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日本认证通「红」的──台湾共产党员如何运作二二八事件之2（吴昆财、钟孝莹）

钟逸人写「1945年9月6日我和……王伯年……卢伯毅……等7、8个朋友发起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想到「文山茶行」有「王添灯、林日高、连温卿、萧福来、王万得、潘钦信等人」请教王添灯、连温卿，而他们带他去见曾任「农民组合本部工友」原名张克敏的张士德「大佐」正式加入「已有合法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所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是全台湾三青团的正式名称。

1.钟逸人着力甚深的台中分团

「9月1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台中分团筹备处便告成立，除我本人外」还有：

干事兼主任张信义（日大毕业，新文协、赤色救援会重要干部）。

干事林碧梧（丰原人，新文协干部）。

石锡勋（彰化人，医学校毕业，文协干部）。

书记初为林培英（北大毕业，林献堂侄子）后为王文辉（福建人），1946年5月又从新竹分团调来陈建文。

总务股长叶荣钟（鹿港人，早大毕业，文协、自治联盟、台湾新民报

干部，并曾继蔡培火任林献堂秘书），后改由张振辉担任（师范毕业，曾任校长等职）。

股员吕石堆（吕赫若，潭子人，中师、日本武藏野音乐学校声乐科，日据时代著名文学作家）。

组训股长陈崁（彰化人，安那其主义者）。

股员为李君晰（彰化李崇礼之子），庄守（彰化人，日大毕业，旧台共干部）。

陈海成（丰原人，著名辩士、文协）。

宣社股长杨启东（丰原人，北师毕业，名画家）。

王溪森（丰原人，集美毕业，曾奉「第三国际」之命，潜返台湾清算台共）。

股员赖通尧（彰化人，牙医，赖和之弟）。

洪金园（草屯人，日大毕业，文协）。

妇女股长为谢瑞年。

股员沈瑞珠（此两人都是战后随义勇总队从福建来，不到一年都前后到台南县政府投袁国钦去了）。

……

台中分团辖下有第一区队区队长林连宗（律师），第二区队长童炳辉（律师），第三区队长赖耿松（律师），第四区队长何赤城，第五区队长巫永福（记者）。地方区队对社会服务工作做得比较有声有色的有：竹山区队张庚申（农组），陈立，草屯区队洪金水，彰化区队兼区队长石锡勋，丰原区队兼区队长林碧梧、杨启东（画家），埔里区队的施埙堤，北斗区队的董伯达、许启运，员林区队的林朝业（牙医）、林糊（文协），溪州区队叶启仁，梧栖区队的蔡为宗等，另外台中分团特设一个直属分队，分队长由中央书局张星建担任。

抄录下来足可证明「张信义」和钟逸人合作筹组的台中青年团成员都经过刻意挑选，多偏社会主义，属亲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支派：「文协」、「农组」、「第三国际」、「旧台共」、「安那其主义者」、「赤色救援会」等，更对「清算」内幕知之甚详，最明显则是「谢瑞年」和「沈瑞珠」「两人随义勇总队从福建来，不到一年都前后到台南县政府投袁国钦」，而二二八事件后台南县袁国钦「潜逃回大陆，又晋升至福建海军司令员」 ，而台中青年团成员有些则是社会闻人，或用以粉饰包装。

而钟逸人自己也追记：

记得1945年9月底，「三青团」台中分团筹备处成立当天，吕赫若和杨启东两人刚踏进分团，举头环视左右，发现在场的人几乎青一色都是受过日本「特高」光顾过的人，便不禁惊叹：「怎么！都是红ㄆㄚˋㄆㄚˋ的人？」

