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既不神秘也不神圣的圣旨（二）

嘉义市徐人乡祖先收藏的清光绪圣旨，长达一丈。（中时档案照）

经过从三代到元朝二十余个王朝的承袭，「圣旨」终于阴错阳差地在元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朝因蒙古文与汉文难以兼顾，遂将诏书与圣旨二分；明朝做为汉族统治的王朝无须做此区分，而清朝君命文书以满文和汉文合璧书写，故以「圣旨」一词特指「白话诏书」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圣旨依然存在，只是在岁月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义。

明、清两朝的君命文书在继承前朝各文体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设，其种类趋于大成，大致分为制、诏、册、诰、诰命、敕、敕书、敕命、圣旨、谕旨等，其中圣旨指皇帝未经拟稿，直接命太监各衙门传达的君命──这「口头诏书」的功能在清朝渐渐被谕旨类文书取代。

除圣旨与谕旨外，制用于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礼节性活动；诏一般用于向天下臣民发布重大事项；册、诰命、敕命用于覃恩封赠，其中王公贵族用册，五品及以上官员用诰命，六品及以下官员用敕命；诰用于颁布皇太后遗命；敕用于指挥日常政务；敕书用于标明地方官员的权力与职责。

民间流传的明朝君命文书大多是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为开头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于六品及以下官员的覃恩封赠，这些文书授予受封者后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会被刻碑以作纪念，故敕命虽然未必是君命文书中最重要的文体，但距离民间最近，自然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书在清朝又有了极具特色的演进，便是上谕的出现。上谕主要用于发布日常政令，雍正之前通常由内阁大学士或南书房的侍臣撰拟，军机处设立后由军机处大臣、军机章京撰拟。上谕又称谕旨，可细分为谕与旨，其中皇帝主动下达者为谕，应大臣奏请而发布者为旨，若这种旨需要宣示中外，则被归入谕的范围。

上谕又可细分为朱谕、明发上谕与廷寄。朱谕由皇帝亲自执笔或由内阁大学士起草并经皇帝审改；明发上谕由内阁公开拟发，通常会传达至各地，与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则是密旨，其内容不得公开，由军机处密封后经兵部捷报处飞马速递至承接者亲启，故存世极少，殊为珍贵。

经过十几个朝代的发展，君命文书在明、清时期早非汉朝「策制诏戒」四种文体所能涵盖，其复杂程度就连官员都未必能尽知，更何况百姓。如《明会典》所载：「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而清朝编纂《明史‧职官志》所载「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将明朝常用的敕遗漏。虽两种古籍不能简单对比，但也体现了君命文书种类的多样化。

更进一步地说，历代王朝对君命文书虽多有微调，但所用名称不外乎诏、诰、制、册、敕等，一种文体在此朝为一含义，在彼朝又变成另一含义，其变化多端不亚于各朝官职。与此同时，圣旨做为正式的君命文书，其历史相对较短，故而民间所谓的圣旨均无法定义为元朝的「白话诏书」或是明朝的「口头诏书」，而更适合认定为皇帝或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类君命文书的总称。唯有将通俗意义上的圣旨视为君命文书整体的代名词，才能涵盖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种「圣旨类文书」。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与里子

无论圣旨的历史在后世引发多少误读，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圣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置疑，这种尊荣直接体现到圣旨的形制上。

清朝圣旨多为朝廷监制，江宁织造府制成。以最常见的诰命和敕命为例，诰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诰命」为始；敕命用纯白绫织成，文以「奉天敕命」为始。诰命、敕命均为卷轴式，以升降龙盘绕，内容以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圣旨图案、材质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一品以下官员不分文武均为祥云锦面；一品文官诰命图案为鹤锦面，武官为狮锦面，俱用玉轴；二品用黑犀牛角轴；三品用贴金轴；四品及以下用黑牛角轴。

与元朝圣旨用蒙古文、诏书用汉文不同，清朝圣旨兼用满文和汉文，其中汉文行款从右向左，满文行款从左向右，合于中幅书写日期。诰命、敕命均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由庶起士书写。若遇袭封，每袭一次都要在原给的诰命、敕命之后增写。

诰命、敕命承载着浩荡皇恩，受封者与袭封者自然会妥善保管。事实上，清朝针对圣旨的保管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受封人务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盗毁失者，经申请覆议，尚准许重新补给。若因收藏保管不善，导致虫蛀、损伤或潮湿破坏污染者，便要罚俸六个月；若是直接丢失或家道中落将圣旨典当，被发现则革去官职。在严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不敢大意。

如果将圣旨的形制视为其「面子」，圣旨的内容就是「里子」。大多数君命文书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当固定，诰命、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牍文体，故虽多出于才子之手，但其创作余地非常有限。从明、清两朝的诰命、敕命来看，其字体均为端庄的馆阁体，几近于印刷，行文精悍洗练。

诏书涉及的内容相对驳杂，故而能给书写者较大的创作空间。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能够大致品味出「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风演变过程。自秦汉以降，诏书大体沿着从散体转向骈体、从古朴转向雅丽的方向发展。汉朝诏书多以散体行文；崇尚骈俪的六朝，诏书的文风渐渐变得「错彩镂金」；而唐、宋两朝骈散相间，各有其趣。从这个角度来看，诏书的文风与王朝的气质相互呼应，如汉朝诏书的雍容不迫、宋朝诏书的巧不伤雅，均为后人所称道。

诏书文风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评判，但圣旨中最有名的章句，势必要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开场白」。那么，这8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诏书的开头语自古并无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以「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开头。唐朝诏书一般由门下省审核颁发，故多以「门下」开头，也有用「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等句。直到元朝时，圣旨（此指白话圣旨）的开头变成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元朝圣旨以蒙古文为蓝本，「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几个字就是翻译成汉文时的「杰作」。做为君命文书的开头语，这样的文字显然不雅，于是在汉人的润色下渐渐被译成「上天眷命，皇帝圣旨」8个字。元朝徐元瑞《吏学指南‧发端》更有解释：「钦惟圣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故曰上天眷命。诏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袭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满「上天眷命」4字的张扬，改为「奉天承运」。如《明太祖实录》所载：「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朱元璋之语是托词还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断句却在后世引发了争议。究竟是该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还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从历史上来看，「诏曰」2字自汉朝以降便出现于君命文书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运皇帝」之称，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有其逻辑。然而，明朝承袭元制，元朝圣旨的开头语正是「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朱元璋亲自将「上天眷命」改为「奉天承运」，故而采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说亦符合语境。因此，这一争议孰对孰错，还需要研究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圣旨在大众文化中是古代皇权最直接的象征物，故而其定义只能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行重塑。中国历史悠久，王朝更迭频繁，君命文书的文体与定义过于复杂，将圣旨做为大众文化意义上君命文书的代名词，未尝不是一个取巧的方式。如何划分严肃历史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圣旨在此出了一道难题。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有心人去探索追寻圣旨背后林林总总的故事。

【本系列完】

本文节选自《罪与罚，谁说了算？──从古文物看见历代律法的模样》，作者：江隐龙，出版社：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