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民族神話：從戰神到坐騎的歐洲「愛駒文明史」

左为18世纪一幅描绘腓特烈大帝与爱马孔德的画像；右为拿破仑，在1863由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梅森尼叶（Jean-Louis-Ernest Meissionier）所绘的肖像。不过画中拿破仑所骑的马是谁？目前仍然众说纷纭，法国巴黎军事博物馆曾用此画来宣传维齐尔的相关活动，不过在后世一些讨论中，也有人指该马其实有可能是马伦戈。 图／维基共享

文／戴郁文、王健安

在现代机械动力成熟以前，「马」在欧亚大陆始终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大幅度地推动人类的物质、文化交流。人类更是与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以至于有时只要聚焦于一些名马的故事，就能洞察某些重要的历史潮流。

像是拿破仑的爱马维齐尔 （Le Vizir），一生经历拿破仑帝国的崛起与衰亡，死后留下的标本，又因欧洲民族主义浪潮而有着特殊命运，成为这段近代欧洲史上关键时期的重要见证。

1799年，拿破仑在实际掌控法国政权，自此之后的十余年间，拥有上百匹训练有素的战马，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受到纪念或讨论，包括2021年引起「天马骨骸之乱」的马伦戈（Marengo）。维齐尔是拿破仑一生最后的坐骑，也是最为钟爱的其中一匹，除了留有许多图像记录，更是唯一被制成完整的标本。

不过，维齐尔标本的保存状况不佳，法国巴黎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 在2016年发起「拯救拿破仑的最后一匹马维齐尔」（Sauvons Vizir le dernier cheval de Napoléon）活动，透过网路向民众筹款，希望修复严重恶化的标本。最后的募资成果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达标，甚至远远超过最初的设定目标。

今年5月5日是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纪念日，拿波仑生前的爱马马伦戈（Marengo）骨架标本也被以3D列印的方式复制出来后，悬吊在巴黎荣军院的拿破仑陵墓上方。当时此展览也引发不少讨论。 图／Pascal Convert

▌维齐尔的标本：一段颠沛流离的故事

维齐尔是1802年奥图曼帝国致赠的外交礼物，是匹高约1.35公尺的灰白色阿拉伯种马，正是拿破仑偏爱的类型，左侧臀部有字母「N」烙印，代表拿破仑帝国马厩的印记。维齐尔很快就获得宠爱，并参与多场重要战役，包括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Battle of Jena-Auerstedt），以及1807年的埃劳会战（Battle of Eylau）。

衰老后的维齐尔仍受到珍视，在1814年随同拿破仑一起到义大利厄尔巴岛（Elba），度过短暂放逐的日子。拿破仑返回法国后，牠因为年纪太大，没有参与随后的滑铁卢之役，而是被安顿在帝国马厩中。1826年，即拿破仑过世五年后，维齐尔才以33岁高龄去世。

维齐尔的一生正好经历拿破仑帝国由极盛到衰败、最富戏剧性的时期，牠也成为拿破仑英雄形象的重要元素，以明星之姿大量出现在19世纪的绘画。包括葛罗斯（Antoine-Jean Gros, 1771-1835） 在1802年绘制的《第一执政官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后检阅军队》、戴维南（Charles Thevenin,1764-1838）的《耶拿之战》等宣扬拿破仑战绩的作品，正是由牠担任画中坐骑的原型。

牠也有专属的肖像画，如1806年马蒂内（Pierre Martinet）画下牠正值壮年的健美体态；另外还有一幅约于1825年完成的作品，当时维齐尔年过三十，画中体态略显衰老，也不复见瀑布般的秀丽长尾，是具有纪念氛围的画作。这些作品让维齐尔的白色战马形象，成为世人眼中拿破仑皇帝的重要象征。

图为法国画家戴维南（Charles Thevenin, 1764-1838）所绘的《耶拿之战》。 图／维基共享

维齐尔去世后，负责收养照料的帝国马厩军官乔莱尔（Philippe de Chaulaire, 1782-1852）写下牠的故事，并将牠制成标本。牠的生前事迹以及身上烙印的帝国标志，都让标本备受瞩目。

受迫于波旁王朝复辟后的反拿破仑气氛，乔莱尔不久便将之售予英国买家，几经辗转，标本在1839年被拆掉缝线、取出填充物，透过走私手法运到英国，最后送到今日的曼彻斯特自然历史博物馆（Manchester’s Natural History Museum），四年后才被重新填充，并展出将近三十年。

1868年在维多利亚女王同意下，维齐尔的标本回到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将之委托给罗浮宫，却被尘封在阁楼中，直到1904年，法国人才想起他们拥有这个别具意义的标本，隔年将之转移到巴黎荣军院（L'hôtel des Invalides）的军事博物馆收藏展示，与几公尺外的拿破仑棺椁相伴至今。

