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既不神秘也不神圣的圣旨（一）

明武宗正德八年敕谕，首都博物馆馆藏（图：时报出版提供）

历史剧中，没有什么是一道圣旨不能摆平的，如果不行，那就两道。玩笑归玩笑，但在萤幕上，的确没有什么比圣旨更能代表皇权了：一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无论朝臣还是百姓都必须层层叠叠地跪拜，待宣旨太监念完「钦此」2字后，再用洪亮的声音高喊一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代表皇帝旨意的圣旨的确能发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作用，不过从法律角度来看，圣旨就是一份再正常不过的下行公文，将皇帝的命令传达给特定的受众罢了。圣旨既不神秘也不神圣，细品之下还有一丝「文山会海」的案牍气，而至于其内容，放在当今的语境下，大致可以翻译成「××皇帝关于××××一事的通知」吧……

做为皇权在民间最常见的代表符号，圣旨一向是历史剧的常客。镜头往往是这样推开的：衣着华丽、表情严肃的宦官勒马而立，风尘仆仆地缓缓打开一卷明黄色绸缎，用略显尖锐的声调庄严地念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层层叠叠跪拜，只待「钦此」二字念毕，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些故事场景中，圣旨常扮演「扭转乾坤」的角色，做为王朝最强大的力量给予佞臣贪官致命一击。这的确很符合人们对明君的期望以及对封建王权的想像，然而事实上，圣旨与尚方宝剑、龙头铡一样，其大众文化形象早已与历史原型相去甚远。做为中国封建王朝级别最高的「公文」，圣旨背后虽然也有如「故剑情深」般的浪漫故事，但做为君主命令下达的日常路径，它所折射的毕竟是朝廷运转机制的普通侧面之一，而非大众文化或是影剧中精心构建的传说。

当然，这并不代表圣旨没有属于它的传奇。

●「前圣旨时代」：君命文书的漫长演进

通俗而言，圣旨相对正规的称呼为「诏令」或「诏书」，可以理解为君主向臣民发布的下行文书，亦即君命文书。圣旨的历史可回溯至宋元时期，诏书的历史可回溯至秦朝时期，而君命文书的概念则更为源远流长，早在皇帝这一「职业」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尚书》中的文体大致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其中诰为君主的告谕，誓为起兵命誓师文，命为君主的命令，虽然这些尚不是规范文类的名称，但可视为君命文书的雏形。三代以降，不乏诰誓命的名篇：《尚书》中所谓「典谟训诰」，特指〈尧典〉、〈大禹谟〉、〈汤诰〉、〈伊训〉4篇，其中〈汤诰》即在此列。此外，如成汤兴兵讨伐夏桀时作的〈汤誓〉，周成王姬诵驾崩前下达的〈顾命〉等，均对后世君命文书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响。

清朝姚鼐《古文辞类纂》总结道：「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在姚鼐眼中，虽然周朝已经陨落，但文诰依然以其「昭王制，肃强侯」的独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传于后世。至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发布命令的文书被称为令、命，这是君命文书得名之始。秦朝统一后，在「天子自称曰朕」的同时改命为制，令为诏，君命文书从此有了法定名称。

但秦始皇嬴政所用的「诏」字并非首创。周文王姬昌曾下达〈诏牧〉、〈诏太子发〉，前者主要内容为鼓励农耕，类似后世的劝农诏；而后者则是对周武王姬发的教育和训导。后世有学者将这两份「诏」视为诏书的滥觞。从君命文书「自觉性」的角度来看，〈诏牧〉、〈诏太子发〉虽有诏之名，但未如秦朝一样强调其专属性与至高性，故「诏起秦时」一说并非完全基于诏书之名，更在于诏书之实。

汉承秦制，继续沿用制、诏，又增加策、戒两种，由此形成了君命文书的四大种类，如《后汉书‧光武帝纪》注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其中册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回复臣僚均用策，东汉末年将册封罢免诸侯王及三公的文书改为册；戒也可称为诫、戒书、戒敕等，用于告诫地方官员。

汉朝的君命文书制度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延续，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诏、册、敕为四品，这里的敕即戒敕的省文。制用于制定法律政策，诏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册用于册封王公贵族，敕用于处理日常政务──这一分工中，不难看出诏的皇权色彩已经相对厚重。

唐朝承袭隋制之余，又增加诰、御劄、榜等，诏书依然用于发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国臣民发布的诏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张挂，故又称为榜，宋承唐制，称为敕榜。金、元两朝在唐、宋旧制的基础上又大有增设，其中金朝皇帝发布的君命文书种类繁多，有诏、制、册、敕、谕、诰、令、旨、宣、祝文、祭文、铁券文等。元朝，「圣旨」的名称终于正式出现。

元朝《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经世大典》仅存〈序录〉，之后列着的君命文书已不可考，但从〈序录〉的只言片语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圣旨以蒙古文记录，诏书则由翰林国史院用汉文起草代皇帝言。后世有学者以文法区分元朝的圣旨与诏书：其中白话者为圣旨，文言者为诏书。这倒也情有可原：圣旨初稿以蒙古文书写，译成汉文后并不求语句典雅；而诏书本为汉族官员书写，落笔自然古韵森森。

以元朝的视角来看，圣旨即「白话诏书」，诏书即「文言圣旨」──元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少了风雅庄重的「俗称」，居然会成为后人眼中皇权最具标识性的符号。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罪与罚，谁说了算？──从古文物看见历代律法的模样》，作者：江隐龙，出版社：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