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许倬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求得安心所在

作者：普子胥

2022年12月19日，92岁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在2022本站未来大会思想之夜首日，与知名文化学者余世存探讨“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心安之处？”

许倬云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曾经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等诸多荣誉，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修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先生先天背负残缺身体，幼年历经战乱，面对人生浮沉，他的豁达、坚韧，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后辈。

思想之夜现场，许倬云面对当下世界局势，以及大时代下变换的世道人心，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史学观念，提出诸多穿透力观点与思索。

以下为许倬云单人演讲《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求得安心所在》节录：

各位朋友，我是许倬云。

为什么多少年来我感觉最近最困扰呢？倒不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生病跟瘫痪，更难过的是最近的势局。我们眼看着大的方向，世界上冲突正在越来越激烈。一个本来强大的美国造成了所谓Pax Americana，美国式的和平来代替了Pax Britannica（大英的和平）。现在这个和平维持不住了。这个国家本来秉持着民主自由的理想，到了今天沦落成一个钱币在管事，新起的一些官僚在办事这么个局面。

美国的霸权，主要想完成的工作，不去想霸权后面的意义是和平，是共处，是交流，是世界共同福祉。这造成了世界今天混乱。美国拿与他们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中国当作假想敌，甚至到今天摆明了说是它的敌人，这使世界不安，而且让我们中国无缘无故卷入一个漩涡之中，使我感觉困惑不堪。

但更困惑不堪的是，一方面美国内部在崩溃、解散，美国的过去文化传统要素在一个个流失，而中国近百年来，以模仿西方为主要的理想到了今天忽然发现走不通，搞了半天在中国合不下来，经过几次反复，我们逐渐找到几条路。台湾跟大陆分开之后，台湾与大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自走出一条路，这两条路可合，也不必分，更不必冲突。而中国在摸索这条道路，这70年来也走的很辛苦，颠颠簸簸。

最近，经过了一段繁荣，我们面临世界的局面也不会再有同样的繁荣机遇：我们跟着拖下水，还是自己不下水让人家拖住，还是帮助人家浮起来，这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安顿内部，如何在找路中不迷路，更要紧是找路的时不要自相冲突，不要破裂。这条船太大，不能沉。

那么，中国过去有哪一个特点，传统文化里哪个特别的因素可以维持中国这么久？是不是同样的因素可以将它用来做我们的答案之一，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事情。

中国自唐宋以来，儒家思想本身起相当重要的转变。那个转变的关口，怎么样唐朝开始，宋朝完成，以及到最后明朝的心学，才结束了长期的儒学整理运动。也就是说儒学传统如何在中国历史后半段有了全面的整理，这跟汉代儒学很不一样。

这是思想史题目，我一辈子工作是社会经济史，思想史不在我的学习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是侵犯了我的老朋友：余英时、张灏、林毓生他们三位的范围。我心里也很难过，这三个人是我的老朋友。过去有关思想的问题，我常常自己跟他们谈话，使得我厘清一些条目，他们也常常找我聊天，拿一些问题厘清一下。今天四个人里面剩我一个，去年是英时离开，今年是张灏和毓生离开，我对这三个老朋友在这里致无上的敬意，以寄托哀思。

我的动机怎么来的？最近看到中美两国的斗争，我就想起唐朝，大唐极盛的时代，东方有个唐帝国，欧亚相交处有个波斯帝国，这两大帝国对面在遥遥相对，中间并没有阻拦，而且两个兴盛的帝国在，所以亚洲的整个秩序其实相当安定的。有小冲突，大冲突没有。所以这条大的宽的通道经过中国的西北到了今天阿富汗，以及到了两河，到了阿拉伯半岛这条通路，非常畅通，畅通的结果是造成两边辉煌的时代。中国，我们叫做大唐的声威，大唐的风华，来来去去的商贩，运出去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初产品，是我们的农产品出产的东西，丝帛和陶瓷，这两个项目替中国赚来了无数的外汇。

当时没外汇的话，就换进来许多物资，也换进来许多人，进来人比出去人多。各种各样的胡人，不管是如花的胡姬，还是壮健的昆仑奴，还是善于作战，桀骜不驯的番将，都这么进来的，当然还有无数的马匹。这个大的交流造成这条通道，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线，所以中国以西的一些宗教信仰带到中国，主要的显教，以及基督教的别流，景教，还有波斯教的后生，中亚一带出现的救赎信仰，我们没法叫它什么，叫救赎信仰，还有佛教。这几个大的宗教进入中国，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们进来各有各的，在中国留下了痕迹，我今天集中的是对儒家方面的冲击。