这也是钟逸人挑选的伙伴──吕赫若和杨启东，两人都认证被日本「特高」背书「台中分团」是通「红」的。

2.争取钟逸人的嘉义分团

钟逸人记「1946年4月」下旬：

嘉义分团刚从台南分团分家出来，将东石、北港、嘉义、虎尾、斗六等五区割归嘉义分团。分团干事会干事有：「北京大学」出身的李晓芳、医师王甘棠、「嘉义女中」校长许世贤、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出身的牙医师卢炳钦与「保定军校」毕业的工兵中校陈复志等5人，而由陈复志兼主任，卢炳钦兼代书记……辖下有20多个区队，和100多个分队……他们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听来，认为我「适合斯职」，便迳向区团部交涉争取，而将我调去嘉义。

「嘉义分团」干事会5人，只有「许世贤」共产党成分不明，台中和嘉义两个团队成员应符合王添灯和钟逸人的理想，而嘉义分团更是主动争取钟逸人到任，应算气味相投、同气连枝。

3.王添灯对青年团的抱怨

虽然王添灯（1901-1947）于二二八事件中并未到台中或嘉义，钟逸人也仅书记：

王添灯提醒我（钟逸人）三民主义青年团尽管被陈仪箝制，经费被削减，但，只要这个组织存在一天，我们就有一天的希望，这就是他所以让台北分团那一批人继续留职，叫潘钦信继续苦撑下去的原因。

他又埋怨大个子（张信义）太胖，不但手脚不敏捷，连头脑都不太听话；陈复志军旅出身，处事太固执又不灵巧；庄孟侯年岁多，身体不由己，王清佐（高雄分团主任兼律师）和简吉在高雄地区似乎做得有声有色。但能持续多久也不大乐观，花莲郑品聪虽然也办得很不错，却很少连络。

这里有王添灯「埋怨」嘉义青年团主任陈复志的简略评语，及一一数落台湾各地方的青年团，但王添灯本身即台北青年团主任，而王添灯的「埋怨」倒俨然是全台湾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带头老大口吻。而嘉义二二八事件的武装行动和处委会运作，都隐然有王添灯的影响。

4.筹备处开幕纪念照

钟逸人《辛酸六十年（上）》301页有「民国35（1936）年4月17日」照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筹备处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开幕纪念照 ，此祯照片除钟逸人举列出来的人士外，希望以后有其他更多相关人物讯息。

（图／中评社；吴昆财、钟孝莹提供）

钟逸人说明有「前排左一余丽华、左六柯远芬、左七李冀中、左八陈仪、左九李友邦、第二排左一佘阳、左二陈复志、左八洪石柱、左九张信义、左十王清佐、左十一庄孟侯、左十二（笔者疑左十三）王添灯」，除陈仪、柯远芬等少数列席者，看来也是左派人士居多。

5.钟逸人的全台观摩

「1946年3月初」钟逸人因带「台湾义勇总队少年团」与台中警察因「壁报事件」冲突，故流亡观摩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各分团，比对有职称的「台北分团王主任（王添灯）、干事林日高、台南分团主任庄孟侯、高雄分团主任王清佐、书记简吉、佳里区队长吴新荣、朴子区队长张荣宗等人」 ，算是满满共产党员。

钟逸人除了再到台北向「王添灯」报到，除朴子区队长张荣宗容后分析，略述此次由北到南所造访的三青团主要干部：

（1）林日高

林日高（1904－1955）也是资历赫赫的共产党员：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国租界区内秘密举行建党大会。当时，身为上级单位的日本共产党却因3月15日遭到日本警方全国性的大搜捕，导致3000多名干部及党员入狱（史称「三．一五大检举」），日共组织几乎瓦解，而无法派遣任何代表出席台共的成立大会。仅有中国共产党及朝鲜共产党派出代表出席，而台共则有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与会。

还有陈辉〈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名烈士寻踪纪实〉文较简略提及「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干，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台共书记为林木顺」，是故林日高已被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2）庄孟侯

陈永兴〈二二八事件被捕的台南名医 庄孟侯（1901～1949）〉文较简略：

庄孟侯，1901年11月25日出生于台南……1920年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后于台南市大宫町开业，后曾担任大阪商船社社医，又于1923年返乡于台南市西门町开设大东内科医院。

