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中国！几千年前，人们是怎么想到用“胶水”装饰“筷子”的？

文丨徐成

今天，以传统技术制造的漆器仍以浓郁深邃的颜色、闪亮神秘的光泽令人折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美丽的器物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所谓“漆器”即“髹漆之器”，“漆”自然是漆器制作的核心材料。与今天通过石油化工制取油漆不同的是，制作漆器的大漆是地地道道的自然产物，蕴藏于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漆树体内。

漆树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山地丘陵地区的常绿阔叶乔木，在遭遇损伤后，漆树会分泌大量乳白色树汁，也就是制作大漆的原料“生漆”。生漆主要由漆酚、漆酶、胶质和水分组成，具有黏性和毒性，不仅能够快速封闭树皮上的伤口，还能阻止昆虫进一步破坏树干内部。人类正是利用漆树的这一习性有意识地收集生漆为己所用。

从“胶水”到“大漆”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使用生漆的国家，这一点早已深入人心。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地层中发现一只木碗，引起广大学者的兴趣。这只木碗由整块圆木镂剜而成，内外壁均经打磨而光洁平整，腹部外壁呈瓜棱形，底部圈足外撇十分稳固。木碗形制并无特殊之处，真正令人们对它感兴趣的是木碗表面迷人的色彩。虽然在地底已经沉睡了数千年，但木碗表面残存的朱红色仍然鲜明夺目、略带光泽。仔细观察，木碗上的朱红色并非染色而成，而是来源于覆盖在木质碗体表面的一层薄薄的朱红色胶质膜。根据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培基鉴定，在红外光谱分析中，这层薄膜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呈现出相似的光谱图，而此后又检出赋予其朱红色的颜料为朱砂。也就是说，造就木碗朱红外观的，正是我们熟知的髹漆工艺，并且已经采用朱砂调色，这一技术数千年来始终连绵不绝。

河姆渡漆器的发现表明至少在约7000年前，漆器制造已经盛行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并且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随着长江下游考古工作的深入，最早漆器的记录又被再次刷新。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发现两件带有人工涂层的木制工具，一件为带有稍钉的木器残片，另一件为扁圆形木棍，经检测木器上的人工涂层成分与生漆相符，证明这些木器确为漆器，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井头山遗址地层年龄为7800—8300年，时代上略早于跨湖桥，因此这两件木器残片也成为已知最早的漆器实物。这一系列的早期漆器的发现证明至少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长江下游地区制造和使用漆器的历史就未曾中断，世界漆器史从这里发端。

那么，在8000年前，是什么让人们宁愿顶着奇痒、爬到漆树上去收集其伤口中流出的汁液呢？仅仅为了追求美观吗？

2002年，跨湖桥遗址第9文化层中层发现一艘巨大的独木舟，为整根松木剜空造成，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实物，证明居住在钱塘流域的跨湖桥文化先民已有能力乘舟往来交通于内陆水网和近海前滩间。这艘独木舟在被废弃前应当已经使用了相当长时间，船身已经出现破损，后来又被人用黏合剂和木料进行了精心加固并继续使用。有趣的是，在对修补独木舟使用的黏合剂进行检测后，研究人员发现，黏合剂的主要成分竟然是生漆。一般来说，在木器修补中更常见的黏合剂是各种动物胶，由猪、鹿等动物皮革经熬煮之后即可得到，制取简单、黏合力也不俗；而独木舟长期处于水环境中，动物胶在充满水的环境中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可能为了应对这种特殊的功能需求，跨湖桥的船工们才采用拥有卓越防水、防腐、防蛀能力的生漆，保证经修补的轻舟仍能无惧狂风巨浪。这为我们研究漆器的起源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人们一开始可能只是将生漆作为黏合剂使用，其审美价值则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被人们领略，开启了漆器发展的新篇章。