韩愈写了一个《原道》。这篇文章引发了唐人要回归儒学，要开启中古时期儒学的大整理和大的修正运动，为什么韩愈要写这篇东西？因为当时进来的宗教，都是基本上有上帝，虽然不叫帝，叫天，但是这个天以人格化的神圣，还有那种宗教都几乎有一个正反合的过程，都有两元的对立而不是两元的融合。佛教也在唐朝开始了，不再用正反和，还有一个虚空的取向，这些问题就暂时不去谈了。就是这些宗教传入中国，也担任了对心灵的抚慰，也承诺了对生死之间问题的答案。

可是对中国而言，中国当时儒家是衰微的时代。缘故很多，主要是由于南北朝时候，儒家存留在乌保后边的士族大家手里，北方胡人国家里面都没有学问了，而南方走的是道家的方向和佛教的方向，所以儒家等于摆空在那儿。等唐朝开始，重新捡起儒家来，在官方的地位上认为儒家是次一等的，因为道教老子姓李，那么皇室姓李，就是尊崇道教，道教摆的位阶高于儒家，所以儒家是一个寂寞的时候，是比较冷落的时候。

而韩愈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正好是唐朝需要重新检点自己，在极盛之后一场大乱。于是安禄山反了渔阳，“渔阳鼙鼓动地来”，打断了“霓裳羽衣”的欢乐和喧哗。这个打断从极盛一下子衰弱，完全破碎。后面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中多少的喧哗，多少的热闹，多少的荒唐，多少的糊涂，但到后来一场空。这一个大的转变。开元、天宝，大起大落，不可能对中国人没有影响，影响刚刚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总结了对一个时代的哀悼和悲叹。

韩文公就提出了，我们究竟，我们安身立命在哪里？他提出《原道》，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可行，而不是浮于面上的彩色，塞耳的音响，也不是喧哗的热闹，更不是一切糊涂的乱打：安禄山打进来，整个唐朝打翻为止。这个事过去以后，韩愈当时文坛领袖，他方为悲叹。大家一致认为，重新整顿儒学的开头。

我也有时喜欢读点诗词，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的诗词不亚于李杜，也不亚于元白，元白跟柳宗元、刘禹锡，这四个人是中唐以后的重要角色，而在他们这里面我特别注意到柳宗元和刘禹锡，与韩愈之间有一番对话。就是印证韩愈的《原道》。柳宗元跟韩愈对话了，柳宗元就拿楚辞里面的《天问》来回答了一番，许多天地之间奇怪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传奇的人物，一个个提问，天为什么不掉下来，地为什么会崩掉，大水为什么会淹，这类事情，天上的地下的他都问，叫天问。

柳宗元提出天问是一个理性来质问，一个大的问号，问号的对面就是，究竟周公、孔子定下的一套还有用没用？那套为什么不解释天地之间的大缘故，为什么只讲人生不讲天地？韩愈也就回答，韩愈先也在另外一个短的“天问”，就是天道是无常的，我们要找原来的永恒道理从哪里，他们俩对话里面可以看得见，他们要拿玄虚拉到真实，要拿天地之间神道的事情拉到人间，这个拉的选项非常重要。

世界宗教史上，欧洲的宗教史最完整的，起起浮浮几个来回。从人间拉到天上是耶稣上十字架，从天上拉到人间是落实了一个教会，这个人间又落到天上是变成教皇制度的教权，那个教权虚幻的现象拉回人间，是一个宗教改革。同样的，神圣的天主教的，神圣的基督教的承诺，面对着理性的时代必须要回归到科学的理性，而科学居然本身在牛顿时代的肯定和武断，到了近代变成否定和疑惑。

这两边动荡，在欧洲动荡多少次，在亚洲没有动荡太多次，就只有儒家在南北朝时候被遗忘了。可唐朝捡起来只捡起来个名称，拿若干经书重新编了著，拿汉朝留下的董仲舒、司马迁的遗产，没有真正整合进去，所以唐朝基本上儒学在残缺的时候对抗西方来的这些宗教，甚至于不能对抗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这个儒学在读书人身上，就中唐以后士族给学者才有一个冲突和对抗，也有融合和交替，这个关口正好就是我讲的韩刘柳三个人（讨论）的事情。

