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二二八 台湾鲜为人知的通化事变
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辆战车功臣号，为日本生产的九七式战车。在1946年的通化暴动爆发时，中日联军曾试图从共军手中抢夺此型战车。（网路照片）
提到发生在70年前的「二二八事变」，在台湾来自不同政党的支持者常出于不一样的目的将这起民变定义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延续。独派认为这是受过日本教育洗礼的「文明台湾人」，对抗「野蛮中国人」的战争。主张两岸统一的族群则认为「二二八事变」是日本皇军不服战败，阴谋利用台湾民众起来颠覆中国政府，因此蒋中正下令镇压有其正当性。
虽然「二二八事变」中确实有日本殖民，还有皇民化教育的因素存在，但是将其定义为中日战争的延续，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二二八事变」发生的一年多以前，在刚刚回归中华民国的吉林省通化市，也爆发了类似的武装暴动。与「二二八事变」不同的是，这场暴动的主要参与者并不是接受了皇民化教育的东北人，而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皇军。
驾驶T-34驶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看似为解放者，实际上则是新的征服者。看在东北许多老一代国民党人眼中，「通化事变」是一场中华儿女反抗俄国侵略的民族保卫战。（网路照片）
事变背景
与「二二八事变」一样，「通化事变」爆发于日本战败，东北三省权力真空的一个特殊政治环境内。相比起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而言，以魁儡政权满洲国名义受日本人控制的东北人，接受「皇民化」教育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的彻底。不过史达林依照《雅尔达协议》进军满洲国，并且一举歼灭关东军的发展，却使得东北的政治局势远比同时的台湾还要更为复杂。
伴随着东北三省落入苏联红军的掌控，来自8路军冀热辽军区的中共干部樊鹏飞，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通化县民主政府。新兴的红色政权，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在苏联人的庇护下，接收了大批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关东军航空兵、装甲兵、砲兵以及医护人员。以这些日本人为骨干，中共得以快速在通化成立了包括工兵学校、砲兵学校与通信学校在内的现代化军事教育机构。
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校址也是在通化，主任教官则由拥有「解放军空军之父」外号的林弥一郎担任。抗战胜利之初，国军主力部队集中于华中与中国的西南地区，无法在缺乏美国援助的情况下快速收复东北。而史达林又将东北三省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美军参加国军的接收工作。国民政府面对中共在东北的壮大与发展，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窘境。
而在东北，蒋中正所真正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少数抗战期间被吸收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忠贞党员。摆在国民政府眼前唯一的选择，就是透过这些地下工作者去吸收被遣散的满洲国军人，还有曾经为关东军招安的前东北抗日联军武装与绿林武装。这些人过去虽然与日本人合作，但是却坚决反对苏联人与共产党，因而被视为国民政府可利用来压制中共崛起的合作伙伴。
抗战时担任中国国民党辽宁省主任委员，曾在1944年3月12日与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先生一起为日本宪兵队逮捕的李光忱，在光复后奉命到吉林省发展党组织。通化在抗战时鲜少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活动，胜利后又完全被控制在苏联人与共产党手中，百般无奈的李光忱只能委任满洲国时代担任王道学院院长的孙耕尧主导当地党务。
孙耕尧曾经是满洲国「日满一家，民族和谐」意识型态的鼓吹者，因此他将自己出任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一事，视为自己对党国「将功赎罪」的机会。在他替李光忱延揽入党的大批干部中，除了众多的前满洲国地方干部外，还包括曾经在关东军担任特务的近藤晴雄大尉。透过这位日军情报头子，孙耕尧了解到在通化还有22,432名日本军人可以利用。