维齐尔标本的沧桑旅程，为拿破仑的悲剧英雄故事增添色彩，却也让它劣化速度加快。标本修复师胡格（Yveline Huguet）如此形容：

「这是一尊遭受苦难的标本。」

《维齐尔》，绘于1825年。当时维齐尔年过三十，画中体态略显衰老，也不复见瀑布般的秀丽长尾，是具有纪念氛围的画作。 图／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

修复前的标本，毛皮泛黄、脱水、萎缩、有多处裂痕，尤其是一条又深又长的裂缝在肩上横行，迫切需要阻止它恶化下去。2016年博物馆利用筹措的经费，为牠清洁污渍、填补裂缝、保养皮肤，历时四周修复工作后，终于可以安放在新展示柜中。

二百多年以来，拿破仑的影响与事迹，始终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爱驹维齐尔与他同气连枝，在死后也面临同样遭遇。多年来，维齐尔标本的真实性多次受到质疑，如果它不是维齐尔呢？如果名叫维齐尔的马其实不只一只呢？

针对这个问题，馆方表示，毕竟维齐尔的标本经过反复填塞、搬运，还藏封在阁楼里长达近30年，极有可能造成外观与拿破仑时代画像大不相同。馆方甚至不讳言，就算这尊标本不是参与耶拿与埃劳战争的「那个维齐尔」，也肯定是一匹属于拿破仑帝国马厩的马。只是这种说法，无异于间接承认质疑声浪其来有自。

无论如何，多年来数以百万的游客，纷踏前来瞻仰这尊名为维齐尔的标本。维齐尔在拿破仑时代，扮演着宣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重要角色。两百多年后，民众为修复计划热情地捐款，正反映维齐尔与众多拿破仑遗物一样，始终代表那个虽已消逝，但依然悸动人心的辉煌法国，它连结了过去与现在，也满足了潜在于民众心中的历史与民族情怀。

修复工作照片。 图／法新社

修复工作照片。 图／法新社

▌欧洲文明中的马匹形象

如果试着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维齐尔在生前死后能受到如此重视，显然不只是因为与拿破仑相关而已。马匹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其美好形象深入到政治、宗教、自然科学等面向，而维齐尔的故事，无异于是为欧洲文明与马匹的密切连结，再添一个显明案例。

欧洲文明早在西元前好几个世纪，便与马匹有了接触，并花了许多时间慢慢熟悉、培育与研究这个强壮物种。古罗马老普林尼 （Pliny the Older, AD 23/24-79）的《自然史》中，就提到许多以马为主角、与主人有深厚连结的趣闻，例如：「独裁者凯撒有匹爱马，除了他本人，任何人都无法驾驭」或是「皇帝奥古斯都也为他的爱马竖立坟墓」等，相当值得一看。

总体来说，在老普林尼眼中，马匹聪明、灵敏，更是个心性温和的生物。作为一部类似百科全书的作品，《自然史》也不可避免地提到培育马匹的相关知识。即便相关内容松散零碎，却也大致完整地收纳了当代所知的经验。

当然，在古典时代也不乏结构严谨，资讯扎实的育马资料，如色诺芬（Xenophon, c. 430-354 BC）的《论马术》（On Horsemanship）。不像老普林尼随性而至的笔风，色诺芬一开始明确告诉读者：

「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如何避免在选购马匹时受骗上当？」

「如何避免在选购马匹时受骗上当？」图为示意图，2020东京奥运中的圣男孩与骑士席勒（Annika Schleu）。这张图片在奥运期间爆红，原因是「现代五项」马术竞赛规定，骑士只能抽签决定参赛马，并且参赛马均为日本当地马匹。席勒抽中圣男孩，但在竞赛中圣男孩不愿配合指令前进或跳过障碍，让席勒挫折落泪，最后拿下0分。这场比赛也掀起舆论关注马术比赛是否善待马匹、鞭打马是否合理等议题。至于主角圣男孩，目前已回到滋贺县老家。 图／路透社

对此，色诺芬建议应当从前脚开始观察，接着是上身、头部，最后到腰部、臀部等，皆应有既定的健康比例。好不容易挑到一匹骏马后，还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马厩的环境、日常饮食用水，甚至是如何骑马、训练马匹上战场、练习马术表演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细心照料。

以上资料都证明了一件事情：欧洲文明的实证精神，在许久以前便运用在一切关于马的研究上，试着找出最符合效益的饲育方式，从中更是衍伸出不少真挚情感。

延续着古典时代以来的亲密关系，欧洲中古文明与马匹的连结有增无减，甚至融合了基督宗教与民间文化，不时出现在圣人画像（如圣乔治屠龙）或奇幻故事（如狩猎独角兽）当中。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更是迎来关键性发展。

