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王添灯交付钟逸人的重要任务──台湾共产党员如何运作二二八事件之1（吴昆财、钟孝莹）

任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宣传组组长的王添灯。（黄子明翻摄）

钟逸人在台中二二八事件有「二七部队」队长的赫赫名声，所亲自书写的《辛酸六十年》煌煌三部自传，也坦承不讳！然而钟逸人对原称「嘉义三二事件」的嘉义二二八事件始终颇隐晦，如3月2日下午之后行踪，故意把自己放在台中。但钟逸人还详写事变前在嘉义身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重要干部，和《和平日报》嘉义分社社长工作，又兼阿里山乡的达邦和乐野国校校长。故终于在自传第三部以「林丽锋的指责，仿佛也在影射我是『嘉义三、二事件』的『阿吉帖大』（Agitator）。这一点我承受不起，」间接承认是嘉义二二八事件的发动者，且「林丽锋」是证人。

钟逸人接著书写谦虚的理由：「因为台大学生卢伯毅等人，早已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信息。文山茶行的王添灯也在该电台痛斥阿山政府如何残杀无辜，唤醒人民要做最坏的心理准备」，钟逸人应是指卢伯毅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信息」时间比他早，且还特意提出是响应「王添灯」的广播内容。

揣度钟逸人的言外之意应是：他会带动「嘉义三、二事件」，也就是嘉义二二八事件，只能算附和台北文山茶行王添灯和台大学生卢伯毅等人。我们社会习俗多以长者为尊，尤其在更早的二二八事件之年代，因此本文探讨王添灯和钟逸人如何在二二八事件中合作。

从民国36（1947）年2月27日傍晚，由台北市开始祸乱蔓延至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的武装行动最是惨烈。是故追索到极为关键的钟逸人，也发现钟逸人应是在王添灯率领着绵密组织中的重要工作干部，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钟逸人的互动关系。

一、简述王添灯和钟逸人

（一）王添灯

日据时代王添灯（1901-1947）家族经营茶业。1942年，根据茶商工会的调查，文山茶行居台湾茶输往中国华北排名的第3名，家族事业颇为成功。

1930年8月杨肇嘉等人组成「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王添灯被推举为支部20名干部之一，后任「台北支部主干」，这是王添灯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方自治运动，王添灯除行动，还著书立说《台湾市街庄政之实际》。王添灯三弟王进益从日本大学经济系毕业返台之后，与谢雪红、蔡式谷等人创办《伍人报》，成员包括王万得、周合源、白成枝、张朝基等，王添灯三弟也早与谢雪红等左派人士合作，「因家人怕其言论惹出祸端，将他送往大连，负责大连分行的业务」，但却允许王添灯因从事地方自治运动，许多运动上著名人士都曾是文山茶行的座上客， 逻辑有些奇怪，猜测或是家族分散风险。

（二）钟逸人

钟逸人（1921-）台中市人，自述是谢雪红邻居，又承家族四叔钟聪敏（添福）之社会主义薰陶，赴日本就读丰岛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科，期间被日本本富士警察署特高课以「企图台湾独立案」关押约一年。

留学中返台和出狱后回台，即开始承四叔嘱托：频繁出入王添灯的文山茶行。也为摆脱「特高」纠缠，三叔钟添登的「筑后屋」企业合伙人林献章提议请日本陆军军需部加藤队长提供钟逸人「陆军雇员」职位，后成正式的「陆军嘱托」，负责向台中州和台南州农户搜购军需货物。

战后第二天（1945/8/16），钟逸人曾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人叮嘱：一、和杨逵、谢雪红他们联络；二、组织维持治安和保卫家乡的自卫队；三、追踪日军动向，和掌握日军武器。钟逸人因此和杨逵成立「新生活促进队」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分团」，且是筹组成员的重要干部；也因此受前日军「诚师团」参谋长岸本重一大佐请托保护日军和眷属，获得一张台中州图和陆军省测量署绘制的台湾全图，这应是二二八事件民军拥有武器和进攻军械库原因。

