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私密中的真相（三）
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月二十八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言论，可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
十一月十四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余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邸，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隆裕不禁对其大加责备。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定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二月二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依靠政治手腕，一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大权；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镇压革命党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清室退位，并获得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局面已无可收拾。袁世凯因势利导，最终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收益，这与他崇尚功利的个性追求是完全吻合的。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有所反映。日记写道：
十二月廿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十二月廿七日（二月十四日）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百姓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令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更多的则是他心虚不安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局势瞬间万变的时刻，心力疲惫的袁总理向一位比较亲近的随从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在情理之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