最后柳宗元跟韩愈对答，刘禹锡就回了话叫《天论》，在《天伦》里面讲：天地之间不是没道理，天地不是只是一块，韩愈说土壤上面长东西，土壤本身没什么神圣。柳宗元这样说，但是柳宗元讲土壤上面长东西，但是东西长的好不好，要有没有人栽培，有没有人整理，有没有剪掉残枝败叶，加上肥料，去掉虫，松开泥土培植它。

刘禹锡回答他话了，你的《郭橐驼传》是养植物，我们怎么养人？养人就天地之间有个志道，这个志道可以拿来养人的，那人养的天地之间不是个寄生的东西成为人，而天地人之间，三元之一的人间，上和天道，下和人道，这何尝不好呢？这个就在儒家。所以这个三回合，基本上我发现陈寅恪先生写《隋唐制度略论》，讲南北朝，但是对于南北朝渊源，这些唐代政治史起伏的时候，他注意的是士族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注意到思想史课题，所以这三篇来回，很有趣。

那么究竟怎么办？

我觉得这一段填进去才能引发周敦颐拿太极来做结合的一个企图。因为太极是宇宙，宇宙就是《天问》、《天论》这里面的天，人天之间重新的汇合，以儒家的道理来汇合它。所以周敦颐一方面设立儒家的天，另外一方面要用儒家的诚和敬，就是《中庸》里面诚和敬。诚和敬是什么？诚心诚意，全心全意。敬，当个事来办，来检讨自己，检讨自己和太极之间的规矩，出发点，太极不能看你的，要你来看太极的。太极是个动的东西，两元交互，阴阳互动，阴阳汇合，阴阳交替，阴阳配偶，都是动的，天地是动，天地不是静的，天地不是背景，天地是个力量，天地也是物，大的物。

所有的其它的物都在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所以这个太极和《中庸》之间的对话，就是天和人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人怎么回答天，“天造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在这个场合之下，必须要整理，在动态之中，人是不是动态，人有七情六欲。

天地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对立，由人间来望天这是不够的，假如说天人对立的话，天和人要互报，天养人，人无一物报天，这不对的。只是因为人就是天里面的一部分，而人的灵性，这个是万物之灵。这万物之灵怎么对这个天之间，是融合，因为天人之际，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空间。

我们今天的话叫，种种不同的维度的空间，我们讲实现第四个空间，和一条线是第一空间，一面是第二空间，时间是第三空间，或者第四个维度，同样还有更大的维度。宇宙之间，星辰、日月，太阳系是一个空间，更大的纬度，太阳系之外，星河许多许多，成千上万的太阳系，这都是另外一个空间。往里面小，在物体里面有各种的粒子、分子、原子、核子等等粒子，人身体里面也有各种粒子，从种子一直下去到身体里面的细胞，细胞下面颗粒，颗粒里面这种力量。所有的这种粒子、颗粒，地球，星球等等，包括人，人也是既有存在，有质，也有能量可以动作，我们通常以为地球本身没有动作，地球本身有力量的，它有吸力，它有抗力，它有质量，质量包括我们住在这里，所以每一个部分，从其大无比的天，大宇宙，到你我之间，你我的内部，一直到小毛毛虫的内部，都无不是既有质又有量，我们质量之间一直都有。

所以和天的对话，以小小的你我，从小的两个眼睛望天不是天问，是知道天的回答在那里，我们不能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让人在天地之间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一个废物，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在那儿无为打转的东西。所以这一“天人合一”，就应当是儒家在宋朝整合的主要的目标。

但下面走到程朱，陈学、朱学，他们走的方向是整理规矩，拿天、太极到诚敬之间的关系，然后具体地列出来，君臣到父子的五伦，道理、事情合理不合理等等，理出许多条条格格，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一来就是我们看见儒学在宋朝道理之学。走到具体的方向，需要有条文的缘故是人的行为是有可遵守之处，但他们忘了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动机心态，心的后面是个天，他问源头的活水没有管他，朱夫子常常讲源头活水，但是似乎他们并没有管源头活水，他管的是条条格格。

到了明朝终于心学出现，我认为心学的出现才能回答韩刘，刘禹锡《天问》所在，也就是整个儒家的体系发展，大的转折应当从那个唐朝盛极而衰，许多许多的承诺，许多许多可能性都一时抛空之后，我们找我们的存在，这个意识，呈现了中国的一套思考，这套思考是宋明以来，一直要面对的。前面一段面对着佛教的刺激，以及因为佛教刺激发展道教的刺激，佛教的刺激跟道教的刺激，都是回到虚空，回到无，从有到否定，否定才是永恒。那么这个跟儒家，从否定还是有，有还有永远，这走了两条路。

