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私密中的真相（二）
八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直到九月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咨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十八日（十一月八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时，袁氏已暂时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则非常珍贵地反映在许宝蘅日记中。可以看看许氏对这些细节的记载：
九月廿七日（十一月十七日） 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十月初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起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帝王专制的终结。
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有关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四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
但是，时隔三年，情况澈底改变了。辛亥年十月初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干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文件，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干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前后的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 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六日） 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十月十七日（十二月七日） 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余。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预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