留在东北的，又岂止是日本人而已？在共军东北航空学校至少有九九式练习机八架，砲兵学校里面则有九七式战车10辆。更重要的一点是，苏共扶植的东北抗日联军与从关内来的中共8路军彼此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嫌隙，更别提共军内部还留用了不少前满洲国军的干部与技术人员。共军的不团结，也让孙耕尧找到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日本关于「通化事变」的书籍，封面上的人物就是藤田实彦。（Amazon）
建立中日联合政府
不过要让不久前还相互敌对的关东军与国民党合作，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近藤晴雄告诉孙耕尧，通化留用的日军人员中，最有威望的是前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早年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藤田实彦，因写有《战车战纪》一书而成为战前日本最有名的军旅作家之一。因访问李登辉前总统而在台湾声名大噪的司马辽太郎，战时也曾服务于藤田实彦的麾下。
曾经指挥日军战车打下南京中华门的藤田实彦，固然把中华民国国军视为「可敬的对手看待」，但是没有在战场上遭遇过失败的他，却拒绝承认日本已经投降的事实。只是相对于美国、苏联与国民政府，藤田实彦更无法忍受的是自己居然的要看共产党的脸色讨生活。毕竟比起代表正统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军，8路军看在他眼中简直是一群不入流的乌合之众。
面对曾经在日本附庸国家满洲国里服务的国民党代表孙耕尧，藤田实彦自然更是难以接受其居高临下的指挥。他明确表示关东军没有可能接受国民党的「指挥」，双方如果要一起反共，就必须建立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藤田实彦还强调，被集中在通化管理的日本人身家财产都在东北，没有人想要回到战败的祖国去接受同胞的羞辱。
所以他在利用与孙耕尧见面的机会，提出了关东军协助国民党剿共的几个条件。首先是所有参加起义的日本人可以留在东北，以台湾人身份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其次是通化的一切产业开发与经济建设，必须要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最后，则是通化的地方行政必须要由一个中国人与日本人共同主导的联合政府管理。对于藤田实彦所提出的条件，孙耕尧在第一时间二话不说马上答应。
此刻中华民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且还是四强之一，哪有任由战败国子民予取予求，甚至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道理？难道纯粹是因为孙耕尧满洲国官员的出身背景，让他当惯了「亡国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与李光忱打的如意算盘，是先利用日本人除掉共产党，然后等大局底定后，再依靠有美军装备的中央军除掉这些关东军的残兵败将。
于是藤田实彦以「田友」为化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开始偷偷号召在通化的日本人拿起武器反抗共产党的统治。只是共产党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超过孙耕尧与藤田实彦的想像。当时在通化，唯一一个被共产党允许合法存在的日本人团体，是由左翼人士控制的「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天真的藤田实彦前往游说这些日本共产党人参加起义，却因为这些同胞的出卖而被逮捕。
尽管藤田实彦在1946年1月13日成功脱离了中共的管控，但是关于国民党煽动关东军叛乱的消息，却基本上已经为共军所掌握。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藤田实彦在与孙耕尧会合后，于1月22日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此一「武装暴动总指挥部」由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际隆三人担任指挥。他们计划占领的目标，包括了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与飞机场。
只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负责通化防务的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部司令员刘东元已经开始搜捕可能参加起义的日军中级与高级将领。约有120名大尉以上的日军军官，在1月底以前遭到通化支队武力拘留。早在藤田实彦与孙耕尧起义以前，通化暴动就已经输了一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藤田实彦与孙耕尧两人看似合作紧密无间，实则同床异梦。