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传进来，气势磅礴，因为他们是骑着军舰上的大炮而来，骑着飞机炸弹而来，骑着金元美钞、英镑的力量而来。基督教今天气势磅礴，无可抵御。可是基督教本身在西方出源地，正在大起疑问，他们那个专断的独神信仰，排他的趋向，它是割裂、分散、散开，而中国儒家，刚刚我讲说太极到诚敬之间，是整合、融汇、贯通。

除非我们人类演化，演化到逐渐分散，分散到许多个体一个个消失，剩下的将来一千万年以后，别人挖出你我的骨头和牙齿，说有个动物叫做这个牙齿，除非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有一天在的话，我们大概不会想是做恐龙，我们与其做虚无，不如做实在。

儒学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人是群体之一，承认群体是个体总和，群体对个人是包含，个人对群体是参与，大的颗粒跟小的颗粒也是如此，大的系统，大的网络跟小的系统网络也如此，一层层套叠，一层层纠缠，旁言拉出去，上下连贯，这个全宇宙无数的网络，无数的系统，这样套合在一起，成为有意义的，能够互相呼应的大宇宙。假如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在基督教本身“左支右绌”之际，在我们在姓资、姓社，在讨论着争夺之际，我们儒家这一套是可以做中间融合地方的。

对独断的一个宗教，我们可以对它补充，容许同时存在许多不同的东西，不是冲突，或是牵制，或是补充，互相牵扯，这个不是更好吗？我觉得我们以集体为目标来想，比以单独得到上帝的一个许可，让人回到伊甸园更为有意义。

伊甸园外面更多的土地需要我们耕耘，更多的天然的物质需要我们跟它发生关系，这个是儒学是一个极其的学问，可以预知未来的。但儒学并不是以群体压倒个体。今天姓社、姓资的冲突，实际上都由于18世纪的专断的想法留下来的一个痕迹，21世纪姓资的也可以修改资，姓社的也可修改社，中国不是叫中国式社会主义吗。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套人群己之间，宇宙与个人，宇宙与粒子之间的大融合作为一个模式，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一点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持有的信心，我觉得中国这一个是真正被冷落了400年、500年。假如回到明清以前，宋朝议论未完，到明清才开始，心学才真正开始议论，清朝打断了。清朝的考据之学打断了学问制，我们的姓名制学重新捡起来，不拿它当成医学，也不拿它当成心理学，当作人生的学问，治国的道理，处世立家，在这个世界上站在顶天立地的一个人群，做这一套的学问，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从小长大，在儒家的传统中长大，我对这个我确实有充分地信念，我觉得这个是该走之路，而这个该走之路还包括实践，付诸实践。

那么刚才我讲的三位老朋友，英时，他在付诸实践，所以他的为人，里面是个儒家的谨严，外面是很温和的绅士，他里面的谨严约束他，他本身就是个儒家，本身就是一个书本，所以他自己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讲得简化了，（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这就是中国文化出来的一个产品的样本。这个就读懂了。

张灏一辈子在讨论“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一个否定的部分。我就跟他讲，幽暗的对面就是光明。他说：对，我就是要觉得，因为要看见什么是幽暗，才晓得光明在哪里。这个恰好也就是程朱学问里面说的：人不欺暗室。找到了幽暗，将幽暗排解掉，将幽暗照明。所以他这个话也就是他要走出幽暗，不是说将幽暗找出来，他把幽暗找出来是衬托光明。

毓生自从跟随殷海光以后，他对“自由”两个字的信念是非常真诚的，他对“逻辑思考”这四个字也非常坚持的。他跟了哈耶克以后，做的是非常严谨的法律学背景的规律和阐释，所以他一辈子持守这两个（观念）。信守“自由”，他从没放弃。这是三位老朋友，他们各自（坚持）的取向。

我（的研究）不在思想范畴里面，实际上社会经济文化史范畴里面。人天关系，人跟未来的关系，人跟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所关心的主流之一。所以我不算越过我的本行，我拿我的角度来向各位报告，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坐在这边听，希望听到各家的想法，我们可以再打乒乓球一样回复讨论，希望这种讨论不是在一次的空气里面，网络上面见面，而是各人埋在心里，跟别人去做不同的讨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