1928年庄孟侯出任大众时报董事，并因「台南废南门墓事件」参与抗争，而被日警逮捕和拘留。二次战后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南分团主任、台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台南一中家长会会长，1946年又被选为台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首任理事主席……

而身为庄孟侯表弟的林书扬有书注1994年8月文，有更深入：

……他（庄孟侯）有机会接受现代化教育，上了医学校，当了医师。因此，除了民族主义是两者的共同思想基础外，孟侯还学习到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成为现代社会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医校毕业后，一般毕业生都是忙着开业，他却放弃了世俗的「医生赚大钱」的路不走，去当月俸不怎么高的一家客轮公司的船医。来往于厦门、基隆航线上。听说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在厦门参加了国民党，成为一位秘密党员。他的学业和胆识，令他在文协里面逐渐露出头角，不久成为文协少壮派中的佼佼者。1927年，文化协会因连温卿一派的运作而发生了第一次的方向转变。庄孟侯首度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员。他的活动随着文协运动路线的积极化而增多，在1928年的台南市南门墓地事件中，孟侯的领导能力相当突出，以至于遭到官宪扣押调查。

他当过左倾后的文协教育部长，大众时报董事等。被日本当局列为重要反日分子。只是，在我记事后不久，孟侯的运动经历也已接近尾声。但他看来还是那样的充满自信和活力。他有时到我家拜访父亲，两人在书房里常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当局，却有不同的斗争方法论。这一点连我这样未足十岁的小孩都察觉得出来。

……

当孟侯放弃了医生行业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时，几年前的疑问又涌上我的心里。日本统治已成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尚未正式结束，多年来藏在我心里的那句问话-您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以提出来了吧，我的疑问是有理由的，第一：他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而不参加国民党党部；就如同殖民地时代一直到文化协会左倾后才出任中央领导，而在那以前的旧文协时期却未见积极参与，而如众所周知，当时的三青团似有国民党左派的形象；第二：光复不到一年，他对国民党的攻击性批判似乎愈来愈多，愈尖锐；第三，书橱后面的几本书，显然都是左翼作品。

……

有关孟侯在台湾社运第二期的真正抱负是甚么，我不敢断言，但他所推动的工作-三青团团务的拓展，因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而告中断。台南市在二‧二八期间的活动高潮不如台北或高雄多；因为不曾出现大规模武斗，却在两项人民权利的主动运作方面表现得优于别处。第一项是民间武装组织单纯而有序，学生队和社青队连系良好合作无间。第二是市民自治权的最早成果-过渡时期的民选市长的产生，孟侯在这两方面的运筹领导，表现得相当突出，前后十天的市民权力时期，庄孟侯和汤德章齐名于处委会……从3月2日到11日国军开进市区，台南市有过两次大型群众集合，4日的市民学生大游行，出现了「反对内战」「台湾自治」的口号，9日的第二次市民大会，选出了过渡期市长。在任何场合，孟侯都提出强劲有力的革新要求……当「清乡」部队开进后，在孟侯和律师汤德章（台南市二二八善后处理委员会主席）双双被捕，初判死刑。汤德章很快被就地枪决，而孟侯则因其长期从事反日帝运动而减为无期徒刑。几次的裁判过程中，孟侯在台南市民群众中所拥有的同情和支持是显著的，定了刑后坐牢狱年余，旋即因患肝疾而保外就医，到1949年9月终于不治……不过在他死后我们听到了一则消息：说刚好在临终的一天，军法处发下了庄孟侯的新的逮捕令，罪名是「叛匪谢雪红的同党」云……