当时重庆与延安还未完全决裂，东北表面上还呈现着国共合作的政治气氛。孙耕尧从一开始做的打算，就是让日本人去与做为苏联代理人共产党「狗咬狗」。他与其他的国民党干部只想要待在家里「坐山观虎斗」，假如日本人胜利了，就由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假如日本人在暴动中失败了，孙耕尧也可以声称一切与国民党无关，继续高唱国共合作的民族主义高调。
在日本教官的培育下，解放军从无到有的拥有了战车部队。（网路照片）
关东军事迹败露反遭屠杀
更不幸的，则是孙耕尧以为自己成功策反的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实际上是诈降。他在了解了藤田实彦与孙耕尧的全盘计划后，立即把消息报告给了刘东元。透过搜集来的情报，刘东元判断总计有10,000名关东军与10,000名的前满洲国军与反共游击队，还有600名东北民主联军的内应参加此次抗暴。
根据沈殿凯提供的情报，通化支队快刀斩乱麻的于2月3日，也就是预定的起义之日逮捕了包括孙耕尧、姜际隆与刘靖宇等12名国民党干部。承受不住中共残酷精神与肉体折磨的孙耕尧，也很不争气的把所有计划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刘东元。刘东元命令共军将12名国民党干部拖出去枪毙，然后立即下令共军就战斗位置。
砲兵学校内，几名准备给九七式战车加油，然后开车参加起义的日军官兵被当场逮捕。在东北航空校校内，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日籍教官都遭到了共军的严重怀疑，并遭到严加看管。得不到飞机与战车的支援，追随藤田实彦参加抗暴的关东军官兵们也只能够使用轻机枪、步枪、手枪甚至于武士刀参加抗暴了。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的藤田实彦，只能够硬着头皮将暴动指挥下去。
他们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向各个目标杀了过去。除了行政公署大楼与通化支队司令部外，藤田实彦还要求手下进攻通化监狱，因为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还有其弟弟溥杰的妻子嵯峨浩都被关押在那里。将她们从共产党的手中拯救出来，是实现藤田实彦重建满洲国梦想的必要之举。只是手里只有轻兵器的关东军，完全不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对手。
这些日本人对监狱发动的好几次冲锋都被挡了下来，但是看着一群狂呼「天皇万岁」与「巴嘎呀路」口号的日本人，不要命的往自己冲过来，共军官兵也难免感到恐惧。而且稍早逮捕的120名日军军官，也都被关押在通化监狱里面。为了防止自己遭到监狱内外的关东军里应外合夹攻，共军干部命令士兵以机枪把这120名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官杀到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至于进攻行政公署大楼的关东军，则与共军守军陷入激烈战斗。另外还有一批打入医院的日本人，以武士刀砍杀26名没有抵抗能力的共军伤兵。整个暴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接受苏联与中共联合指挥，在郊外扫荡反共游击队的朝鲜义勇军返回通化。这些被日本人殖民统治长达40年，饱受摧残压迫的朝鲜人看到复仇的机会来了，马上拿起手中的武器加入战局。
由于这是自1910年日韩合并以来，朝鲜人首度以占压倒性优势的武器对抗日本人，因此他们打起关东军来一点也不手软。与此同时，当了14年「亡国奴」的通化居民也站了出来，积极配合中共与朝鲜军队作战。慢慢的，凭借着「武士道」精神发起的关东军攻势，终于经不起东北民主联军与朝鲜义勇军的火海打击而被压制了下来。
暴动被压制以后，对日本人怀抱着满腔民族仇恨的共军官兵，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都嫌不够过瘾。他们不仅砍掉了已经失去抵抗能力，被要求跪在街道上谢罪的关东军士兵脑袋，而且还把矛头对准了日本老百姓。这些来自中国与朝鲜的共军官兵，在通化复制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只要看到日本人，就不分男女老幼的通通杀害。
甚至还有不少日本的年轻妇女，在共军镇压暴动的过程中遭到奸污。老百姓看到共军的暴虐行为，不仅拍手叫好，很多人也跟着一起攻击肉眼范围内看到的所有日本人，无论他们有或者没有参加通化暴动。1946年2月3日，通化成为了一个只有仇恨与种族清洗的人间炼狱。若非日本反战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出面力保，林弥一郎等日军飞行员恐怕都活不过那一天。
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这次战斗共军共投入500名军人参战，并得到工人自卫队与群众自卫组织1,000余人的支持。他们在与12,300名关东军与国民党人的交战中，共击毙1,000人，俘虏中日联军3,000多人。因参与组织此次暴动而被处决者为20人，后续处决的内应份子与其他国民党干部则高达100多人。身为暴动首谋者的藤田实彦，却不在中共判处死刑的名单之内。