良渚漆韵

人们大多对良渚诸遗址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精美玉器耳熟能详，却很少知道漆器制造也在良渚时代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良渚古城反山墓地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良渚古国王族专享的神圣墓区，1986年反山M12号墓曾因出土玉琮王和神面纹玉钺名震天下，同时出土的各类漆器也并不逊色。墓底多处发现朱红色漆皮，应当是漆器木胎腐朽后的遗存。经复原，随葬漆器中包括一只漆杯和一只漆盘，漆杯瘦长、带把手，把手对侧的杯沿翘起形成长流，杯身通体饰朱漆，漆皮上镶嵌直径0.2—0.7厘米不等的圆形玉粒141粒，以黑漆绘制的螺旋形花纹以玉粒为核心盘旋展开，这让整件漆杯上呈现出一幅由黑、白、红三色组成的神秘图画，仿若幽远的星空；漆盘呈正圆形，髹红漆，盘面中心部位镶嵌一片直径8.8厘米的白色圆形玉片，180余粒小玉粒以玉片为核心放射状分布镶嵌于盘内，形似耀眼的太阳。反山墓地内的M14号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一整套玉钺。一道附着诸多玉粒的朱漆痕依次贯穿排列于墓底的玉帽、钺身、玉镦，这些玉构件在下葬时显然被一根通体髹朱漆、镶嵌玉粒的木质柲连接在一起，温润无瑕的玉钺与鲜艳华丽的漆柲组合在一起，将良渚结合了神圣宗教权力和强大世俗权力的王权体现得淋漓尽致。

良渚的漆器不唯出现在王者墓中，如在良渚古城卞家山地点，考古工作者发现漆器（含残片）30件，数量之众多、种类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其中经复原可见觚、盘、豆、筒等器型。卞家山漆器虽然不及反山墓地镶玉漆器雍容华贵，却也不乏亮点：如卞家山出土的漆觚大口、圈足、细腰，髹黑、朱漆，上承大汶口文化陶觚形杯，下启商周青铜觚；一件残损的器盖上，先髹暗红色漆为地，再以鲜艳的朱漆描绘鸟形图案，这些鸟形象高度抽象，不免让人联想到后来商周青铜器上的鸟纹。

良渚精美绝伦的漆器在发达的水路贸易帮助下，开始向着更加广阔的地域扩散。山东新沂花厅遗址是一处混杂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奇特墓地，有人认为花厅是良渚征服者向山东地区进军的前哨站，其中发现镶嵌绿松石的漆斧柄，与良渚漆柲玉钺联系紧密；上海福泉山遗址是上海地区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遗址，可能是良渚文化晚期崛起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在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11号墓葬中，原先髹漆棺木已腐朽无存，从残留的漆皮看，这只棺木下葬时曾遍髹朱漆，华丽非凡。可以说，漆器乘着良渚文化巨大的影响力终于走出其起源的钱塘江、太湖流域，为更多地区所接受。

尧宫漆影

或许是在良渚风潮的催动之下，漆器又将礼乐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国度。

兴起于晋南襄汾盆地的陶寺古城遗址曾是中国北方地区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聚落之一。

陶寺宫城以南编号为M2103早期墓葬，从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是城内仅次于王族的高级贵族。这座墓葬保存完好未被盗掘，因此随葬的木器也保存相当完好，其中一件大漆案出土于棺木侧面，案板长120厘米，一侧平直、一侧呈亚腰型，下有支架，出土时案表髹的绿、红漆仍然鲜艳。从漆皮破损露出部分来看，匠人先在木胎上施一层白色乳状涂料，再髹黑漆，再施彩绘，可惜彩绘图案已经斑驳难辨，漆案上放有红彩木觚2件、红彩仓型器1件。一件残损的圆形漆案侧立于墓壁，从存留部分看，圆形的案板由木板榫卯拼接而成，下接圆柱状木座，木胎上先施白色乳状涂料，再髹黑漆，再髹朱漆，最后在朱漆上绘制绿色纹样。

在陶寺中晚期编号为M22的王级大墓中还出土一根木杆，杆上髹粉、黑、绿三色彩漆，不同颜色的彩漆将木杆等距分为多个部分。据何努、冯时等学者推测，这根漆杆可能是古代天文观测工具臬表。天官会在正午时刻用这根漆杆测量立于空地上日晷的影长，将影长与漆杆上分格的彩漆对照，用于确定时令。

在陶寺高等级墓葬中，死者还流行佩戴镶嵌绿松石片的头饰、腕饰下葬，饰品当以木质或皮革为胎，以推测为漆的黑色黏合剂将颜色鲜艳的绿松石碎片按照类似“马赛克”的形式铺满表面，制作精细、造型华美，是使用者尊贵身份最直观的标志。

除此之外，陶寺出土的漆器、彩绘木器的墓葬为数不少，这些墓葬都可以找到共同点——拥有较大的墓葬规模、多且精美的随葬品，这显示漆器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挂钩，是被古城中社会顶层统治者垄断的高级奢侈品，这与成为平民日用品的良渚漆器形成了鲜明对比。漆器发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突兀地出现在黄河中游的陶寺古城，又仅被少数权贵所拥有，或许可以猜测陶寺古国的统治者们在建立王国之后，将产于远方贵重难得的漆器奉为珍品。

