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昔日社运青年登陆 一段台湾主流环境演变史

张立本（受访者提供）

当许多人知道张立本是台湾来的老师，还曾经在台湾的几所大学教书数年时，都会问他一个问题：就你的观察，两岸学生有什么差别？

「都是年轻一代，两岸年轻人有高度共通的部分，比如爱玩、爱闹，这种『年轻人的一般性』两岸没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地方在于，其一，大陆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每个省份就有巨大差异，这种差距比台湾明显。我刚来的第一学期还体会到什么叫』城乡差距』，许多农村的学生确实很质朴。」

「还有一个差别，大陆学生到了大三之后，可能更早，读书的『目的性』会更强，比如他们需要考取什么证照，对未来有帮助。由于台湾的考试时间、方式不同，所以台湾学生在大三、大四这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

「上课要和『考研』这个目的作对抗，挺累的。」张立本直言不讳。

「在某个程度上，大陆的大学生与台湾学生相比有更多的『保护』和『兜底』。比如老师会被要求承担起学生找工作、考研的部分责任。不过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没有人脉。而且相比台湾的大学有淘汰制度，要求每个班『当掉』（挂科）至少百分之二，大陆并不如此。在我的班上难免有学生无法过关，太抱歉了。」

2018年已经40岁、在台湾教课多年的张立本来到大陆教书，经历有别于过去数十年的新体会、新经验、新冲击。他来大陆的故事背景，也是一段唏嘘的台湾「主流环境」演变史。

●从左派理论，到「被历史说服」

人的意识形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有人是因为家庭、有人则是成长背景、有人是因缘际会下认识了谁，许多人往往是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这条路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左派？对于这个问题张立本努力回想。

「『左倾』化跟我在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有关系，这里的老师即使不是左派也教马克思，来了以后我才开始系统性学习左派理论。理论与实践交替，逐渐确立我的世界观。」

「但其实大学时期我就有了启蒙的机会，只是当时不懂什么是左派。」

张立本本科就读的专业是城市规划，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是去房地产公司，或是考相关单位的公务员。大学时期，专业老师在课堂上往往大谈城市规划中的民众参与，大谈基层民众权益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但大三时，还是「热血青年」的张立本参加了台北市的一次环境保护运动，反对一个位于山坡上的保护区开发案。他参加到附近以家庭主妇为主的社区团体中，找到了一些关于开发案的程序瑕疵证据，以及法理上的支持点。但在开公听会的那天，支持开发的地主方带着城市规划师和审查委员们，这些掌握决定权的「大人物」都倒向了地主方。

其实，不论是支持开发，还是为了环保而反对开发，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立场与选择，让张立本受到冲击的是地主方带来的城市规划师和审查委员——这些「大人物们」，都是张立本的老师，这些在课堂上大谈「民众参与」的老师，此刻成为了与自己「打对台」的「专家」。

到底什么是民众参与？当所谓「民众参与」遇到特定阶层的利益，最后民意能在整个程序中，占到多少力量？当然，民众不一定都「对」，所谓利益方不一定都「错」，但就资本主义的环境而言，既得利益的一方总有太多利益能与决策层「置换」，能影响所谓「法理」和「程序」。

这次经历之后，张立本开始反思课堂上老师们大谈的「民众参与」。为此，他常常去后来取得博士的地方——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听课，想真正弄清楚这其中的奥秘。不过他觉得「从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到真正深刻体会、理解，再与许多同志对话、相互学习，然后自觉成为了左派，是很长的一段过渡，不是一夜转变的」。

这是他成为左派的一个「开关」。至于为什么从左到「统左派」，为什么没有走向「台独」？张立本一开始是从学术精神的角度出发。

张立本说：「我其实一直不能明白左派怎么可能成为『台独』，这不科学。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怎么可能依附在美国底下要求『独立』？很多所谓「左派」把中国发展说成帝国主义，也是充满了概念偷换。一开始，我主要在理论层面思考，后来接触了蓝博洲撰写的白色恐怖的著作，逐渐阅读陈映真、林书扬这些知名台湾「统左派」人士的著作，才有办法从中国历史了解自己遭遇着什么。」

