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痴心爱国的陈仪（郭冠英）

228事件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图：郭冠英提供）

二二八的历史完全颠倒，真相被掩盖，现成了台独正当化的根基，把当年打杀中国人的暴行完全美化，行政长官陈仪最被丑化，陈仪其实被公认是我国最好的清官。而当时事件的处理，陈仪、蒋介石、白崇禧都做得不错，要勉强说有错，那实在可说是误判宽仁而已。

事前，民国35年11月，陈仪要把驻台的60军、72军调走。蒋介石在台湾光复一周年到台湾来庆祝，看台湾万民欢呼，人心甚佳，就问陈仪可否让军队调走，蒋在山东勦共需要。陈同意，他的亲信汤恩伯及林蔚等，就由南京飞来台劝阻。汤说：「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尤其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需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湾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

事发后，蒋介石即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台湾暴民乘国军离台，政府武力空虚之机，发动全省暴动，此实不测之祸乱，是亦人事不臧，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他又写：「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事件起因就是日本人的仇视中国，即汤恩伯担心的仇视祖国情结，加上美机轰炸、经济萧条、战后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及社会秩序破坏等等，不过这只是次要因素。所谓的「官逼民反」或「窳政」，都是欲加之罪，这完全是政治扭曲后的假记忆，并非历史真相。

首先来台的中央社驻台主任叶明勋就说，陈仪廉洁律己，在松山机场一下飞机就说：「我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陈仪带来的干部如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谢东闵、黄国书等，也是好官能吏，叶说：「但他忽视了台湾甫脱离日本统治，犹未调养生息的特殊社会环境，民主宽容，在政治上放得太松，给台胞参政权，电台报纸、集会游行皆放任自由，结果反生意外。」

（图：郭冠英提供）

纪念二二八实在说不通，因为当天是外省人在台北被殴杀，然后蔓延到全省，到3月底事已平，还有几千人挤在基隆码头，想逃回福建，如惊弓之鸟。

谈这件暴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只有好人，没有坏人。事件中前死的外省人无辜，后死的本省人也无辜，那坏人到哪里去了？

事件后陈仪只身离台，其政策及干部未动，接陈的魏道明萧规曹随，后来陈诚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也是陈仪最初的规画，那所谓外省人的「窳政」，究竟是何所指？

经历此事的新闻界人士江慕云，在一篇的〈为台湾说话〉的文章中，对陈仪在台湾的施政，有下列评述：「陈仪长官没有希望台湾弄不好的理由，他有理想，他想着在海岛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验园地。

他要在一个目标和一个组识之下，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获得全般的配合，使海岛成为一个真正的乐园。

（图：郭冠英提供）

他采取建立经济防波堤的办法，在经济上以专卖贸易政策弥补省库的财政，以独力来挡拒中央对台湾的索求，以政府经营的工厂发挥生产效能，用大量资金，从事复兴建设，也企图以政府的土地交给佃农集体耕种…。

他反对台湾驻兵，他绝不希望而且也不必要以军队来增加台湾人民的麻烦和负担，认为这不是征服的土地。他有理想，有计划，有魄力，他应该欣受台湾人民的拥护，而事实竟不尽然。」

行政院长翁文灏在民国39年陈死后，曾以此诗怀念他：

「海陆东南治绩丰，惊心旦夕弃前功；

试看执楫理财士，尽出生前识拔中。」

二二八事件的时序大致如下：

27日晚，查缉私烟，打死一流氓。

28早，暴民烧杀烟酒公卖局。下午，攻打长官公署，抢夺卫兵枪枝，暴乱开始，全面殴杀外省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成立。

3月1～8日，暴乱蔓延全省。「处委会」为暴民控制，各地政府、警局被占领接管，电台广播推翻政府。蒋介石日记载；「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多。陈公侠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事至燎原，乃始求援，可叹！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