林书扬蛮完整把庄孟侯用「为现代社会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较新颖的社会主义形容词；「当……船医。来往于厦门、基隆航线上」确实是另类医生，也饱含将认同联系祖国的情怀转化为固定工作；「在厦门参加了国民党，成为一位秘密党员」，不知是否也同时加入共产党？或故意误写？或是因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打压，只能秘密加入国民党？「文化协会因连温卿一派的运作而发生了第一次的方向转变。庄孟侯首度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员」、「当过左倾后的文协教育部长，大众时报董事等。被日本当局列为重要反日分子」，这和「殖民地时代一直到文化协会左倾后才出任中央领导，而在那以前的旧文协时期却未见积极参与」几乎是相同的内容，因此总括庄孟侯：

第一：他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而不参加国民党党部；就如同殖民地时代一直到文化协会左倾后才出任中央领导，而在那以前的旧文协时期却未见积极参与，而如众所周知，当时的三青团似有国民党左派的形象；第二：光复不到一年，他对国民党的攻击性批判似乎愈来愈多，愈尖锐；第三，书橱后面的几本书，显然都是左翼作品。

以致「连我（林书扬）这样未足十岁的小孩都察觉得出来」，想问庄孟侯「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1928年的台南市南门墓地事件中，孟侯的领导能力相当突出」，「台南市南门墓地事件」是1928年台南州为纪念天皇登基，将举行「御大典」，限50天内占地19甲（5万多坪）墓地内的数万门坟茔迁葬，引发新文协、民众党等团体协助墓主后代的激烈抗争，迫使当局一度暂停迁墓计划百年前的守护祖坟行动 ，这应属庄孟侯较有组织反抗日本殖民政府较大规模侵吞民众土地的案件。但这和台南二二八期间「不曾出现大规模武斗」，原因是「第一项是民间武装组织单纯而有序，学生队和社青队连系良好合作无间。第二是市民自治权的最早成果-过渡时期的民选市长的产生」，或应是「民间武装组织」和军警双方都因武力不足，而都有所节制，也应有运用谈判技巧，让市长迫于情势退让不出，因而有产生「过渡时期的民选市长」，而这等于推翻现有首长或地方政府。只是「孟侯在这两方面的运筹领导，表现得相当突出，前后十天的市民权力时期，庄孟侯和汤德章齐名于处委会」，反而显示庄孟侯和汤德章是在反叛政府阵营中属领导地位的确凿罪证，所以汤德章被枪决，庄孟侯则被关押后释放。庄孟侯也可能还有后续追究，但刚好去世了。

庄孟侯在嘉义二二八事件中，更是能让钟逸人有能力策动邹族部队的关键人物，「简吉提醒我找台南分团主任庄孟侯，因庄主任与台南县长袁国钦（福建人）交情甚笃」，「经庄孟侯的引见，头一次和县长袁国钦见面」，因此到现名为阿里山乡的达邦和乐野国校用「钟天启」的名字担任校长，展开与 乡长高一生和任用汤守仁及邹族长老等为代课教师。归根结底，若没有「上海劳动大学」出身的「台南县长袁国钦」 将所掌握聘任达邦和乐野国校的校长、老师的地方人事及财政资源，提供给钟逸人，就不会出现嘉义二二八事件中最有战斗力的邹族部队，而庄孟侯、简吉和吴新荣是中间重要且出谋划策的环节。

（3）王清佐

有关王添灯口中「王清佐（高雄分团主任兼律师）和简吉在高雄地区似乎做得有声有色。但能持续多久也不大乐观」 的王清佐，除了是律师和参议员，英也参加「高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且与彭孟缉处于对立状态：

当日（1947/3/2）下午，由市政府召集一个会议，意思大概是想汇集各界人士的意见，商讨如何应付南来的阴霾，维护治安，我为明了一般情况也前往列席。不料在会议席上，青年团书记长王清佐，副议长林建论等竟发言荒谬，公然支持台北处理委员会，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并毫无顾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们的要塞砲；能不能放响？我们还很怀疑。你们中国军队能不能作战？我们也还很怀疑。你们还是躲在营房里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问，否则困死你们！饿死你们！解决你们！………』口口声声「你们」「我们」，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居于对立的地位。

