服，都需领政府的配给券（Rationing Books）去换取。二战期间，英国几乎所有工业重镇都被德军轰炸一空，要不残破不堪复工，要不几近全毁。幸运的是，因为重建的需要，黄福华又回到原公司工作，并定居于曼彻斯特，在都城－维克斯电气公司的总部工作（位于Manchester Trafford Park），而这里正是惨遭德军最密集轰炸的地方之一。黄福华一直在同一间公司工作直到1967年遭资遣，因为大英帝国最终失去光辉，世界最大的电机工厂也跟着黯然失色，而被英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并购。

二战结束后，黄福华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是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英国。图为黄福华返英护照。 图／黄世雄提供。

黄世雄说，其父对于在重庆的经历，大多沉默，鲜少提及。只有母亲会思念重庆的样子，持续与家乡人保持通信。他相信是因为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有太多、太复杂的情绪与阴影，害怕一旦触及就会溃堤，宁可内心紧绷，也不愿宣泄。

提及自己父亲的中国历险记，黄世雄认为，有两个因素促使父亲的中国行：一是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当时许多英国年轻人都纷纷前往海外工作；二是其华人家庭背景，其实黄福华只会讲英文，以及广东台山话（这甚至称不上是广东话，是村子里的方言），但因为家族故人黄逸光的适时帮助，使得他受到信任，顺利地到重庆工作。但是对一个英国人来说，黄福华的中国行，与其说「去参战」，实际上比较像是「逃避欧战」，到海外避险谋生，即便如此，在黄世雄眼里，父亲黄福华的故乡「就是英国」，时代的波折或许让他暂转「他乡」，但黄福华对于英国的情感，却是再深刻也不过的。

反倒是黄世雄的母亲与中国缘份未尽。离开故乡卅年后，1980年终于有机会返回中国故土，但双亲早已不在了，当年离境的「中华民国」，也变成现在入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黄世雄形容，就像所有无数的被迫分离数十年的家庭一样，他的母亲一下机场，情绪激动难平，一见到前来接机的侄子，竟误以为是自己的哥哥，喊着哥哥的名字，抱着他恸哭良久。

黄世雄迄今仍悉心保存着父母的一切书信、照片、与相关资料，他准备以「离乡与归乡」为题，探索家族史。在他的理解里，「落叶归根」，就像是祖父母的骨灰终究回到广东，他也将自己母亲的骨灰送回四川，但是父亲的骨灰却给他留在了英国——因为对第二代英籍华人来说，其实早已经是英国人了。

黄福华在1935年与1936年间就开始寄履历谋职，透过英国公司引荐，前往中国的相关企业工作。图为黄福华内调的工作许可。 图／黄世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