二二八事败，钟逸人被关17年。出狱后和前二七部队战友合作Chlorella（绿藻）研发生产，至1975年产量达世界第一。

二、钟逸人和王添灯的结识

钟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自传中的王添灯比重亦属重磅，如：〈回台初访「文山茶行」〉、〈王添灯、施部生、吴金链〉和〈再访文山茶行〉3次的小标题，更特别是〈王添灯、施部生、吴金链〉此段落仅止于想去「文山茶行」借宿，并未前去，竟也可成为主题。

（一）王添灯与钟逸人三叔、四叔的渊源

钟逸人书与王添灯的密切关系是从家族长辈开始，是因事业而建立：

「他与我们钟家的关系，应溯自1929年春，日本皇汉医药学会总裁、昭和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南拜山博士来台时，我家与王先生是共同接待者，在台北期间概由王先生负责，到中部演讲时，则住在我家，由家叔添登为他安排演讲场地与时间。他与家叔聪敏私交甚笃。1940年初家叔曾经从香港来信，鼓励我回台湾时可以找简进发、吴金链（都是《新民报》同事）和文山茶行的王添灯，他们都是家叔的挚友。」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1940年初」，钟逸人四叔钟聪敏竟专程从香港写信到日本，要长大的侄儿去找熟识的王添灯，已超越交情匪浅的因素。钟逸人再提四叔钟聪敏「1943年底，……在澳门办《西南日报》的四叔……他除了鼓励我的学业外，并介绍几位在台的亲友给我，叫我将来有返台之日，不妨去拜访他们。他们的当中的一个，便是文山茶行的王添灯」，两次清楚表明王添灯的重要。

（二）钟逸人第一次拜访「文山茶行」

钟逸人书王添灯「是家叔的挚友」，更有约1941年7月13从日本回台，初见面时「当中有一位40多岁，瘦一点的便开口问我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姓钟，台中人，我四叔是《台湾新民报》的钟聪敏」，且「那位瘦一点的，听到我是钟聪敏的侄子，便起身让位请我坐，并自我介绍他就是王添灯」，旁还有「连温卿」，当天晚上他们就带钟逸人去永乐市场共进晚餐，「我们又聊到11点多」。钟逸人更写：

当连（温卿）先生问我选读外语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法兰西语文科是否准备研究社会科学时，使我大吃一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秘密，连最了解我的四叔，也一直没有想到。连先生随即告诉我，苏新也是我们的学长，他也是为了研究这个，陈逸松也是为了研究这个，才选读法兰西语。

当时「研究社会科学」是共产党人的通关密语，「连温卿」提出「苏新」和「陈逸松」，而「连温卿」更是「1920年代下半期， 台湾农民运动急速发展，左派思想更蔚为风潮，左派的连温卿甚至取得了「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而劳工运动亦逐渐蓬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为目标，采行革命路线的台湾共产党终于在1928年诞生了」，更证明王添灯的「文山茶行」平时即群聚了极为重要的共产党或左派人士。

（三）钟逸人频繁拜访「文山茶行」

另外「本来我打算留到8月底才动身（日本），但因有要事待办，又想再去文山茶行看看王先生他们，便提早于1941年8月20日中午出门」 ，钟逸人为了再去看王添灯等人，都特意提早动身。估1943年6月18日「我为此迟疑片刻，终于决定利用等车子的时间到台北文山茶行走一趟，看看王添灯先生和他们的朋友，并顺便听些有关时局的消息」，钟逸人从日本回乡，也是一定要经过文山茶行去看王添灯等人。「当天晚上因经不起王添灯的盛情好意，自己也觉得身体有点疲倦，便在文山茶行住下来」，这都已是需要彻夜长谈，或是至少需大半日的相处。

