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丑化80年代的台湾──陆剧如何演台湾（三）
1970年警备总部主办的「泰岳五号」军民联合防空大演习，于十日下午举行最后一个梯次的实兵演习，演习统裁官刘玉章上将亲率统裁部人员巡视演习实况。（邱维国摄）
《原乡》剧中刻画的警总，几乎可以被形容是个「无所不能、无恶不作」的机构。仅在剧中安排的情节就包括了查禁书刊、罗织罪名、逮捕刑求、致人丧命、制造火灾、剥夺工作、威胁搜证、伪装诈骗、布线社区等。
例如剧中的路长功在电话中回答部属有关查禁书刊时说到：「乡愁诗抄？直接到印刷厂查封！需要什么法律依据？」（节录自第2集）；老潘交待路长功阻止岳知春出国时，说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阻止他，车祸、食物中毐、心脏病发……」（节录自第2集）；老兵董家强被捕之后，负责侦讯的警总干员庄力奇向上级报告说：「已经把口供给他，背得差不多了！」（节录自第5集）；路长功在电话中交待怎么处置人犯意外死亡时说：「要押送绿岛，对，很聪明，然后就是犯人失足落水，怎么这么笨哪？我说他会失足落水就会失足落水，照我说的去办！」（节录自第10集）。此外在情节安排上还有直接逮捕「私入匪区」的老兵董家强，并在警总侦讯中死亡（第5集剧情）、逼疯《原乡》中所建构的警总，似乎只有一桩主要任务，就是监控侦防眷村，防堵老兵返乡探视，甚至不惜以匪谍罪名妄加罗织。
事实上，就可知的纪录进行互文性的考察，包括警总在内的台湾情治单位，侦防中共间谍（即抓匪谍）主要是集中在1950～60年代，根据任职国史馆编纂的侯坤宏在他一篇讨论战后台湾白色恐怖的论文中指出，1960年代以后的侦防则是台独案居多。纪录上最后几次以「匪谍」罗织的重要案件，一桩是发生在1979年的「吴泰安匪谍叛乱案」，当时罗织的对象主要是高雄的党外势力领袖余登发父子。
另一桩则是发生1980年的「叶岛蕾叛乱案」，当时罗织的原因也是当事人有意以党外名义投身地方选举，这两桩具体被罗织的匪谍案，对象都是当时正在崛起的党外势力，而非眷村老兵。毕竟时序进入1980年代的警总，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威胁国民党统治正当性的台湾本土反对力量。根据林清芬在其2005年出版的论文〈1980年代初期台湾党外政论杂志查禁之研究〉中分析，警总在1980年代大量的查禁、查扣与停刊党外杂志，查扣数目从1980年的9件，升至1986年295件。
迄今为止台湾民众对「警总」的刻板印象，主要都是来自对书刊的查禁，而非对眷村的侦防与老兵私下赴大陆的管控。再根据侯坤宏在讨论白色恐怖所及于的相关社会部门，其中军人部分涉及匪谍案主要也是集中在1950年代，并无眷村老兵私下返乡被冠以匪谍遭逮捕的事例。透过史实事件与《原乡》的互文分析，不难看出编剧是把当时警总将党外人士罗织成匪谍的情节，置换到眷村老兵的身上。
在官方政策上，1980年代的台湾官方对大陆尚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对中共呼吁的「三通」（通邮、通航、通商）采取抵制的政策，不仅不允许老兵返乡，也不开放双方通信与通话，而老兵如果私下与大陆亲友通信或返乡探亲，是否如《原乡》剧中所描绘，会遭到警总逮捕或迫害？在有限的纪录中，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根据周贤君所着的《为台湾老兵说一句话》中亲身的回忆纪录，台湾老兵自1980年代开始尝试与大陆亲友通信，采取的方式是找人从香港转信，但必须有门道，否则若经举报遭警总调查，甚至会有牢狱之灾。这意味当时在两岸尚未通邮的前提下，警总确实有介入两岸通信的情事，而大陆亲友寄到台湾的信件，警总都会先拆阅检查再寄给家属，他们也曾恐惧是否会被警总请去盘问，但并没有真正发生。至于警总是否有在眷村设置暗桩侦测老兵私下赴大陆，甚至秘密逮捕罗织等情事，则未见任何正式记载。
《原乡》剧中另外建构了一桩警总构陷的白色恐怖事件。即是剧中警总官员路长功之子路台生的生父之谜。《原乡》全剧接近尾声之际，警总高层发现路长功的真实身分，其本名为刘镇邦，且其妹妹恰好在中共担任高干，于是刻意设计诱使其子路台生追寻自己身世，发现自己生父石宝恒在年轻时因为思乡，向路长功借阅大陆出版介绍四川老家风景的画报遭到调查，并离奇的意外死亡，整个过程路长功都没有出面承认书刊是自己的，事后路长功内疚不已，遂娶了路台生的母亲以保护她安全，而石宝恒死亡的状况，很明显就是取材台湾著名的陈文成命案。
按陈文成命案发生在1981年7月间，当时旅美学者陈文成回国期间，遭到警总保安处的约谈，询问有关他替《美丽岛杂志》募款事宜，事后却被发现陈尸在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外的地上。而《原乡》剧中的石宝恒也是被警总约谈次日就在政治大学研究生图书馆坠楼死亡（按：政治大学并无研究生图书馆），这也使得《原乡》这段影像文本与史实事件文本呈现了某种互文性关系。
由于现存的档案资料很难还原警总当年的形貌，因而陆剧《原乡》对警总的建构，就有很大部分属于编剧的想像与创作了。在再现策略上，陆剧《原乡》将警总塑造成一个在台湾几近无所不能、无恶不作的政治巨灵机构，这反映了怎样的思维呢？首先，警总在台湾民间印象中，本来就是一个负面的象征符号，丑化或是批判警总在台湾无论如何都是「政治正确」。
其次，陆剧《原乡》的定位主要还是大陆观众群，建构警总这样一个机构，等于是向大陆观众传递几个讯息，除了陆籍老兵如何浓烈的思乡心切外，最重要的是台湾有一个叫警总这样的机构，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断老兵这种渴望、甚至还利用其返乡的渴望，罗织诬陷其为匪谍，换言之，大陆观众若仅只是透过此剧来认识台湾的政治体制，那就误导得很严重了。
再其次，陆剧《原乡》借由时间的错置与历史的挪移，将警总在1950～1960年代的作为转嫁到1980年代，塑造一个不重视人权、监控人民生活，甚至根本不民主的台湾，对于1980年代台湾的解除戒严、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改革，几乎完全没触及。这样的叙事策略，经广电总局与国台办的背书，在2014年央视的黄金档播出，显示大陆官方期待大陆观众所识读的台湾，并不是一个令人亲近且想望的台湾，而是一个警总统治、流氓横行、个人人身安全不得保障的台湾，虽不致说这是在全面丑化台湾，却是个负形象建构的台湾。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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