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的中國縱橫：漢學巨擘的治學脈絡與文化探索

「他的每一本书我都有！」这是台湾歌手——伍佰——谈论到汉学家史景迁时，难掩兴奋地表示。2005年史景迁来台访问，也举办了签书会，当时最令社会大众感到惊讶的，是歌手伍佰的现身，原来爱好阅读的伍佰，自己就是史景迁的头号书迷，伍佰表示「史景迁的作品有很浪漫的气氛、很迷彩」，钟情于史景迁的历史写作笔法，伍佰还说：「他的书让我看了觉得我很渺小，也很伟大。」两人在2005年的合影，也成为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经典一幕。 图／报系资料图库

▌本文为《中国纵横：汉学巨擘史景迁的历史与文化探索》（时报，2023）书摘

引言／史景迁

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记起一五五六至一五五七年那个冬天在华南的一段插曲：「那是个月光照着大地的夜晚，我和几个葡萄牙人正坐在我们住所大门旁的河边长椅上，突然一些年轻男子搭小船从河上过来。他们正乘船游河打发时间，在船上弹着各种乐器，我们觉得那音乐很好听，请人把他们叫到近旁，说想邀他们过来同乐。这些礼貌和气的年轻人乘着小船靠近，开始替乐器调音。看到他们努力准备，以奏出十足和谐的曲子，我们很高兴。」

达克鲁斯和其葡萄牙籍友人很喜欢这音乐，于是请这些中国乐师隔日再来，并带来一些歌手。这些中国人一口答应，但隔天未现身。不过，他们好似看出达克鲁斯真心感兴趣，「为了不让我们彻底失望，有天早上天刚亮时，他们带了同样的乐器过来，为我们演奏了一首谈黎明时分手之恋人的歌」。

根据达克鲁斯的其他记述，我们知道他在等这些乐师再度登门期间，并非完全无音乐可赏。因为他跟着当地广东人的习惯，买了一公一母两只夜莺，拿抹了蛋黄液的煮熟米粒喂食，把牠们各放在一个笼子里，两笼子相隔不远而且都给罩住局部，以使牠们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但看不到对方」。诚如达克鲁斯以愉悦口吻所记载的，在如此安排下，「雄鸟沉浸在音乐里」，雌鸟跟着应和，两只鸟的歌声使十二月「宛如四月」。

汉学家史景迁2005年来台访问。 图／报系资料图库

对于从过去截下来的这一幕，我们可以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加斯帕尔．达克鲁斯是道明会修士，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去了广州。传教无成，他悠悠哉哉回到葡萄牙，抵达里斯本时正好赶上一五六九年可怕的瘟疫，有病人和垂死者需要他伸出援手。为病患无私奉献，葬送了他的性命，但死前，他已看到他「极详尽讲述中国事物和它们特殊之处的专着」付印。

一五七○年二月下旬，即他去世两星期后，这部「专着」出版，全书二十九章，系在西方所出版的第一本专门谈中国的标准长度的书籍。就像我这样从外头认识中国的人来说，达克鲁斯的著作依旧是可兹效法的典范和灵感来源。达克鲁斯有着远大的宗教目标、神职人员的习性，而且与葡萄牙冒险家交好，对汉语只懂一点皮毛，但始终不失宽厚的性情，或在其所有著作中，始终坚持要兼顾精确和广博。

在他看来，月光下的乐曲和他的夜莺的鸣唱，系一个辽阔国度之故事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这个国度有时也是既残酷且令人困惑难解。达克鲁斯想找到难以表述但会概略点出中国之全貌的元素，但也承认此事难以如愿。

诚如他在其「专着」的自序里所言，他怀抱着「借由此中所述之事物，推测出仍未知之事物」的希望。中国的情况与达克鲁斯经由文字或口耳所得知，他人在其他任何社会的所见所闻，南辕北辙，来自那些社会的「遥远事物往往让人觉得了不起，但实际上没那么了不起」，中国则是「与此截然相反，因为中国比其予人的观感更了不起许多」。

（左）达克鲁斯1569年著作《中国风物志》／拜耳1730年著作《汉语概要》 图／维基共享

如果说在我研究中国的专着中，我常常必须承认自己和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一样，犯了高估自己所心仪之研究对象的毛病，我也必须坦承自己过度热衷于、乃至太贸然于博采众家学说（读过本书所收录之文章的读者，肯定会有此感想）。在这个缺点上，我同样找到一位让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辈，即特奥斐勒斯．西格弗里德．拜耳（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拜耳一六九四年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画家之子，在中小学和大学受过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方面足够的传统教育，然后在其十九岁时，突然转念。后来拜耳在自述生平的文章里描述了那一刻的转变：

「一七一三年我人在国内时，突然有了一个念头―—突然一心只想着要学汉语。接下来，我动手去做，思考―—或更具体的说，梦想着―—如何弄懂那门神秘学科。要是能在那个领域弄出小小成果，我就能自视为神的孙子、万王之王。一如怀孕的兔子，我把我所能找到的东西全收集到我的地洞里，以编订出某种词典和用来了解汉语规则、中国文学的入门书。」