王清佐言语是否如此激烈，可能无法单凭彭孟缉一面之词，但内容要政府军队于事件中闭绝不出，甚至是要围困驻军了。

比对许雪姬所记：

曾任高雄市党部主委的陈桐回忆称：「高雄市党部与军方和地方各界，特地为『二二八事件』开会，商讨因应之策，于会中，彭孟缉司令提议要贴安民布告，希望老百姓不要轻举妄动。但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王清佐所反对，认为此举反而增加紧张气氛，最后做成决议，希望各单位通知员工，不要随便外出，以免危险。」

王清佐也应是希望更多民众响应民军的主要谋划干部，才会反对「彭孟缉司令提议要贴安民布告，希望老百姓不要轻举妄动」，若老百姓不出门，就没人潮可策动。当时「最后做成决议，希望各单位通知员工，不要随便外出，以免危险」，表示这时彭孟缉所代表的军方退让，也代表王清佐的民军方声势较大，故而有所折衷。

隔天3月3日「警察局长童葆昭座车遭人焚毁，个人也遭击，先逃至市参议员王清佐家中，但王拒绝让其躲藏」 ，这表现王清佐在高雄二二八事件拒绝为警察局长童葆昭提供庇护。

〈监察使杨亮功、委员何汉文「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有：

3月3日，暴徒百余人，驾卡车3辆窜入市区，开始骚动。晚8时，即于北野盐埕集合3、4千人，围攻警察局，掠劫外省人商店、殴辱外省人士，市内顿形紊乱。翌日，警察局本省籍员警、青年团干事长王清佐等及一部份学生参加事变，态益形扩大…… （笔者自加标点）

「暴徒百余人，驾卡车3辆窜入市区」，这和嘉义二二八事件的起始有雷同。竟能「即于北野盐埕集合3、4千人」，这也绝对是起事者有深耕地方的表现。「翌日」是3月4日，「王清佐等……参加事变」，代表王清佐是参加事变者中最知名，或是领导级别之人物？

王清佐的女婿周耀门、女儿王婵如夫妇接受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访问时，说道：「民国36（1947）年3月，父亲（按为王清佐）被捕时……母亲许桂枝立即去请陈启川先生帮忙……约关了100天后才判决，判寄罪（缓刑）3年，得以释回」 ，不知是否算漏网之鱼？或被施恩？

（4）简吉

简吉（1903-1951）高雄凤山农家出身，台南师范毕业后任教过凤山及高雄第三公学校，然而「1925年反对陈中和新兴会社收回土地斗争，凤山农民在简吉及黄石顺的帮助下成立了「凤山农民组合」，并成功地赢得了与「新兴制糖会社」的斗争」，简吉再接再励又「成功地推动了大甲、曾文、虎尾、竹崎农民组合」，以致「1926年为结合全岛农民的团结，进一步成立全岛性的农民团体─「台湾农民组合」」，这应算是组织发展快速。「1927年２月13日担任农组中央委员长的简吉及担任争议部长的赵港为「土地拂下」及「竹林争议」亲自前往东京帝国议会请愿。」简、赵俩人此行目的并未成功，但「拜访了日本农民组合及劳农党。因而与日本左翼团体取得联系」和协助，学习了不少日本左派的斗争手法。「1927～1928年间正是台湾农民运动的发展高潮」，简吉「在2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也是位演讲坛上的风云人物」，简吉在农民组合还担任「教育部长、组织部长、庶务部长……等职务」「在简吉、赵港及农组干部的努力推动下，农组从初成立时的5个支部，1千多名会员，到了1928年底计有27个部，会员人数多达2万4千多人。是台湾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因此简吉对农民群众有极大的号召力。

