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一老就要小──谈吴稚晖的不正经与他的嬉笑文章

吴敬恒一生未出任任何官职。（周志文提供）

吴敬恒（右）代表国民大会颁授《中华民国宪法》给元首蒋介石。（本报资料照片）

1927年出版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书影。（周志文提供）

吴敬恒小篆书法：「知言养气，克己复礼；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周志文提供）

1964年党国元老吴稚晖（吴敬恒）先生的铜像揭幕。（本报资料照片）

吴敬恒字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他的辈分跟孙中山一般高，1927年，授旗蒋介石领军北伐的就是他，1946年行宪，他又代表国民大会颁授《中华民国宪法》给元首蒋介石，可见他地位之高名望之重，几乎无人可比。而他为人宽容，一点架子都不摆，嘻笑怒骂也常不顾人嫌，传说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当局曾力荐吴稚晖为新任主席，却被他推掉了，据说他提出的理由有三个，是「一、做元首要穿着正式、结领带，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的模样；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哪天外国使节来呈递国书，我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理由啼笑皆非，但倒也是事实，他以后也基于此，不出任任何官职。

吴稚晖虽是国民党的大老，与民国早期的政治人物（包括共产党人）关系都深。他早年曾到英国留学，也到欧洲等地游历，当时欧洲流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是其中一支），也流行无政府主义，吴曾是个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回国后曾与李石曾（煜瀛）等人一同主持过「世界社」，他写过不少旅欧的见闻，文字佻𠉂可爱，亲切动人，我早年对「巴黎公社」的认知，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得知的，他对我曾有政治哲学上的启蒙作用。除此之外，他也一度拥护西方机械文明，有极端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曾说：「人的需要在用器具，世界发明科学，文明就在此。人是制造器具的，器具愈完备，文明的程度愈高。科学愈发达，道德愈高尚。」

对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他则抱有彻底嘲讽与否定的态度，这跟五四之后的某些西化论者论调高度一致，他有一本叫《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书，书中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说：「虽也有什么洒扫应对，礼乐射御，许多空章程贴着，他们只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内泥污积叠，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说西方文明：「那个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即闪弥与罕弥两族、印度民族、与中国民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当时西方的科学发展确实超过中国，所以他一度主张「全盘西化」，说：「精神离不了物质，精神物质是双方并进，互相促成的。道德乃文化结晶，物质文明愈发达，道德水平便愈高，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全盘接受西方的道德文化。」其实最后一句应改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全盘接受西方的由物质文明领导出来的道德文化」，他认可的西方道德文化是由科学或物质文明引发出来的。

由于主张物质文明，他曾反对一切人世有关「精神」层面的事，甚至不承认男女之间有爱情，他曾说：「爱情并不存在，精卵结合一如饥之择食、寒之择衣，皆一种需要时的反应作用，男女之爱纯粹只有性欲，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既认为如此，他也跟写《大同书》时的康有为一样，主张废弃婚姻制度，毁家弃国，以成就其理想世界，至于人类生命绵延的问题，他甚至主张男女各凭性欲实行杂交，甚至说过：「大同之世，乃一杂交之世」，将孔子「大同」理想做如此的诠释发挥，可见极端。

清末民初，这类「解放」思想曾流行一时，传统学术常被一群人嗤之以鼻，这是他们世界主义主的一环，吴稚晖就是其中的勇者，对所谓的「国故」，他有句话说：「『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不可。现在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因而又产生另一句：「把线装书投入毛厕去」，都是十分急切的言论，都表示传统中国学问于世无益，毫无价值可言。毛厕指的是中国传统的简陋厕所，不是西方抽水马桶，线装书其实是无法丢进抽水马桶的。

他所谈的其实是有关文化价值选择的大问题，是不能靠一两句口号式的语言解决的，但当时人的头脑都被革命的热血冲昏了，很少能做深沉思考。熟悉吴稚晖言论的人都会发现他在文章中特别喜欢以厕所为况，以此说明中国与西方之不同，他1924年有篇〈物质文明与科学、臭毛厕与洋八股〉的文章，就长篇大论的从他在他无锡常州老家上厕所的事，因而谈起文明与科学的诸问题，他说：

我今天晚上，就到五福弄去办了「恭」事回来，去的时候已打过十一点。这是特地候到晚一点才去的，否则人才济济的时候，共有四十个缺，倒有六七十人同时挤去，那便有二三十个侧身在狭路上掩鼻候补了。…那五福弄这排泄公所，却黑得连五指也辨不出来，在刺骨的北风里，刮了三四根火柴，才刮着一根，寻找一座两脚踏台，没什么面糊浆一般的东西黏着，就放心的一跃而登，那中间的好东西，已经堆积着与踏板一样高，那只好算不曾看见，知道再刮一根火柴起来，也徒然违了「眼不见为净」的金言，反是无益的。