1548年，艺术家提香（Tiziano Vecelli, 1488-1576）完成了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骑马像。从图像志来看，这幅肖像画结合了古典皇帝骑马像与基督教骑士意涵，将这位现实中焦头烂额的统治者，妆点成伟大战士。更重要的是，有别于传统的马匹图像，提香以写实的风格画下了皇帝的坐骑。

左为提香（Tiziano Vecelli, 1488-1576）绘制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骑马像。右为十四世纪的荷兰挂毯《猎捕独角兽》，完整共有七幅。 图／维基共享

而在1605年，由托赛尔（Edward Topsell, c. 1572-1562）出版的《四足动物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收录一张马匹版画。只消稍微一看，就能发现，虽然版画中的马匹动作僵硬，表情呆滞，完全不如提香的生动活泼。但版画描绘马匹的外观特征、肌肉纹理，基本上也是以「写实」精神为出发点。至于同等重要的文字内容，不外乎是各种感人的忠诚故事，以及养马的「实用心得」。

写实的实证精神，以及图像化的马匹记录，皆非文艺复兴时代独有，早从古典时代以来就可找到数不清案例，但真正将这两者结合，并出现大量相关作品，却是要到文艺复兴时代。

由托赛尔（Edward Topsell, c. 1572-1562）出版的《四足动物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收录的马匹版画。 图／作者提供

▌孔德的骨架与兽医学系

今日，在柏林自由大学兽医学院有一副马匹骨架，安静伫立在玻璃柜里，不时为观看者提供最贴近现实的研究教材。这可不是一匹来路不明的马，牠名为「孔德」（Condé），与腓特列大帝（Friedrich II, 1712-1786）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777年，11岁的孔德从英国来到腓特烈大帝的马厩。牠不畏惧砲声，有极好的脾气及自信，迅速成为最受宠爱的马，陪伴国王的晚年生活。孔德享有极高待遇，不仅担任国王坐骑，还能不受限制地在波茨坦宫殿花园自由走动。1778年到1779年的巴伐利亚王位战争期间，腓特烈大帝甚至还命人定时从战场外，送来牠的近况报告。

腓特烈大帝死前特别留下遗嘱，授予孔德「恩典之粮」（Gnadenbrot），保证牠能在皇家牧场过着美好的退休生活。1790年，位于柏林的皇家兽医学院（Die Königlichen Thierarzneischule in Berlin）成立，孔德也迁移到此处，在1804年以38岁异常高龄过世。牠的骨架由专人保存下来，收藏在兽医学院中。

腓特烈大帝以热爱动物闻名，他对动物的浓烈情感，展现在推广研究与保障福利等实际成果上。像是孔德最后居住的皇家兽医学院，早在1768年就开始规划，无奈经费问题，要到二十余年后才能实现。这个新学院实现了腓特列大帝的愿望，更促进了当代普鲁士的动物学研究。

孔德的骨头标本。 图／柏林自由大学

1791年后，皇家兽医学院对外开放，很快成为柏林的重要景点，几乎所有当代的旅游指南都会提到，一幅1797年描绘学院著名建筑的画作中，还可以见到孔德的身影。在此享受退休生活的孔德，也成为当代人研究与观察的对象，共同促进普鲁士兽医学的发展。皇家兽医学院在20世纪整并至柏林的现代大学体系里，今日孔德的骨架由柏林自由大学兽医学院保管，与师生及研究人员作伴。腓特列大帝如果知道他的爱马仍为动物医学研究有所贡献，应该会报以欣慰的微笑。

▌当马匹文化成为文明的象征

在数个世纪以前，人类的祖先骑着马匹探索世界各地，促进全球化网路成形。这段开拓的时代早已远去，如今人类拥有更为强大的机械动力，但并不代表马匹的重要性就此消失。暂且不论仍盛行于世界各地的马术运动，或是难以数计的爱马人士，回头观看维齐尔和孔德的故事可以知道，那些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从来就不是独自一人开拓功绩，更不是只有人类留下可供研究的历史足迹。

腓特列大帝曾说：「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根据他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这段话若套用于人类整体文明，也颇为合适。维齐尔身处民族情怀蓬勃发展的年代，成了民族英雄拿破仑的一部分；孔德的主人则是喜爱艺术文化、科学研究的腓特列大帝，让牠间接参与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牠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足迹，不时诉说着那些过往的重要时刻，也体现出观照人类文明时的多元面向。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人类依赖机械动力的趋势将有增无减，以至马匹的「实用性」将更加低落。但在共同开拓历史的漫长时光中，马早已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乘载了许多文化意涵与历史情感。牠们将和所有动物一样，与人类的关系持续发生变化，并持续相伴，共同创造新的文明样态与情感。

19世纪重要画家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 1815-1905）画中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重要历史场景，很可能以Condé为原型。 图／维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