「大概是1944年10月间后钟逸人被拔升陆军嘱托，不但要北上出差，而且有时候要住上两三天才能回到驻在所，我便藉北上出差到本部队联系业务的机会，到文山茶行看看王添灯先生。」这更是钟逸人极频繁且重要的出入。且时间有可能更早，因拔擢钟逸人的田中中尉又出现在「1944年3月中旬」，钟逸人即以电话向他报告并寻求支持「即将采取的非常措施」。若以最短时间到二战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结束，应至少有11个月的较密集北上联系王添灯等人。

（四）钟逸人介绍在「文山茶行」出入的人士

钟逸人更书「文山茶行的主人王添灯是一位反日意识很强的人，为人豪爽广交。这时候台北远近的文化人、作家、社会运动家，平常聚集的地方有二」，因此王添灯的重要还包括聚集在文山茶行的人士，而「文山茶行的长驻客有连温卿、王万得、林日高、周井田、苏新、萧福来等多少倾向社会主义的人为多」，钟逸人也注明这些人共产党员都是左翼分子，这些人钟逸人也都一再提到。然后钟逸人也在文山茶行认识「潘钦信」、「白成枝」。

其中「王万得」、「潘钦信」是属曾经就读上海大学的台湾留学生，被称「上大派」的共产党员：

上海大学建立于1922年，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曾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及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担任该校社会学系系主任，有不少中共早期领导人及学者在上海大学任教。上海大学成为中共早期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一些就读上海大学的台湾留学生，后来被称为「上大派」，其中翁泽生、王万得、潘钦信就读上海大学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在上海逮捕及杀害共产党员，同时关闭上海大学。

而钟逸人到台北主要就是拜访王添灯，且都非单纯拜访，应是参加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集会。

三、王添灯「文山茶行」交付钟逸人的重要任务

集中在王添灯「文山茶行」的这些人，俨然是一个极重要且有组织的左倾团体。而这群人在日本战败，陈仪政府要进驻台湾前，1945年8月16日时，要钟逸人「总而言之，集中在文山茶行的人……他们叮咛我回台中以后，必须和杨贵（逵）、谢雪红他们联络」，故而这些人和杨逵、谢雪红也早就是一起合作的同志。这些人并交付钟逸人属于国家和社会的4件大事，分析这四件大事，可归纳成为两件：

一是，「第一、日本警察现已无权管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再让他们来管，相信他们也不敢管，因此各地应该立刻成立能代替日警维持治安，保卫家乡的自卫队之类」，和「第三、台湾人现在要自己站起来，别再在「水油抽」（揄日警所配带的刀，此处意指日警）鞭策之下才做。日本已战败，国土已收复，如果大家再不主动去关心、去管，由谁来管？」，故而杨逵和钟逸人成立「新生活促进队」进行维持治安事宜等，而后成为二七部队运作的基础。

二是，「第二、日军搬入山中的物资，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追踪，因为那些物资都是将来要归我们的……」，而从二二八事件证明王添灯等人在意的就是日军武器，这也是以准政权自居团体所欲拥有的。也因此「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日军的动态必须绝对掌握。要时时刻刻派人监视，武器还在他们手里……」，且是日军必要时可「单独作战」的武器量。 故而成立地方治安维护队，除也可监视日军，也是一个可快速与战败日军和即将来接收的政权团队，搭上话语权及抗衡的基础。

故而1945年10月初台中前日军「诚师团」参谋长岸本重一大佐为感谢「青年团」保护日本军人及眷属送给钟逸人「两张地图」，应是钟逸人达成「追踪」「日军搬入山中的物资」的成果，而这即是王添灯等人交付给钟逸人等人的任务，而这也造成二二八事件民军有武装行动的一个重要因子。另外，猜测前日军「诚师团」参谋长岸本重一大佐对钟逸人是日本特高认证的台湾共产党，应知悉，故而将地图交给钟逸人，恐怕也是有意造成台湾的国共内战。

（作者吴昆财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钟孝莹为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硕士）

【原题〈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灯和钟逸人关系的探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