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在师大（上）

前排左起：林建安、宋世谦、李九仙导师、黄德业、赵雪陵、苏雪薇；后排左起：徐斌硕、李素英、杨丽珠、陈明律、金庆云、刘塞云、李义珍、黄明月、柯秀珍。一九五二年二年级音乐系同班同学。（金庆云提供）

四分之三世纪前的一九五零年，我以唯一志愿考入师大音乐系，四年后毕业，至今整整七十年。大约一九八零年起我在师大音乐系兼任，一九八五年成为专任教授。一九九六年退休后继续兼课至二零零四年。我当了五十年老师，有一半时间在师大。当年进了师大，就注定成为老师。我是一个师大人，以此为荣。

现在的师大校史是从1922台北高等学校成立算起的。而我考入的，是1946年成立的，大学位阶的台湾省立师范学院。1955年升格为大学。我们师范生在校四年后必须实习一年才算毕业，所以我的毕业证书上就是「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似乎可自许为「第一届师大毕业生」。要让老校友说说古早的师大，像我这样的白头宫女不多了。

我不得不以「我们」自称，因为那些年的「我们」凋零殆尽，只能由少数尚存者代为发声。我们的师长们的言传身教，透过我们，在这几十年间直接间接影响了无数人。我们中的每一个，或长或短都当过老师，注定了比其他职业给更多人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走完一生的旅程。下面回顾的，不过我记忆所及的一小部分，挂一漏万。说说我们当学生时的趣事，还有其后几十年人生的足迹。当年，年轻的我们，怀揣着梦想，面对不可知的命运，在现实的泥泞中努力前行。有些人坚定地朝向目标，或多或少实现了梦想；有些人走上不曾预想的道路，收获截然不同的成果。总体而言，在当年那艰困的条件下，从小小的校园中，确实涌现了许许多多人才，交出了良好的成绩。想想其实也不奇怪。在好些学科中，我们，就是被倾注了全国最好教育资源的天之骄子。我们都心怀感激，很多人早就心怀大志（我是少数例外），自觉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因为师大贯穿了我的大半生，反而需要努力回想，才不至于混淆前后时间的不同印象。台北市定古迹的四栋建筑：讲堂（礼堂）、行政大楼、文荟厅、普字楼，应该大致还是当年模样，用途可能不同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地方，到今天我还可以一脚踏入，回到七十几年前的时光。它们见证过我的青春，听过我的歌声，映照过我的身影。

礼堂是我从入学考试到毕业音乐会所有公开演出的场所。现在闭上眼，还可以依稀看见台上的钢琴，在后台向外窥望的自己。这里是全校的中心，重要典礼都在这里举行。还听过大师的演讲，像钱穆，牟宗三。内容都不记得了，本来就听不太懂他们大学问，只记得浓重的乡音。而音乐活动占据礼堂的时间独多。这里就是我们窄小的音乐系的延伸地盘。记忆里的礼堂总是黑黝黝的──倒不是像褪了色的照片而黯淡，反让我想起球场上的光阴就分外明亮。而当年的体育馆已经拆除重建。

能坐在礼堂里听演讲有时是享受。每天朝会升旗听训就真是苦事。那时几所大学中好像这规矩是我们师大独有。我早上爬不起床，经常缺席。训导处有一位老师会告诉我已经被点名几次，再不及时露脸就要记过了。刘真校长口才极好，每天演讲不重样。可惜我多半迷迷糊糊，没吃早饭，好几次差点晕倒。同在日光炽烈的操场，我打球就生龙活虎。也常有来宾演讲。印象深刻的如关于韩战的报告。韩战就在我考上师大的民国39年六月底爆发。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等大事。尤其攸关台湾的命运。那时，劳军也是我们的重要课外活动。音乐学生更不可缺。

原来的「膳堂」在男生部那边，女生用餐要带着碗筷列队过去，男生倚着宿舍窗口怪声乱叫，评头论足，讨厌极了。我提议跟男生拆伙，搬回来女生食堂吃饭。因为女生吃的米饭比男生少得多，省下的米钱我们可以加菜。于是我被选上了伙食委员会主任委员。可以算不自知的女权先驱。

