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从自身做起
“你对性别的思考是什么呢?”
“性别的思考,是我到了70多岁,几乎没有性别区别的时候,才去思考的。”
“您毕生都是一个独立导演,可不可以讲讲这种坚持和选择?”
“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来。”
不知道你的朋友圈,这几天有没有被这些“金句”刷屏。
反正,当我们在现场亲耳听到许鞍华导演讲出这些话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动的。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重温了一遍我们最爱的《一起拍电影》,也亲身感受到了许导的旺盛生命力。
虽然从影四十年,但她依然是一个简单、率真的人。
她不会喊口号,也不会花言巧语。她真实、生动、桀骜。
正如她为我们带来的每一部作品。
而这一次,许鞍华在北京,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并且,来的不仅是许鞍华,还有她大名鼎鼎的“迷妹”们,文晏和戴锦华。
能拥有这样一次朝圣的机会,还是要感谢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一次,他们举办了以“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为主题的电影大师班,由中国香港著名导演、监制许鞍华担任主讲嘉宾,与导演文晏展开对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担任特邀嘉宾主持。
谈到华语电影的女性独立电影人,毫无疑问,许鞍华和文晏,都是电影史上跨不过的名字。
许鞍华导演从影四十载,经典代表作无数,以至于,你甚至会觉得,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个许鞍华。她是难以被定义的。
她是大胆、锋锐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她的《疯劫》《投奔怒海》都让人看到了创作者的勇气和理想主义,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
她也是温柔的、细腻的:《女人,四十。》《客途秋恨》《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等作品,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在涓涓细流的生活里,触碰到悲欢离合、世事无常的人生真谛。
她还是极富文学性的:她曾三度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是迄今为止,改编张爱玲最多的一位导演。此外,她也拍摄过萧红的传记片《黄金时代》。
在这次大师班中,许鞍华导演回顾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创作之路。她是如何坚持创作的独立性,为华语影片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角和更为丰富的多类型创作。
她讲述了一些创作上的细节,《黄金时代》单是剧本就磨了三年,三百多场戏。而她也认为,这部电影不单是在讲萧红的人生,更是在讲人生和艺术、人生的迂回和曲折。
但更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反而是她的谦逊。
她提到自己对于编剧的依赖,提到自己在电影新浪潮阶段,从前辈谭家明、胡金铨身上学到了多少。
而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这也正是一个有成就的女性会采取的态度。她们丝毫没有凸显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天才,都不可能独自成就一个时代的突破。而女性会回到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关照、去反思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许导也提到了自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从未停下来。
也正因为此,在对谈的刚开始,她就表达了对于文晏导演的高度肯定。她认为,现在是“文晏导演的时代了”。她的作品更年轻、更有创作力,她将华语女性创作带到了威尼斯电影节、带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当时,她非常真诚地说,“我看了《嘉年华》,也不怕大家说,它把我击败了,《嘉年华》拿奖了,我们没有拿奖,可是我心里蛮高兴的。因为我感觉她的作品真的非常好的作品。”
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还记得,在2017年,当《嘉年华》横空出世的时候,这部电影所带给我们的震撼。
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品:影片看似讲述的是一群女性的故事,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处在不同年龄层的女人,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彼此的人生。这绝非是她们的选择, 但冥冥之中,似乎有无形的手在操纵、要求和约束着她们。
而在镜头之外,文晏导演用看似冷酷、实则温柔的笔触,描述着这一切。你会觉得,无论在电影内还是在电影之外,都有无数双眼睛,在观看着、凝视着这一切。而这就是我们女性所处的现实。
在这次的大师班对谈里,当这两位女性导演坐在一起,互相表达着对于彼此作品的喜爱与推崇。你会看到,这正是两代女性创作者的守望相助和交相辉映。
尽管她们来自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也书写着不同时代、不同现实的困境与表达,但在她们的作品谱系和自我关照里,毫无疑问,最为共通的一点就在于:女性主义从自身做起。
是的,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需要对女性主义下一个定义,或者一定要设置如何的规范和条条框框。
当一名女性在拍摄、当一名女性对着镜头讲出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女性主义。
因此,尽管许鞍华导演说自己一直到七十多岁,才真正地开始思考性别。但在此之前,她已经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无数平凡的、边缘的、处于困局之中的女性。
而文晏导演的作品则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立足于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女性。对于时代的观照、对于女性的思考,都是发自本心。
从自身自发,就是女性主义。
当然,或许我们还是可以思考,女性影人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哪些共性呢?
