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50年前的见证──我在联合国实习（胡为真）

我国1971年9-10月参加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名单（取材自宁纪坤大使回忆录《与南太岛国结缘二十年》，图／胡为真）

中华民国于民国60年（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联合国，至今已达50年。我因为中华民国过去在联合国一共掌握了26年的中国代表权，而有一段特殊的联合国经历。

联合国各会员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每年派出一名实习生赴联合国实习，实习目的在于召摹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新血。1971年初，我以23岁之龄进入华府特区的乔治城大学研究所，因为读的是外交，在资深报人余纪忠胞妹、教育部驻华府的文化专员余宗玲和文化参事张乃维推荐下，我得到联合国实习的机会，这是很难得的，在我两年留美学生生涯里，该是最值得一提的事了。

在1960年代，中华民国外交上最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捍卫联合国席次。在我踏上美国土地两年之前，尼克森（Richard Nixon）当选美国总统，任命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为国家安全顾问，在东西方冷战方兴未艾、美苏两大强权于外交与武力相互角力的当刻，季辛吉准备打「中共牌」以牵制苏联。因此之故，我在乔治城大学读书的7月间，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访大陆，安排他前往大陆访问。尼克森的意向，以后证实影响到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处境。

我初到美国，是个穷学生，也因此处处樽节开支。为了到联合国实习，8月间我搭四小时的灰狗巴士到纽约，住在也曾参加这计划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张显钟家中。张显钟已婚，家在纽约较为落后的布朗克斯（Bronx）区，到曼哈顿联合国总部报到那天上午，我搭内外满是涂鸭的地铁前往，地铁拥挤得很，我首次搭乘并不顺利，因此迟到了。

当我满头大汗地抵达简报会场时，一名乌干达籍联合国官员正向所有实习生做简报。乌干达那年一月刚发生政变，由军人阿敏（Idi Amin Dada）取得政权，进行残暴统治。那名黑人官员见到我，问都不问，马上直接对我说：「中国代表权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因初来乍到，对情况完全不了解，决定先不做回应。

那一个月，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习，被安排到一位苏联籍官员处，帮他整理文件；又有许多参访机会，其中一次是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由后来当选总统的大使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亲自接见。

布希和我们对谈，提及中国代表权时，他指出应该要以「双重代表权」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一起进入联合国。我很年轻，对联合国代表权的见解是根深柢固的──汉贼不两立；于是我发言，强调中华民国不赞成双重代表权，因为中共没有资格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早在韩战时，就已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了。

布希大使看着我，回答说：「年轻人，你讲的论点根据来自你所受的教育；但是，请你相信我，美国正在尽全力维护你们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外交领域里，公理正义往往不是首要的考虑，现实与实力才是，由布希亲自告诉我了。事后，印度的女实习生跟我讲，她认为我对布希大使讲的那些话「不太合适」，我则解释了我的观点，这其实也是我在实习之初想跟那位对我下马威的乌干达官员想讲的话。

胡为真在联合国实习期间，与其他国家的实习生互动。（图／胡为真提供）

联合国总部一共有39层，各国代表团都在其间设有办公室。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我从周遭环境及同侪的言谈里，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国外交处境之险恶，我没有去拜访中国代表团，因为他们一定正为即将到来的代表团维护战而忙得团团转吧。实习结束时，当时缅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宇谭（U Thant）召见大家，分别合影留念，并发证书。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两个月之后，我国在联合国代表团就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布希大使之言其实透露了当时美方的因应计划，美国确实提出双重代表案，不幸的是还没有机会表决，而我则成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位派到联合国的实习生。

我回到华府之后，第26届联合国大会9月揭幕，是中华民国能否保有联合国会籍的生死关头，我们派出庞大人力因应。中华民国从1949年中共建政起的22年来，为什么能继续代表中国，有三个主要因素。

其一，自1950年起，以苏联为首的亲共国家即提案要求由中共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则从程序角度提出联大常会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缓议」案，那时因为中共参与韩战等事件，美国影响力大过苏联，因此「缓议」案发生了作用。

其二是1960年代起，亚非新兴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使得支持中共的会员国愈来愈多，迫于国际情势，美国改变策略，提出把中国代表权归为「重要问题」案，这样就需要有2/3会员国同意方能通过。

其三是我方也与非洲许多新兴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让非洲国家成为支持我国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故而在其后十年间，每年都获胜。