原来中共为了羞辱藤田实彦，刻意安排他到街上游行示众，向通化的中国老百姓，还有因为此次暴动而遭到牵连的日本无辜民众谢罪。此刻藤田实彦「军人作家」的傲气与武士道精神都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他不断向中国人与日本人道歉投降，请求原谅的狼狈嘴脸。3月14日，忍受不了疲劳轰炸与良心折磨的藤田实彦在共军的监狱里暴毙身亡，那天正好是他46岁的生日。
已经在东北向苏联红军投降的日本关东军，因为国共冲突又再度卷入是非。（网路照片）
是国共内战非中日战争
或许是因为行动失败，而且国民党干部的表现又过于懦弱无能的原因，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绝口不提这场可以与「二二八事变」媲美的「通化事变」。由于李光忱后来也遭共军杀害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通化事变」的参与者跟着政府来到台湾，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从国民党视角探讨「通化事变」的书籍在台湾出版。日本人则将「通化事变」解读为自1937年的「通州事变」以来，又一次中国军人对日本平民的血腥屠杀。
在中国大陆，对「通化事变」的解读基本上是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中共并没有将此事变是为中日战争的延续，但是却也以孙耕尧与藤田实彦勾结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证据，指控国民党丧权辱国。那么，站在跳脱国民党、共产党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究竟该要如何解读与界定这场有关东军直接参与的「通化事变」呢？
假若因为有关东军的直接参与，「通化事变」就是「日本不甘败战，不肯终战的一次反扑，是中日民族斗争的延续」，那么与日军勾结的孙耕尧，还有一整票国民党通化省党部的干部就不只是丧权辱国，而且还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参与镇压「通化事变」的共军，背后也得到了苏联甚至于北韩人民军的前身，也就是朝鲜义勇军的支持。
无论是中共还是朝鲜义勇军，在二战刚刚胜利的那个阶段都是史达林在远东扶植的代理人。假如国民党与关东军勾结是丧权辱国，那么与俄国人还有北韩人勾结的中共又算是什么？提到孙耕尧与藤田实彦的勾结，我们更不要忘记当时日本处于亡国状态，本土遭受同盟国的占领，早就已经不具备对中华民国发起另一场侵略战争的能力。
失去了祖国，被解除武装的藤田实彦无论喊价喊得再高，代表的也只是他个人，而不是日本政府或者其他任何的国家行为者。所以他与背后有中华民国做为代表的孙耕尧合作，必然是建立在日本人替中国人服务，而非中国人替日本人服务的基础上。换言之，如果从国际战争角度去理解「通化事变」，这就是一场中共代表苏联，日本人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打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共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也会有很多人以苏联红军没有直接参与「通化事变」为由，驳斥把主张走「农民民族主义」路线的毛泽东视为史达林马前卒过于牵强。所以最适合用来界定「通化事变」的，可能还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因为国共两军利用日本战俘与技术人员在战场上消灭对方，在整个戡乱战争中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中共不想被视为苏联代理人，国民党也不想被视为日本走狗的情况下，以国共内战的延伸来解读「通化事变」，或许最有利于两者的民族主义论述。放在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变」也是一样，因为中共出于推翻国民政府在台澎地区的统治，必然也乐于让一切反对陈仪政府的力量为己所用，其中也包括了从太平洋战场上回国的前台籍日本兵。
由中共党员张志忠指挥，进攻嘉义水上机场的台湾自治联军里面，就有为数不少的台籍日本兵，或者接受皇民化思想高度影响的皇民与浪人存在。他们的参与，并不能够证明「二二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延续，就如同有关东军直接参与的「通化事变」也不能够被视为中日战争的延续一样。不论是发生在东北还是台北的暴动，终究只是国共内战的一部份。
最后，台湾缺乏对「通化事变」的考证与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这不仅在于孙耕尧等国民党干部，是为了实现中华民国国家领土完整与统一而死在共产党手中的烈士，同时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台湾人，因为在抗战胜利时在满洲国服务的关系也亲自经历过「通化事变」。希望未来有来自台湾的历史学者，好好运用收藏于中华民国的档案资料，为此一事件做出有别于中共与日本的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