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民共都爱演「警总」──陆剧如何演台湾（二）

电影《返校》剧照。（社外提供）

一般常见的大陆老兵返乡影视作品，主流的叙事结构都是采直线式「旅行模式」，从眷村老兵思乡的乡愁起始叙述，接着赴大陆探亲，与故乡亲人重聚，或是祭拜已逝亲人，由于老兵在台多半另娶妻室，最后还是再次分离。这种「分离／团圆／再分离」叙事模式，几乎是老兵探亲影视作品的主流。

但电视剧《原乡》却打破了这种模式，老兵返乡的旅行叙事成了支线，剧中后段仅有老兵杜守正带着V8摄影机一路走访4个老兵的故乡，并留下影像纪录，而贯穿全剧的叙事主线却是情治单位的警总高层、警总退伍将官与眷村老兵之间的多重对抗与政治博奕，其中岳知春由于是从警总退休的将官，深谙警总的罗织谋略，出面为眷村老兵出谋画策与警总对弈，这个贯穿整出电视剧的主线更类似于一种冲突叙事。

在这个以政治博奕为主的叙事主线下，「老兵返乡」不再是个亲情聚散的小叙事，而是沦为多层次政治权斗的叙事，在这场冲突叙事的博奕中，一边是代表警总高层的老潘与路长功，另一边则是退伍将官岳知春与老兵洪根生、杜守正、八百黑与朱晋等，双方就老兵私下返乡所展开的一场合作与对抗、罗织与反罗织的循环博奕。

从第1集警总退休将官岳知春与警总官员路长功的一场对话中，就已经为这场冲突的博奕定了调。原来警总表面上是要法办老兵触犯禁令私下返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将老兵返乡罗织成匪谍案以遂行高层政治斗争。路长功对岳知春说：「现在私入匪区探亲的人多了，有人想用这件事来整老潘！」岳知春回答：「我看是老潘想用这件事来整他的对手！」（节录自第1集）。

这个「老潘」在剧中是警总内比路长功还高阶的长官；第5集路长功的部属庄力奇质疑为何要特别针对老兵时，路长功说：「老兵归退辅会管，退辅会的某位大老，是老潘争夺中常委的最大对手！」；第14集路长功对他的妻子说：「这个案子如果办成了，说不定可以脱离老潘，我还可以更上一层楼！」（节录自第14集）。

这些对话说明警总高层故意要将老兵私下返乡罗织成匪谍案，并不是真的要执法，实际上是为个人谋取权位的一场权斗。因而在第13集中岳知春向路长功直接点破：「老兵都是棋子，别人拿棋子打你们，你们就拿棋子打别人，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棋子！」路长功的回答是：「这就是政治，你还不懂？」（节录自第13集）。

这中间也不避讳还有政治更高层的介入，第17集老潘向路长功解释何以要侦办岳知春，表示：「上头就是这么吩咐的！」（节录自第17集），至于谁是上头？剧中并没交待，但这种老大哥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暗示，已接近政治惊悚剧了。

老兵返乡探亲。（本报资料照片）

《原乡》应是两岸探亲的影视作品中，唯一在剧中大量纳入警备总部情节的电视剧。然而，距离《原乡》制播的年代，警总已然消逝了20多年，剧组究竟怎么拼凑、重建当年警总的形象，同样值得探讨。而这个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曾经备受争议的部门，几乎在《原乡》每一集都被安排登场。《原乡》第1集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大年除夕的警总侦讯室中，一名眷村老兵接受警总官员的侦讯。由大陆演员陈宝国饰演的警总官员路长功，在剧中戏分相当重，几乎就是第二男主角。

这个侦讯场景的符号，亦就是台湾其它电影再现警总所塑造的之意象，例如1991年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即具体再现了警总侦讯的场景，男主角被诬陷遭警总拘禁，日以继夜地逼供审讯，不断要求其写下自白，直到他濒临崩溃才知，警总只是要他将其它人的名字抖出来而已。

2019年出品的《返校》，更是将警总描绘成彷如地狱鬼域的场景，片中呈现了诸多威权时代的政治符号（诸如教官、「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的反共标语及广播、国徽、宪兵、警备总部、倒吊刑求等），甚至将使用暴力刑求的警总塑造成丧尸般的鬼差。也可以说，在台湾少数电影中涉及警总形象的题材，几乎全是负面的。

由于警总早在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后不久即告裁撤，加上警总在台湾一直是高度对外封闭的情治机构，仅有的文献也多半是细数其罪状的批判文字，即便2018年政府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推动还原历史真相、开放政治档案，这中间当然包括警总，但由于警总裁撤已经近30年，还原昔日警总面貌相当困难，连促转会自己都承认「由于警总的规模太过庞大、无所不包，我们对于警总既熟悉、又陌生，如同瞎子摸象。且伴随警总裁撤、人员遣散，许多档案资料也因此遗失或遭到不当销毁；这也导致台湾社会追求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对警总的认识始终有限、也难以追究相关承办人员或部门的责任。」

因而《原乡》的剧组如何建构并塑造这个在台湾已消逝25年多的机构，以及其如何建构当时警总情治人员的形象，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特别是在1980年代，面对日益崛起的台湾党外反对运动，以及大量印行的党外书刊，警总在当时所扮演的监控与查禁角色，是被放得很大的，当时的警总功能是否真如《原乡》剧中所刻画般还将不小的勤务比重放在防堵外省老兵赴大陆探亲上，是很值得探讨的。

在空间符号再现上，《原乡》的剧组成功商借到警总当时位在台北博爱路的原址（现为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建筑物内外拍摄，剧中担任警总高阶官员的路长功与老潘，侦察干员庄力奇与曹梦等之间的许多对话，都是选在这座警总旧址的走廊、阳台与办公室拍摄。警总内部办公室陈设上，有几处涉及政治符号的安排，无意间透露了剧组的政治考量。例如桌上一定置放着小型国民党党旗，却未见国旗，这个特殊小陈设同样也出现在设在香港的台湾救总办公室桌上。

按台湾即便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年代，军事与行政部门的办公室中也不可能只放置党旗却未见国旗。另一个政治符号的安排则是政治人物的图像，在《原乡》前面几集的警总办公室中，墙上只见孙中山的挂像，中间几集开始出现蒋介石挂像，直到最后几集才再加上蒋经国的挂像，这个微妙的变化从台湾视角中即可识读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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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台湾人意象：凝视与再现，香港与大陆影视中的台湾人》，作者：倪炎元，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