在柯尼斯堡、柏林、圣彼得堡孜孜矻矻辛苦十七年后，拜耳的心血结晶，两卷本《汉语概要》（Museum sinicum），一七三○年问世，是为在欧洲出版的第一本谈汉语的书。《汉语概要》彰显了拜耳之地洞的宽广和其怀孕期的漫长，风格狂放且古怪。这本书并不成功，事实上，拜耳在去世前不久，读过法国最著名东方学学者对此书毫不留情的贬抑。但一如一百六十年前达克鲁斯在其书里之所为，拜耳虽然所知浅陋，却力求既公允且广博。他要克服的难关极为棘手，或许根本克服不了。

首先，拜耳几乎完全不识汉语，只有寥寥几个不精确的片段和写得歪七扭八的汉字可作为研究材料。身为新建城市圣彼得堡的学界人士，他拥有些许威望和小笔俸给，但手上几乎没书，往往花上数年的书信往返，才得以为颇简单的语言问题找到答案。

此外，当时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传统，若非想要针对汉语背后能一举破解所有谜团的观念，找到切入的「关键」，就是想要找到无所不包的指导原则，而拜耳承继了此一传统：因此他的著作不只注定研究不出什么成果，而且从一开始就处处走错。但诚如拜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以其一贯（且有点戏谑）的博学口吻所写的，他「勇敢接下这个重担。有何不可？希腊人靠着尝试去做，攻入特洛伊，什么事都靠尝试办到，一如亚历山卓那个老女人在特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诗》（Bucolics）中所说的」。

在《汉语概要》的长篇引言中，拜耳思索了十四世纪中期至十六世纪中期西方中国观的变化。在马可．波罗旅居中国之后那段时期，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所有已知的贸易路线遭打断，这个「国家似乎渐渐消失，最后化为夜空里落下的一颗星星消失无踪」；但中国一旦「再度被揭露于我们面前，它就立即以新世界的姿态出现，住在那里的人，根据其先祖所立下的教诲和原则培养礼貌、教养、文雅的作风，从而与欧洲诸国争夺这种荣耀」。

但学界、传教界里许多勇敢的先驱，在其研究中国的专着中，几乎未花什么心力去剖析汉语本身。他所着手补救的，正是这个缺失―—对拜耳来说令人着迷且费解的缺失。拜耳在其著作中大肆展现其对学界前辈的渊博认识，以看来游刃有余的手法，探讨多位博采众家学说的理论家；他用他们的话语衬饰他地洞的内壁，好似觉得表达他与他们十足契合之感，系他责无旁贷的责任。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左）与同是历史学者的妻子金安平（右）于2005年来台访问。 图／报系资料图库

拜耳花了一些篇幅探讨这些理论家一事，让我们约略理解到他所想要熔铸于一炉的那些语言学研究路径有多纷然杂陈：例如英格兰人约翰．韦伯（John Webb）把其大半学术生涯用于证明汉语是世上最早的语言，从而是其他所有语言之「母」；荷兰人以撒．沃修斯（Isaac Vossius）把中国的艺术和科学誉为执世界之牛耳，「表明若可以，他想生在中国，而非我们所在的地方」。

法兰西人菲利浦．马颂（Philippe Masson）「证明汉语是古老的希伯来方言，弄懂汉语，就能解决旧约圣经的许多难解的语言学问题，从而，当我们认识到圣经中的『吗哪』（Manna）一词只是把面团蒸熟而成的中国寻常食物『馒头』的变体时，就能轻松理解神在沙漠里赐给以色列子民的食物『吗哪』的本质」。

对瑞典学者欧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来说（拜耳说，鲁德贝克「以近乎骇人的气势和啰嗦」表达其观点），汉语是最近似哥德人语言的语言。但据拜耳的说法，尽管他们的理论「含糊且肤浅」或「坠入迷雾中」，这些人无一该受到冷遇，因为他们用心将自己的看法化为理论之举，有着「聪颖的脑力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作后盾。

拜耳兼顾公允和荒诞感的努力，在其论及安德烈亚斯．米勒（Andreas Müller）时，受到最大的考验。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天才，声称设计出一套简单的「汉语学习要诀」（clavis sinica），能让任何人几天，或顶多一个月，就看懂汉语；但他打死不肯将这套要诀的详情分享给欧洲人，且开价两千泰勒（thaler）求售，却找不到买家，米勒随之在死前不久，将他的书稿尽付诸一炬，包括那个著名的学习要诀。