首先肯定就是女性创作者的开放心态:拓展表达边界,向一切的可能性敞开。
许鞍华导演尽管已经在影坛沉浮拼搏了四十年,但仍然秉承着一种非常旺盛的、充满生命力的、戈达尔式的创作心态——“有电影就去拍,什么都不要拍,不要怕不完美”。
哪怕今年已经七十多岁,她已经是勇敢的、自由的、不怕犯错的。在她的表述里,我们也能一遍遍地读到这种超越时代、年龄、没有任何拘束的野性与天性——“你自由的,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认了,或者再拍别的。拍不好不用跳海。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就OK了。”
而文晏导演作为一个21世纪的创作者,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电影时代。甚至于,接下来还会有人工智能、chatgpt、Sora……的冲击。但她始终坚信,我们应该拥抱便利,应当学会去利用技术、适应技术,把它拍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因为数字确实使得创作的门槛降低了。
同时,她也非常敏锐地看到,尽管现如今的数码电影已经发展得如此迅猛,但它其实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它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想要尽可能地模仿胶片。因此,未来数字电影和胶片电影,或许会是更加不同的形态。但我们会始终拥抱变革、等待新媒体的打开。
女性电影人的创作力是无限的。
无论许鞍华还是文晏,两位导演都提到,近年来全球独立的女性电影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她们关注到了女性电影人崛起的现状、也看到了女性表达的蓬勃生命力。新鲜的视角,新鲜的体验往往都出现在女导演作品上。她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男性。
而这样蓬勃的创作力,我们同样也能够从两位导演的身伤,直观地感受到。
在香港商业武打片盛行的年代,许鞍华导演是一朵自香港新浪潮势力中涌现的“奇葩”。她想要拍老人、拍伦理、拍时代与个体的成长。她关注的是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她想要将那些平日里不被看到的人搬上大银幕。可想而知,这背后会有多少非议、拒绝的声音,她也一定是吃了许多的闭门羹,才终于敲开了一扇门。这需要逆行和独行的勇气,但她坚持了下来。
而在文晏导演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当代女性的创作与表达,《嘉年华》所探索的,同样是一个非常辛辣的、甚至于常人不愿意去触碰的话题。拍摄这样的电影同样需要勇气,因为她用力地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痂,而袒露出了鲜血淋漓的伤口。
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去直面这样的沉痛。但她的作品所描绘的是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站在当代生活的十字路口,她试图用一种更为现代性的方式,去探讨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空间。
冥冥之中,创作也决定了她们的人生轨迹。电影成为了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正如这次大师班所提到的,每一位女性导演,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创作困境。
许鞍华导演的作品并非部部都成功,有票房失利的、也有口碑惨败的。甚至于,她还曾有长达十年的创作空滞期。
在大师班的对话里,她非常坦然地面对了自己人生之中这长达十年的空白。她当然也是痛的、是不快乐的额,“四十几岁还跑到日本跟二十几岁的人一块生活”。但最终她还是可以接受,“这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
人生半场,还要重新来过。我相信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痛苦,还有将她转化为积极一面的能力,但许鞍华可以。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文晏导演同样是数年磨一剑。在《嘉年华》之后,许多人都和我们一样,翘首等待她的新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当过多的期待、关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时,这会意味着多么大的压力。
相信文晏导演,同样用很长的时间来摸索、准备和思考。而在今年,或许我们终于将要等来她的新作品。
不久以前才刚刚刷到新闻,她的新电影《想飞的女孩》已经杀青,并预计于年内上映。这部作品由刘浩存、文淇主演,讲述了一对表姐妹从陌生到熟悉,从抵触到相助的人生历程,或许也会是又一次关于年轻女性、关于自身和时代的探索。
无论如何,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没有更好的时代,也没有更坏的时代。越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表达,创作也会更自由。在这些女性影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回归到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是非常感谢能够借此机会,策划了这一次珍贵的大师班、和这一场弥足珍贵的女性对谈。
近年来,女性创作者的声音在时代中涌现,而我们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同样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品,包括在本次“天坛奖”的入围影片中,也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多元的女性视角。
《乳汁》从“母乳”这样一个极小的切口出发,探讨了女性与自我身体的连结,与“孩子/母亲”身份的连结;《沉默》则关照了职业女性的和解与对抗。同样,在本次“天坛奖”的获奖影片中,《失落的婴儿》将镜头对准印度的底层女性,《走走停停》中岳红所饰的母亲一角,也成为了全片最大的泪点。在犯罪产业中被剥削的女性、在家庭结构中逐渐隐形的女性,都在逐渐走向前台、走向焦点。
女性,正在被看见,被听见。被重新定义,或者打破定义。或许很多作品都并不完美、尚显青涩,但无论如何,每一位女性影人的表达都很弥足珍贵。正如在大师班的最后,戴锦华老师所说的那样,“为了对电影的爱,为了电影在21世纪活下去,为了电影让我们生命变得更美丽”。让我们共同延续电影这个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