可是，1970年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是否为重要问题案时，虽然以66票对52票通过，但接着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时，却是51对49票，虽未过2/3，但已超过两票，这是严重警讯，导至今年的情势更为紧张。所以那年不但美国设法联络其他国家支持我方，对我友好的日本佐籐荣作政府也派出了四个代表团到国外为我拉票。

10月25日下午的联大第1976次大会，除了「重要问题」案之外，主要是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三个议案，第一是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连署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合法权利」案即排我纳共案，二是以美、日等19个国家连署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案即一个国家两个治权政府，第三是沙乌地阿拉伯提出、仅一个国家连署的「一中一台」案。

首先表决「重要问题」案时，后来成为我好友的前情报局长胡家麒因当时以国防部公费留学生身份，被征召维护代表团安全而在场，他亲眼见到原先支持我政府的墨西哥、智利因受季辛吉此刻正在大陆北京未回，因而倒戈投反对票，以及其他友我国家弃权，乃至于我方以4票之差落败，主张应经2/3多数决的防线崩溃。

代表团团长周书楷见大势已去，为了国家尊严，在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排我纳共」案表决前，提出程序问题发言，他走上发言台，义正辞严地作了演讲并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接着他率领我方的代表团步出会场。美国在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布希立即走过来陪同周书楷团长拾步而出，走至半途，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爱知揆一也离座一起陪着走。

目睹整个过程的胡家麒和我方所有人员以后回忆，那时的悲愤实在难以形容。

这件发生于50年前的国家大事，对我的影响深远。我才到联合国实习一个月，中国代表权竟然发生如此变化，心情至为沉痛，一心只想要更加用功，尽速完成硕士学业，返回台湾为国效命。由于我在出国前已经通过了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于是在民国61年10月返回台湾后，便进入外交部服务，若干年后还从事国安工作。

民国108年（2019年）3月，是初春之际。我和友人搭机到大陆追寻父母亲当年在大陆的脚踪，在南京禄口机场落地，此行我有机会参访了「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却令我不快。

所谓「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其实就是当年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府与行政院。我从总统府正大门进入，在长廊前我仔细看了文字记载，发觉是背逆历史的写法，就告诉当地陪访人员──怎么可以写中华民国的历史只到1949年呢？中华民国没有灭亡，到现在还傲然立于台澎金马以及千千万万海内外中国人的心中啊。

1971年联合国秘书长宇谭亲自颁发的实习证书。（图／胡为真提供）

这就要讲到联合国了，联合国展现的历史事实，从来就是最真实的，任何人或国家都无从改变。从联合国的代表权来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不同性质的政府之名，中国在联合国有一个重要席次，不仅是联合国五个创始会员国之一，而且是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因此，我中华民国国旗，曾在联合国所属历史建筑飘扬直到几年前。

1945年10月联合国在纽约成立之后，在永久总部于曼哈顿兴建期间，临时总部便设在距曼哈顿约一小时车程的长岛拿索郡（Nassau）成功湖（Lake Success）马卡斯大道（Marcus）一栋大楼园区。

安理会在1946年3月临时总部举行首次会议，讨论伊朗控诉苏联在亚塞拜然的驻军，超过1942年苏、伊、英三边条约规定的期限。首次会议便是由中华民国代表郭泰祺任主席，因为5个常任理事国中，「C」是最前头的。以后联合国总部搬迁到曼哈顿现址，原先的临时总部则成为历史建物，永远保持原样，因此中、美、英、法、俄5国国旗也曾原样飘扬在前方广场，而中国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未因中国代表权的政府改变而立即被撤换。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第23条关于安理会组织的规定，仍由中华民国领衔，列出5个常任理事国，迄今未改。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直到1971年，远远超过大陆当局声称所谓中华民国「灭亡」的1949年，我到联合国实习就是我个人生涯里对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最直接见证。虽然1971年10月25日以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但如果不承认这之前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那么1949年到197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一个国家呢？如果是政府又是国家，197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当然既是政府，也是国家。

中华民国的国格与尊严在这里，绝不容任何人侮辱。我国立国至今已110年了，现在仍然继续在各个层面协助许多开发中国家，更为大量的官方和非官方国际组织做出方方面面的贡献；世界要能正视，大陆同胞要能正视，在台湾内部则更应好好维护，并教育下一代，凡是海内外的中国人，不但不能忘记我们国家的光辉历史，更要引以为荣！

（本文由前总统府资政胡为真口述，作家汪士淳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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