夏代的漆器产业

陶寺文化消退后，使用漆器的传统顽强地在北方地区的黄河流域留存下来。在约3700年前，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率先完成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在洛水之滨建立起规模宏大的二里头古城，并以此为基地向晋南、关中、豫东、南阳盆地扩张渗透，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不少学者都认为二里头文化正是古史记录中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夏王朝雄厚的实力令手工业也得到腾飞，来自各地的手工业匠人聚集在二里头古城中为王朝贵族们服务，青铜铸造技术、白陶制造技术、绿松石拼贴技术和漆器制造技术都在这一过程中取得历史性的发展。

从20世纪60、70年代二里头遗址发掘初期开始，与漆器有关的发现就不断涌现。在多座墓葬底土中，曾出土朽木和残破的漆皮，表明二里头人也有以漆木棺下葬的习俗；人们在1977—1978年于二里头二号宫殿基址后发现一处“大墓”（后研究证实所谓大墓只是一口深井），在其中发现一只装有犬只遗骸的朱漆木盒；在二里头Ⅲ区2号墓葬中，出土觚、盒、豆等漆器。其中一片漆器残片上有雕花，经辨认可见浮雕兽面，怪兽双目圆睁，头上有弯曲的犄角，其形象不仅与二里头最具特色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上的兽面几乎一致，也与后世商周青铜器兽面纹关系匪浅。漆礼器出现的时间远早于青铜礼器，最早的青铜礼器出现于二里头时代，由于铸造技术较为稚嫩，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青铜器为素面，或仅有弦纹、连珠纹等简单纹饰，直到早商二里岗时代，青铜铸造技术发展成熟后才出现兽面纹，似乎可以推测，成熟的漆礼器正是青铜礼器最初的蓝本。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断革新，漆礼器易坏难保存的缺点被青铜礼器所克服，纹饰复杂精美的特色被青铜器继承，早期礼制终于完成从以漆器为中心向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过渡。

2002年发现的二里头VM3号墓因出土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而名声大噪。从出土的器物等级、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看，这座墓的主人是二里头古城中居于上层的大贵族。在这座墓葬中，共出土漆器4件，包括觚、勺、案、圜底器各一件，另外还有3件圆陶片可能是已腐朽的漆觚底部。最值得关注的是漆匣，匣身髹朱红色漆，下方有陶盆残片，匣上面有一只残陶盉，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棍状漆器留下的痕迹，可见漆匣的用途类似后世食盒。发掘者认为这些痕迹属于一双长16厘米的漆箸，如果此说确实，那么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筷子就可以从晚商殷墟上提至二里头时代。

旺盛的漆器需求也催生了繁荣的漆器制造业，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北缘偏西的一片区域很可能就是古城中漆器作坊所在，从遍地的覆漆陶片来看，这里曾经存在极为发达的漆器产业，其生产规模比此前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

二里头文化主要位于中原地区，漆树资源并不丰富，是如何支撑起如此规模巨大的漆器制造产业的呢？2024年9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重大进展，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方城八里桥遗址经勘探被确认为一处面积达135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其文化属性为二里头文化。聚落内的多网格布局也见于二里头古城，因此专家推测方城八里桥是夏王朝仅次于都城二里头的区域中心城邑。这座城邑位于南阳盆地东北缘，处在中原地区经南阳进入江汉平原的必经之路上，战略价值极高。八里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豪认为，遗址是夏王朝获取南方铜矿、绿松石等资源的交通枢纽。由此看来，二里头古城需求的巨量生漆很可能便是从长江中游出发、经方城八里桥进入二里头古城的。

在同时代的北方，或许是受到二里头文化漆器的影响，燕山脚下也开始出现漆器。内蒙古赤峰大甸子为夏家店文化下层遗址，大甸子墓地中发现38座墓葬随葬漆、木器、编织器，大部分已朽坏难辨，仅数件觚形器、筒型箪可辨识出器型。在一些墓底发现的残留漆皮上可见以绿松石片、蚌壳刻意拼贴的图案，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螺钿产品，可能是陶寺、二里头等地区绿松石片拼贴技术北传之后产生的新工艺。这项工艺在此后的商周时代又获得大发展，并在中国漆器史上长盛不衰。

从8000多年前的长江下游，到3600年前的中原王都，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漆器未曾缺席。与金属冶炼、城邦和国家的崛起等人类伟业相比，漆器制造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却一直不疾不徐地发展着。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1月下，原标题为《最初或许是黏合剂 世界漆器史从中国发端》，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