「台湾总督府极欲掌握农组与台共的关系。在1929年２月12日（旧历年初三）清晨6点搜索全台，农组本部、支部、干部的住宅凡500多处」，收押「证据2千余件，并逮捕了数千人」农组遭到全面镇压。简吉「8月」假释出狱，「从1929年12月20日到1930年12月24日」简吉被关一年又四天。不久「1931年的台共大检举乃系对岛内进步势力团体、台共、文协及农组成员的大整肃行动。在大整肃中，简吉依旧锲而不舍地与少数未被捕的同志王敏川、詹以昌等人筹组了「赤色救援会」」，而「这次大逮捕中简吉以台共党员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当时简吉「只有28岁」从「1931年－1942年」坐了十年的牢狱，所以简吉是日本殖民政府认证的重要共产党。

「1945年台湾光复后，简吉先后担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桃园水利会」干事、「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的工作，并筹划了桃园忠烈祠」。也「为了高雄地区农民与陈中和的土地纠纷」，简吉「与旧日同志《人民导报》主编苏新合作，还打了一场舆论官司」 ，这里证明简吉和苏新就是「旧日同志」。

「1945年……蔡孝干……到台湾发展组织……初期的台湾工委（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简吉，是名「老台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张志忠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

二二八事败后简吉和张志忠「逃到大坪（梅山乡的太坪村）」 ，而在钟逸人自传举出3位人证：「陈君仿佛是水上人，是台南长荣中学学生，曾经参加水上要塞（机场）的包围站战，另外两位菲岛回来的青年，一叫「坤松」，另一个叫什么「生」，或是什么「清」。」他们告诉钟逸人：

小梅半天寮与大坪之间一个星期前（大约3月7、8号）有一位叫做简吉的人在庄心安排下出来招兵买马，结果只募得十几个人，且只有5、6支三八式步枪。但3天后，可能是3月10号，从嘉义来了一队身着胸前钉有两排金钮扣、黑色毛大衣，头扎白头巾的20多名的队伍，在一位满脸胡须、身高约160公分、朴子人率领下，赶来与简吉的人「会师」。

钟逸人此处后直写与简吉「会师」的人是「张志忠」 ，陈明忠口述：

我认为在二二八事件中事实上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共党地下领导人是负责武装的张志忠，小梅、阿里山等基地也是他所建立的，当时陈篡地是为他打前锋。所以研究二二八事件，绝不能忽视张志忠这个人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是简吉和负责武装的「共党地下领导人」张志忠「会师」。虽然目前对简吉在高雄二二八事件的运作有哪些？笔者尚不清楚，但可以非常确定二二八事件简吉在以武力推翻政府的部分，一定是蛮重要。

（5）吴新荣

吴新荣（1907-1967）儿子吴南图口述：「父亲念过台南的总都府商业专科预科、日本冈山金川中学、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后回台，接任叔父吴丙丁的佳里医院。战后担任三青团佳里区队长及台南县参议员。」

在台南商专吴新荣受英文老师林茂生影响参加过文化协会的文化讲座。在日本金川中学，开始有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读东京医专时加入东京的「台湾青年会」和「台湾学术研究会」， 1929年4月日本政府取缔台湾人反日结社的「四一六大检举」，吴新荣被拘捕入狱29天。吴新荣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歧视和剥削深感痛苦，在蒋渭水领导的文化协会和民众党被总督府解散后，有赖和主导台湾文艺联盟继续抗日斗争，吴新荣也纠集南部作家成立「佳里清风会」加入文艺战线，在自家佳里医院后建「小雅园」让文化斗士们固定集会，形成「盐分地带」的文学风气。 因此日本殖民时代吴新荣就可谓左翼人士。

战后吴新荣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南分团的佳里区队长，并选上台南县参议员「台南佳里名医吴新荣，战前（笔者勘误应为战后）任三青团台南分团佳里区队长」钟逸人到达邦、乐野国小担任校长，是受到吴新荣和简吉的「鼓励和怂恿」，单这件事钟逸人自传里至少写了3次，意味是钟逸人认为极重要的事。

（作者吴昆财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钟孝莹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硕士）

【原题〈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钟逸人关系的探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