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最滑稽的事实──战后去日本化（二）

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这群即将改姓日本姓氏的台湾青年，手捧祖先牌位准备拿去焚烧。（中时档案照）

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这群即将改姓日本姓氏的台湾青年，手捧祖先牌位准备拿去焚烧。（中时档案照）

强迫台人学习日语，尤其是在皇民运动时期，也几乎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前中国大陆来台人士对日据时期台湾语言教育政策的共通看法，如中日战争刚结束的是月底即来台的福建《东南日报》记者朱炎就曾如此分析：

日人又以促进台日文化为借口，数年来关于日语的推广，可谓不择手段，凡是国民学校的毕业生，必须入青年夜校每日补读日文2小时，即使是40岁以上的农民，也不分男女得强迫入校研读日语直至能讲日本方言为止。

上述无论是陈仪、谢南光或是朱炎的说法，虽未必符合战时体制下台湾的真实情况，唯其所要表达者，即是日语的加强训练与学习已是战时日本政府对台人的重要教育政策之一。

由于日人为有效传递政令与养成初级技术人员以达殖产兴业之效，是以教育本为治台之重要手段与工具，历经50年之殖民统治，具有日语读解能力的台人当有不小比例。透过成长于此时台人谢南光的说词，也正说明台湾青年男性人口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日语学习与使用比率之高。

日据时期，只要配合学习日语的家庭，日人都会给予国语之家的牌子鼓励。（黄俊铭摄）

民国35年（1946）来台参访的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1922-1985），在所着的〈旅台杂记〉一文中，也曾注意到日治末期台湾各地的日语训练状况，谓台湾总督府为强化台湾民众对日语积极的学习，除各级制式教育机构外，另有设于市街招收12至25岁未能说日语之男女青年就读的国语讲习所，及招收尚未入学儿童及70岁以下成人之简易国语讲习所，二者皆有相当的成效。如在昭和12年（1937）4月底时，国语讲习所已设有2197所，学生13万1739人，简易国语讲习所为1735所，学生7万3415人。

至于台湾人能说日语者，在昭和7年（1932）时有102万2371人，占总人口22.7%；到昭和11年（1936）时，已有164万1063人，占总人口32.9%；到昭和15年（1940），已达总人口51%；昭和17年（1942）则达58%；到日本投降时，台人通晓日语者已高达70%以上。

至于台籍学龄儿童的入学情况，由于台湾总督府为拉拢民心以利对外作战，认为在台实施义务教育时机已趋成熟，乃于昭和14年（1939）制定「义务教育实施要纲」，于昭和18年（1943）正式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是年6至12岁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已爬升为65.83%（含汉人子弟就读的公学校及原住民学童就读的蕃童教育所）。

翌年（1944）更因义务教育的实施，台籍学龄儿童就学人数超过87万人，虽因资料不全无法得知该年度的学龄儿童就学率，但其中6岁适龄儿童的就学率则已高达95.31%，可谓日治时期之最。

无论就社会教育或初等教育而言，随入学与毕业人口的增多，由于日常生活所需与殖民政府的政策压力，台湾民众使用日语的情况可谓已相当普及，是以在语言无法瞬时的转换下，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台人除母语外显然仍以日语为主，甚至还成为来台外省人士与台人沟通的工具，诚如上海《侨声报》记者丁文治在民国35年（1946）来台的观察，他发现无论是日人、本省人，甚或是外省人皆使用日语，遂有感而发地说出：

目前不但本省人和日本人，本省人与本省人之间，普遍的使用日文日语，就是新近由内地派来的工作人员，因为要迁就事实上的需要，也多学会了或多或少的日语，这真是一件最滑稽不过的事实。上至机关里公务的接触，下至家庭内「下女」的使唤，日语都被普遍的使用着。因为事实上内地人要学台湾话和台湾人要学普通话，都是同样的困难，还是应用日本语文来得便当点。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帝国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台湾教育发展论集》，作者：郑政诚，秀威资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