写他在中国上公厕的经验确实入木三分，他的文笔纯白描，放口直说，荤素不忌，也是特色。与在故乡不同的是，他又写他在伦敦上厕所的经验说：

老实拆穿了西洋镜讲，人是一个造粪动物，要叫出货之际，十分安适，的确与人生幸福，大有关系的。…又想到我家赁居伦敦，小小八九间房的一个四等居民住宅，竟然楼上楼下，有两间比佛龛都洁净的排泄房，白磁的盆子，可以打面，油木的坐板，可以下棋。「恭」事方毕，引手把铜炼一挽，所出之货，已送到十八层地底，还賸一只洁白的磁缸。

他从「出恭」的事，以作文明与野蛮之比较。他曾巨细靡遗的论人类如厕历史，说人最初如猫狗，粪便当街行之，「无所谓拭之以瓦片棉絮粗纸也。稍有进，便如库伦之蒙古人，钉两木于排泄处近旁，相离寻丈，横系一草索，各人以恭事既毕，就草索而闯之，索上既累累涂油漆迨遍，乃易新索；再进即为印度阿三，事毕，以手摸索，涂于壁，复寻少水涤手，但必以左手为之，右手将以搏饭拈香，戒勿为也。再进则五福弄风味，做马坑、金漆马子相与竞爽矣」，马坑只有蹲式，金漆马子指涂了好金漆的考究马桶，可以坐着使用，在如厕上已算更上层楼了，文明至此才分出优劣来。

文明所涉万端，厕所是一端，不是全体，也须明其界限的，但如一个民族基本卫生习惯差，却非要说自己的文明光辉万丈，也是夸夸其谈吧，这叫做不切实际。但从另一角度言，吴稚晖喜欢谈这类的「秽事」也很有趣，读过「成长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三个时期，即口腔期、肛门期与性器期，在口腔期时只图饮食，不顾其他，人之婴儿时期属之，到肛门期时会注意到排泄、排遗，成天谈的是与屎尿有关的事，越脏他越乐，人在少年时都有这一段的，到了性器期时就会注意到男女器官之不同，对生殖有关的事开始会注意也有兴趣了，人自此刻起，就慢慢进入成熟了。

吴稚晖享高寿，但童心未泯，他不只在上面所举的文章上谈那类事，在其他著作中也常见，1967年文星书店曾出过他好多册「选集」与《上下古今谈》等，很多地方他会「跑马」（岔开题目说杂话），到那些被视为「秽事」的议题上打转，我觉得他的注意力好像一直停留在肛门期之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与他授旗誓师的严肃画面对比，也构成了「笑话」的成分呢，因为前头所引谈如厕的文章，就写在革命军北伐的当年。

文星选集选了他「杂文」一小册，内中还杂选了他一篇日记，有段记他一次拉肚子的趣事，还赋诗一首，文是妙文，诗也不算坏诗，现抄录如下：

九月九日夜半四时许，泻药之性发，急急开灯，披棉袍，已来不及，知不能走到毛厕矣，即扯住棉袍角，在床前放手一撤，自然一地一天星，臭气薰腾，粪花四溅，又走到毛厕撤个畅快，洗净臀部。然并未喊老妈子送炉灰一粪箕，并未喊小当差拿巨大拖粪帚做工，只花了面盆一只，括墨刀两把，揩布一块，五点钟大功告成，吟诗一首：

半个钟头半截腰，居然遮盖绝绝好。不是亲眼看见过，不信有此不得了。无锡常常称老小，人到一老就要小。出屎出尿寻常事，还要装出大好老！

真是以啼笑作寻常了，而吴稚晖之风趣也在此。

当然看人也不能只从一端来看，吴稚晖为人风趣，说话总有点插科打诨的味道，但他不是没有中心思想的。他曾倾心社会主义，然而他后来又极力反共，1927年他在国民党内力主清党，先后主张几乎矛盾，但他都立场堂堂，从一特定的角度看，也都能言之成理，在他的时代，他曾披星戴月以先行者自居，但他跟别人一样，也有无法跨越的局限。他主张将线装书丢进毛厕，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守旧的人太多，中国被列强欺负，几至灭国，而传统文化并不能发挥富国强兵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能「应急」，他本人是读线装书出身的，而且读了不少，但他深知一般的读书人糊涂，掌握不到重点，所以他做了不少激烈的语言，主要在提醒。

整体而言，吴稚晖的个人生活极为传统，他不喜穿着西服，家居或见客都长袍一袭，仪容很少整齐过，看起来总有点邋遢，比较起来，他更像中国传统名士，而非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晚年喜欢传统书法，也擅长小篆笔意，终成为一代有名书家。

他1953年过世时，遗命学生将其骨灰海葬金厦之间海道，由此看来，他的思想其实是有强烈的「忧时」成分，他对时代与传统文化的关怀，也绝不能用插科打诨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