「理论有诠释空间，但补充历史这个『实践』之后，知识就有力量了。所以现在我也着重在文学史、历史的教学。」

●「社会运动形成一种包装」

2007年，张立本开始在几所大学兼课，那时正逢陈水扁弊案缠身的时期。随着陈水扁下台，马英九上任，那时台湾的大学院校内，许多大学生相信马英九时期「未来会更好」，对其充满信心。

后来随着马英九的民调开始降低，有一个隐形力量开始推动，张立本记得从某一时期开始听到这种说法：「社会运动再起」，第一时间他感到有点讽刺，「什么是社会运动再起？难不成陈水扁时期，没有社会运动？还是不该有？」

随着「社会运动再起」，台湾社会开始建构了一个批判国民党的力量，这力量越来越强。后来在台湾的高中校园内，会有各种形式的营队带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民进党每年以嘉年华形式搞「二二八」纪念活动，俨然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这些以学生为目标的群体活动，慢慢改变了年轻人。

教授社会运动理论并没有错，但在特定政党、特定力量下，社会运动形成一种包装，灌输特定的历史论述，再形成特定意识形态，然后转化为对特定政党、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

比如灌输关于白色恐怖的单一论述，转化成「反对国民党，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再转换成「为了保护台湾自由民主，要抗中保台」的「核心目标」。

「要『抗中保台』，所以就得『继续支持某一政党、某一人』。」张立本无奈总结，「2015年蔡英文出来竞选之时，许多学者出来帮政治人物背书，一些学者为了支持特定政治人物，作出一些违背学术伦理的事。我也教授社会运动理论，让我以后如何教学生？」

「2016年之后，支持特定政党已经与参加社会运动绑在一起。」讲起这些，张立本不无叹息。「有参加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学者会说，不但要把蔡英文推上去，也要让民进党全面执政。但过去我们这些参加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和学者，谁不是反对国民党独大？」

●「我只能尽量告诉学生，中国共产党不是『外部的东西』」

博士毕业之后，在台湾多所学校兼课多年的张立本面临抉择，一方面以他的立场若要在台湾找机构内的工作不容易；但另一方面，40岁对于部分大陆院校而言，也是敬而远之的年纪。几经周折，2018年他在漳州的闽南师范大学开启了在大陆的教书生涯。

离开台湾，也远离了台湾所谓的「主流政治正确」，昔日张立本所熟悉的社会运动也已经转变。张立本现在回想在台湾的教书生涯，或许有点唏嘘，但也期望两岸年轻人能更认识对方。

「在台湾时我的授课内容虽然会碰触现实政治，但是离两岸问题比较远，很少机会在课堂上跟台湾同学讲到太多两岸问题。但上课会用一些案例，比如陈映真的《人间》杂志，会讲到战后西方公司在台湾设厂、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内容上偶尔也会有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批评。」

「我能做到的，是在比如讲白色恐怖时，讲述日据时期台湾青年如何想方设法回祖国大陆寻找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最精英的台湾青年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借此告诉学生中国共产党不是『外部的东西』，透过历史，让年轻人了解两岸在历史中本身不可分割。」张立本说。

台湾人的日常，多谈吃喝玩乐，若谈及时政话题，除非知道该朋友立场与自己较一致，否则很少触及。何况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直到前两年，才第一次跟一个学生讲到两岸关系，那个学生正好是台湾中天新闻的记者，中天新闻台被关掉使他感到愤恨不平。若不是这个机会，我和学生之间也不会聊到这些。」

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网络上创造一个比一个大的声量，网络时代使他们更能影响舆论，但外部环境也会继续变化——不论喜欢与否，台湾年轻人大多意识到了大陆的影响力。在张立本看来，两岸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彼此科普」。

他坦言：「现在台湾还是缺乏很多关于大陆科普类的信息，比如大陆民主的过程和机制到底如何？党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还有扶贫政策、下乡干部，不少基础常识其实很多台湾人完全不知道。大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台湾年轻人科普，两岸交流仍然任重道远。」

「虽然如此，我会尽量告诉学生，两岸在历史中不可分割。」张立本坚定地说。（郭雪筠）

（本文来源：「台胞之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