二年级时新建了两层楼的图书馆，让我感觉「这才像个大学」，精神上有了寄托。我借的多半是小说。有一次上田培林老师的课，偷看小说。旁边一位年纪大些的旁听生，批评我人在福中不知福。的确，田老师是教育学的泰斗，师大是全国教育第一学府。这是师大学生的福分。不过我看的也不全是闲书，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令我着迷。比必修的教育心理学有趣。

女生宿舍八人一间，四个上下舖。大家都处得很好。一年级下学期我因为顶撞舍监差点被开除，刘真校长网开一面，让我留校察看。我感念一生。但我因此不能住宿舍（我就是因为宋世谦急病，叫男生进女生宿舍帮忙而违规的），也不能到食堂吃饭了，顿时陷入生存危机。才知道师大于我何等重要。师范生一个月七十元公费，姐姐姐夫补贴我三十元，再兼任家教，勉强够用。怎么可能在外租房上馆子？幸好宋世谦的高中同学卢玉霞收留了我，她家在师大后边。又亏崔连照老师带我到教师食堂，和体育系老师们共餐。所以我和体育系有不解之缘。

那时几乎没有任何额外花销。打牙祭就是五块钱一碗，以「又大又辣」闻名的师大牛肉面。看不到牛肉，我们学唱的还不能吃辣。除此之外就是电影票钱。终场赖着不走，再看一场。音乐学生的家庭多半富裕。不都像我这么穷。我看许常惠传记里写他家里每月给他四百元还不够花。真是纨绔子弟。我还有姐姐姐夫可以依靠，比那些流亡学生们略强一些。最大方又最穷的是白景瑞，只能请我们吃花生米。有一次我和刘塞云呕气，拒绝演戏，他做调人倾囊请我吃冰淇淋，我不能不看他这天大的面子。

音乐系办公室很小。老师休息的时候都没地方坐。郑秀玲老师总坐在门前的树下织毛线。琴房更小，左右两侧各六间，刚容得下钢琴一台，师生两人。其他乐器没有几样。曲谱稀缺，多是老师自备，我们手抄。只有一台手摇的留声机，我们总借出来到操场上，在夜空下倾听。几十张黑胶唱片，全部放完不过五小时的音乐。早就听得滚瓜烂熟。戴萃伦主任每年的指挥课都是放那张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响乐。我们后来就去朝风咖啡听音乐。

戴主任是留学维也纳的小提琴家，曾任上海音专校长，很有欧洲绅士的风度，高不可攀，没跟我单独说过几次话。最有兴趣的是听他回忆维也纳的音乐生活。跟我们说，一辈子总要在维也纳歌剧院听上一场。那时候不能想像几十年后我成为那里的常客。不过戴老师跟我们讲述的时候，维也纳歌剧院已毁于战火，1954年才重建完成。

音乐系虽小，却是名师荟萃。那时台湾最好的的音乐师资，应该就在师大。无论是大陆迁台的菁英，或日治教育下台湾音乐世家的人才，济济一堂，为我们灌注心血。

我原是郑秀玲老师的学生，二年级时郑老师去义大利深造--我毕业十四年后，又重到郑老师家中跟她练唱--林秋锦老师来到师大，收了我在门下。林老师是全台第一花腔女高音，大家都对她非常尊敬。她九十岁时来听我的独唱会，可惜那天没有留下照片。声乐的还有戴序伦（我们称小戴老师，我在师大教书时还与他共事）、江心美、张震南、曲直老师。孙德芳老师带合唱，她课间常和系主任挽着手踱步。理论作曲方面有萧而化、张锦鸿老师，他是继戴老师之后的系主任。钢琴是必修的。我跟过周逊宽、林桥老师。高慈美老师是台湾第一位女钢琴教授，上过日本「主妇之友」杂志封面的美女。她和张彩湘老师同出日本钢琴名师笈田光吉门下。我们这些林秋锦老师的声乐学生的伴奏必须是张彩湘老师的钢琴学生。他们彼此敬重。钢琴老师周崇淑教授是留德博士，2021年一百零八岁过世。她的先生是我国体育教育奠基人江良规博士，师大的体育系主任。他和张继高先生一同创办了台湾第一家音乐经纪公司「远东音乐社」。引进国际音乐表演节目，替台湾打开了眼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