拜耳在评价米勒的学术成就时坦承，米勒「贪婪」，为了确证其论点而「编造」原始资料，汉字写得「很糟糕」，其某些错误解释显得「全然软弱无力」，利用音阶建构出一整套汉字声调理论，「好似把整个国家的人想像成在派对上唱歌―—四度、八度、双八度！」但尽管有这些缺点和其他缺点，拜耳始终不认为米勒的著作不值一顾，在他看来，他的著作就和他所剖析的其他学者的著作一样值得看重：因为，米勒在其整个治学生涯里所展现的，不管受到多么不公正的评断，都是「强烈的求知欲和令人赞赏的生产力」。

至于自己的著作，拜耳只写道：「我把我的书称作《汉语概要》，因为那是我一开始想到的名称，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名称。」至于其价值，「不应由我来详细说明我在这两册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应由我来说明我如何失败或失败到何种程度，应由读者自行判定」。即使在一七三八年读过法兰西学者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如何「不屑且严厉」贬抑他一生心血之作后，拜耳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对傅尔蒙之学术成就的敬重不因此「有所减损」：「我敬佩对手、乃至敌人真正的优点和长处。」

汉学家史景迁与其中文著作。 图／报系资料图库

如今我们置身于词典、专门词典、文献目录汗牛充栋的学术世界里，而且相对来讲较有机会认识中国和中国学者，因此，拜耳和达克鲁斯的著作，在今人看来可能只是引人好奇的古书。拜耳本人似乎不知达克鲁斯这号人物，而在拜耳的著作遭傅尔蒙严厉批判之后，读过他著作的人少之又少。这两位学者不久就被其他人，被学识更渊博、更有见地的人―—或较易得到出版社、宣传机器青睐的人所取代。

但我喜欢思考这两个人，喜欢读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不久后遭取代。届时，长年的研究和写作会被人说成短暂之功或不够充分。新文本会出现，或旧文本会受到重新评价；新主题会吸引学者和其读者；对过去的新解读会把旧解读挤到一旁。

诚如拜耳所一再提醒我们的，学术研究本身充斥着某种几乎压抑不了的狂热。我们在自己有能力做到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受到指责或领到奖赏―—或说不定同时兼而有之。如果我们辛苦研究之后，选择毫无作为，不把研究成果写下，不估量其价值，不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我们在某个方面来说受到保护，但那是禁不起打击的保护，不去寻求真知的一种保护。不发声时，我们还是能担任那个领域的监督者，或许甚至能静静凝视整个场域，但我们始终无法真正参与论战的最深层部分。

我想起许久以前有次和我父亲在雨中同行时的画面。我父亲的㹴犬汤姆斯突然兴奋的猛抖身体，朝兔子的地洞里猛叫，前爪猛往地上扒，扒出的尘土滚滚飞扬在牠张开的两只后腿之间。我站在附近，吃惊看着这一幕。土越堆越高，狗吠个不停，雨开始下；始终没有兔子现身。听到汤姆斯大声喧嚷的进逼，兔子早知不妙，大概已从相通的地道撤到更不受打扰的栖身之处。

或许那就是我自己的现代主义版拜耳的地洞，只是我的这个地洞很凌乱。而且，毋庸置疑的，我，一如达克鲁斯，对这一切的看重超乎我所应给予的。但土的确越堆越高，而除了过去二十五年我所写的书，我也写了许多谈中国的文章；本书所收录的，系我所认为最能代表我力求精确和―—在每个时期竭尽所能―—力求公允且透澈之用心的文章。这些文章似乎顺理成章分为五大类：谈欲跨入对方文化之中国人、西方人的文章；与儒学和中国政府公权力有关的文章；谈中国社会史之诸多方面的文章；与革命中国有关的文章；追忆我恩师的文章。

我把此文集称作我的 Chinese Roundabout，一部分系出于对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敬意―—长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因为我很喜欢「roundabout」这个词。这个词意在表示曲折绕道而行，但如此前行时有明确目标。这个词也意在表达欲以某种逻辑使从四面八方往同一点驶来的诸多交通工具井然有序的作为（至少在英格兰，这个词意同美语的traffic circle／圆环）。

最重要的，由于它也有「旋转木马」之意，它使小孩子，也就是未来的学者，想起双膝紧夹住彩绘木马，为防跌落双手紧抓住马头，头猛往后仰，在令人晕眩的旋转中大笑的情景。

史景迁（右）于1999年受《联合报》邀请访台，与余英时（左）对谈。 图／报系资料图库

《中国纵横：汉学巨擘史景迁的历史与文化探索》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译者： 黄中宪

出版社：时报出版

出版日期：2023/09/05

内容简介：《中国纵横》精选了25篇史景迁重要的短篇作品，是史景迁唯一一本短篇文选。全书分成五大部分：1.黄嘉略、利玛窦、马尔罗的《诱惑》等跨越东西文化藩篱的人物与思想；2.儒学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公权力的运作机制；3.食物、税制、药品、鸦片等中国社会百态的研究；4.脱离帝制后的近代革命中国；5.追忆业师暨汉学巨擘的纪念文字。这25篇文章包含与史景迁的长篇巨作相互呼应的主题，让读者得以一窥其治学脉络，并在充满情感与知性的笔致中，共赴一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