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郑士镕不敢写下的二二八真相(郭冠英)

陈仪(左四)与郑士镕(左三)。(图/郭冠英提供)

「父亲很少落泪。在印象中,父亲唯一一次在外人面前流泪,是当一位有台独倾向的台籍世侄质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屠杀』台湾人?」郑衣德说。

郑士镕为此下决心要把「细说陈仪」写出来。他说:「1946年1月4日中午,我乘美国军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当飞机盘旋于台北上空下降之际,眼见沦陷50年的美丽宝岛业已返回祖国怀抱,不由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私忖有幸获致此能为公家服务的机会,应较(大公报)撰文编报具体落实,虽以资浅识短,未能为主管分忧,但愿尽我绵薄,期能稍为长者分劳。只是睽违数载,不知陈仪长官是否仍如当年的和蔼可亲否?

搭航空公司交通车驶抵台北车站,沿途所见,还是日本异国情调。气温高出大陆甚多,穿着冬服汗流浃背。看附近有家日本理发店,进去整容,顺便换季。然后即至附近长官公署报到。」

这个公署就是现在的行政院,二二八时,暴民把小孩的头都丢进来,吓昏了避难的任显群太太。而这里又是我工作最久之地,比一般的行政院公务员都长。这是后话。

郑衣德说:「父亲那位在美深造的世侄,是在他完成学业,准备返台投身党外运动之前,应他岳父(父亲高中同学、台湾新闻界的至交)一再嘱托,来到我们那并不宽裕的公寓里留宿兼辞行。几天的相处,拉近了彼此的感情,他终于向父亲表露了他那「台湾就是独立一天也好」的思想。父亲苦口婆心地向他阐述台独的不可行,却逼出他那声二二八时「中国人为什么要屠杀台湾人?」的质问。

父亲闻言,潸然泪下,说道:「抗日惨胜,国人除了为从此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而欢欣鼓舞外,也为被割让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而兴奋激动。二二八兄弟阋墙的悲剧,以及随后发生的惨烈镇压,严重斲伤了台湾民众的感情,这一点他理解,但把它说成是『中国人屠杀台湾人』他绝对不能认同。父亲于是从他……飞机盘旋于台北上空,热泪盈眶的亲身感受讲起,详述了二二八的远因和近因,以及他所认识、被人认为是罪魁祸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长谈之后,那位世侄默然无语,只说他要详细研究二二八。」

可是我听到的讲这段史话的起因,与郑衣德的略有不同。我与这「世侄」也识,但我没向他求证过这段。我听的情节是更为戏剧性,它与后来重伤国府,导致台湾省败乱到今天的「暗流」,沾上了点关系。《中国时报》历史记者林博文曾评说:「历史上,暗流有时比明流的影响更大。」林住在纽约皇后区,他该与郑士镕也谈过很多的「史话」。

我当年听到的「暗流」,那是1984年,已经68岁的郑士镕,在家里接待了这位「至交」。当时,这位先生是到美国来做件好事,顺便来纽约看他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是在郑家的吃饭时,这位「世侄」讲出了这段激烈的话(他就是性格刚烈),饭桌上两老都很惊讶。可是他们若活到今天,那绝对会惊到下巴都掉下来了。后来台湾省己把这些假话谎言,写入教科书,灌输给下一代,使郑士镕孙辈以下的人,会全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还仇中反中到了极端地步。他们现在已不只像这世侄说的杀台湾人,还说杀的时候士兵会铁丝穿掌,然后踢下基隆港。现在说的中国人是比以前诬他们「暴支膺惩」的日本人还要残忍恐怖的人。

当时这世侄如果在饭桌上讲今天台独教的那些「常识」,那他的准岳父铁会翻桌,把他赶出郑家的。

而这位岳父,本来是来处理一段最被国府关切的「史话」,结果本身竟演成「史孽」,造成大大影响中国的一件坏事。吊诡的是,这件事现在把二二八也蹭在一起,等于是把郑士镕、世交、陈仪,这3个浙江人,本是属受害者的,全讲成是做坏事的加害者了。

不过还好,这位世侄反省过来了,他做回了个中国人,后来还坚定的反独促统。

我记得的好像是第二年,大概是85、86年,这位世侄与至友女儿已结婚,他又有机会来纽约。郑衣德写的后续故事是…,台湾党禁突破,民进党创立,但此一由包括统派参与打拚出来的成果却被台独势力绑架了。此时,世侄又重返美国深造。这回他主动来家中拜访父亲,并且出乎意料地执意拜父亲为义父。他说,他认为两岸分久必合,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揭开迄今仍使台湾民众悲情不已的二二八的真相是关键。他力劝父亲一定要把他所知的一切写出来。其后,李敖先生和已故台湾史学家戴国辉教授等人,也一再促请父亲动笔写书,认为通过父亲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当能化解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误解。然而父亲的笔还是保持沉默。

父亲的沉默是有原因的。首先,台海两岸虽对二二八的解读或有不同,但都一致把罪责推到陈仪身上。父亲认为,陈仪作为台湾当时的最高长官,当然要对那场悲剧的发生负责,但陈仪之罪,在于爱台太深,在于陈仪的开明思想不容于国民党保守势力;陈仪之责,在于身为台湾最高首长,却指挥不动党特系统,在于求成心切而忽视了台湾社会的现况。他担心,他的这种观点会引起更大的争议,使二二八的伤痛更深一层。

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从不保留资料或撰写日记。因担任陈仪的机要秘书,使他在台期间处境艰难,为了保护全家安危,他烧去资料、剪报、亲友信函,并且不再写日记。要谈二二八,他仅能凭深深刻入脑海的记忆, 而无文字资料作为佐证。

其实,早在90年代父亲已开始草拟有关陈仪和二二八的文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