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可爱」诡笑亚丑钺青铜器 礼器暗藏寒冽肃杀

人称「可爱」诡笑亚丑钺青铜器礼器暗藏寒冽肃杀。（澎湃新闻）

彭湃新闻「明查」栏目12日报导，近日，有学者在海外社群平台分享了一则介绍中国商代青铜器「亚丑钺」的贴文，引起围观。该青铜器表面刻有形似「鬼脸」的人面纹，被一些人称赞「可爱」，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钺」的用途的讨论。极可能是先秦王公贵族「赐死」殉葬奴仆的礼器、也是凶器。

钺在中国古代，既可能作为战斗武器，也可能作为象征权力的礼仪用斧，二者并不绝然矛盾。钺与王权、军权存在直接关联，这种象征义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均有出现。

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专业副教授Magnus Fiskesjö认为，「钺」是用来砍头的武器，被视为「可爱」是病态的。对此，发帖者反对并表示，「『钺』是一种象征权力的礼仪用斧，不能用来伤害任何人，更不能用来砍头。」

澎湃新闻报导，探究「钺」在中国古代用途。首先，亚丑钺的由来，「亚丑钺」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市（原益都县）苏埠屯遗址1号商墓，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1965年至1966年间，山东省博物馆派出专人调查益都县苏埠屯（村）属于奴隶社会时期一处墓地，发掘了四座奴隶殉葬墓。有关亚丑钺介绍见诸该馆发表的〈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一文。

据文献记载，亚丑钺出土于一号墓墓室北壁靠近北墓道口的填土中，其「体瘦长，眉、目、耳、鼻、口均突起，两侧有扉。两面各有两个铭文。右为正写，左为反书。长32.7、刃宽34.5、肩宽23.3厘米」。

类似的铭文在青州商代墓葬群出土的其它铜器中亦有体现。例如，据《海岱考古》第一辑中〈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记载，青州M7墓葬出土的一觚圈足内和一爵鋬内均有类似铭文。考古学家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将此释读为「亚丑」，并根据安阳出土甲骨刻辞中有「丑」和「小臣丑」等内容，推断青州一带为远古亚丑一族的活动地域，「亚丑钺」因此得名。

然而，对于器物上铭文解读，至今尚无定论。例如，考古学家张长寿（殷之彝）发表的〈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丑」铜器〉一文阐述，苏埠屯商墓遗址应为薄姑氏的文化遗存，一般认为为嬴姓国；先秦考古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专家李零在〈苏埠屯的「亚齐」铜器〉一文中将铭文释为「亚齐」，推测亚丑族可能为商代齐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进峰则认为，「殷商时期的丑族应是旨族。甲骨卜辞中『小臣旨』的得名与旨族有关。」

此外，对于「亚丑族」的性质，学界也说法不一。例如，王树明在〈「亚丑」推论〉中表示，今青州商代墓地乃夏族姒姓斟灌、斟寻方国之贵族（国君）墓地，「亚丑」族徽乃「斟灌国」徽号；孙华在〈匽侯克器铭文浅见——兼谈召公建燕及其相关问题〉文中则认为，苏埠屯大墓是反叛商王朝的东夷首领之墓。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一文中写道：「苏埠屯一号墓的规模之大，殉葬奴隶之多，和河南安阳武官村所发掘的商代大墓相似。据目前知道的资料， 除了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之外，这还是属于最大的商代墓葬。我们推断，这个墓里的奴隶主的身分，应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例如：墓的形制是「亚」字形和两把大型铜钱，都是很好的证据。铜械的铭文，屡见于著录，郭沫若同志以为是氏族族徽，已有考证。这又证明苏埠屯原是一处氏族的墓地。」

由此可知，无论器物上的铭文作何解，「亚丑钺」的所有者在中国先秦时期应当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且可能与王族有某种关联。

其次，斧钺的用途，据〈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记载，该墓中发掘的铜钺「体形巨大，两面透雕作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直内，双穿，刃部有使用痕迹」。

在分布上，这两把铜钺位于有殉葬奴隶们的人骨和人骨架附近，且根据考古报告，「有的头骨上还遗留有二、 三节颈椎骨，可以推断这些奴隶们是在殉葬时被杀死的」，由此引发的猜测是，亚丑钺可能曾在墓道中用于斩杀活人祭品。

山东省民政厅转载的〈亚丑钺的前世今生〉一文中，专门讨论过钺在古代的用途，并将其概括为兵器说、王权象征说、军事指挥权说和刑具说等几种，其中提到，从广义上说，钺同斧相似，将钺画定为兵器不为过，但是从实际的考古发现来看，相对于其他兵器如戈、矛等，钺的出土量可谓稀少，而且大多只出于贵族墓。由此可见，就算钺是兵器，也不可能是大规模使用的常规兵器，必定还肩负着其他功能。

中国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钺与古代王权的关系不言而喻——甲骨文中的「王」字本像斧钺之形；《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引〈字林〉曰「钺，王斧也」，更是直接说明了斧钺与王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钺常常与王同时出现。例如《诗·商颂·长发》中有：「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史记·殷本纪》中有商纣王「赐（周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尚书·牧誓》中有：「王左杖黄钺，右秉白髦以麾。」《左传·昭公十五年》载：「𬭭钺……文公受之，抚征东夏。」由此可见，在商周时期，斧钺与王权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上述文献亦显示，商周时期的斧钺与军权间似乎也存在某种联系。这是因为王权的诞生、巩固与发展往往都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撑。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钱耀鹏在〈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写道：「斧钺在象征王权的同事，难免还会渗透到王权政治体系的诸多方面。其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斧钺仍被作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授予军队统帅。」他以妇好墓举例，称甲骨文中屡见妇好率兵出征的卜辞，而妇好墓中便有两面铸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大钺，形成印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飞在〈钺代表的军权意义的起源与发展〉中，对比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的斧钺数量，认为北阴阳营文化可能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以钺象征军事身分，且拥有军事身分的人社会地位也较高的考古学文化，钺的军权象征义在崧泽文化继续发展，在良渚文化达到了新高度。据钱耀鹏研究，夏商周时期，斧钺通常出自大中型墓葬，数量较新时期时代晚期更少。至秦汉，有无斧钺仍是高级官吏身分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见，从新时代石器时代起，至秦汉，斧钺的有无亦即能否使用斧钺，都与当事人的身分有关联。

此外，由于钺和王权的相关性，斧钺在朝政和礼仪活动中同样具有意义，这从《周礼》《逸周书》《礼记》《汉书》《后汉书》等诸多文献记载中可见一斑。

钱耀鹏指出，斧钺作为王权的象征，不仅仅限于中国古代。例如，两河流域苏美尔王朝初期，便发现有金斧出自王室墓地，似是王权象征或礼仪用品。在特洛伊遗址的第二层，亦出土有四件由绿松石等制成的前端为斧，后端为锤的王斧，象征着王权。

综上所述，钺在中国古代，既可能作为战斗武器，也可能作为象征权力的礼仪用斧，二者并不绝然矛盾。钺与王权、军权存在直接关联，这种象征义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均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