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馆不是“国宾馆”

檀健次、周依然主演的网剧《四方馆》正在热播,作为面向市场的类型剧,创新少而因袭多,无甚可议,且将一长期误会延续下来,仍以四方馆为国宾馆。

▲网剧《四方馆》海报。(图片来自官方海报)

网剧《四方馆》的故事背景是虚拟的雍国都城长乐,但一望即知,说的是唐初事:

其一,原著《西域列王纪》的主线是唐僧取经,剧中主角元莫亦是小说中人物(非主角)。取原书背景、人设另写故事,已成网剧改编通弊。

其二,剧中尉迟华是“鄂国公之女”,唐鄂国公即名将尉迟恭,无女,其子尉迟宝琳袭爵,他有女儿,嫁给了秦琼之子秦彦道。

其三,剧中称《破阵子》创作时间不久,《破阵子》制于唐贞观七年(633年)。

其四,剧中王昆吾原任“明威府果毅都尉”,唐初以府兵制为主,国家给地,平时为民,农闲练兵,战时出击,一折冲府约800—1500府兵,全国共574—800个折冲府(也可称军府),长官是折冲都尉,设两副职,即果毅都尉,此称仅见于唐宋。明威府是唐凉州开威郡六军府之首,宋则无。

剧中出现唐代官名,如通事舍人、掌客等,均搞错职属,且在四方馆中安排了一场外贸谈判戏,据史料妄加想象而成。事实上,查诸史料,没有四方馆中住外宾的记录。2001年,《唐研究》第七卷载学者石晓军的《隋唐四方馆考略》一文,力证四方馆乃办公机构,绝非旅店。《唐研究》不难找,可称是学唐史的必读书,此误有些荒唐。

四方馆的职掌如何?唐代外宾住在哪?本文试予钩沉。

蛮夷邸能容“数万人”

设馆招待使节,周代已有。

据《周礼》:“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即每年)一小聘(意为访问),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负责接待的官员有怀方氏、训方氏、服不氏。怀方氏负责招待并接纳贡品,即“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治其委积(储备粮食和物资)、馆舍、饮食”;训方氏向天子通报信息,并发公告,即“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服不氏驯养猛兽,即“掌养猛兽而教扰之”。

管理馆舍的官员,周称掌讶(讶意为迎接),秦称典客,承担着教礼之责——诸侯朝拜天子前,在馆舍换衣服,即“服朝服,各执瑞玉”,朝拜后“诸侯公卿皆就馆见之”。

汉代在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均设蛮夷邸,与郡国邸并称,“邸”即“至也,言所归至也”。郡国邸招待内部分封的藩王来使,蛮夷邸招待境外使节和“蕃客”(外商)。蛮夷邸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国宾馆”。

汉长安城的蛮夷邸在藁(音如稿)街上。据学者王静在《汉代蛮夷邸论考》中考证,汉长安城呈不规则多边形,藁街偏城西,南北向,将外城的横门与未央宫(汉朝政治中心)的北阙连起来,相当于主干道。

从横门入汉长安城,两边是繁华的东西市,与唐长安城迥异。网剧《四方馆》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布景却是汉朝的,剧中服装、建筑、生活习俗等都是多时代混搭。

汉代蛮夷邸很大,《史记·大宛列传》称:“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西汉甘露三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

大鸿胪压倒大行令

汉景帝时,主抓外事的官员是大行令。

学者薛宗正在《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中钩沉:“大行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而与大司农等平列。”册封大典由大行令主持,“马邑之围”策划者王恢即大行令,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计划元光二年(前133年)在马邑(今属山西省朔州市)伏击匈奴军臣单于,未成而伏诛。

凿空西域的张骞晚年任大行令,到常山国(又称赵国)处置诸王子之争,严惩汉武帝的侄子兼表侄刘勃,废其国。刘勃的奶奶是王皃姁(音如貌许),汉武帝的母亲王娡之妹,可见大行令有监督诸王之权。

大行令可能还负责管理质子,据《汉书》:“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

当时也有大鸿胪,鸿胪本义“大声传赞,引导仪节”,引申为外事,成外交机构负责人的专称,鸿胪寺类似古代外交部,但西汉初,大鸿胪“似乎只是一种纯粹的礼官”。

名臣田千秋任大鸿胪时,开始扩权。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酷吏田广明任职,他有军事才能,屡以大鸿胪身份出征,大鸿胪兼领兵权渐成定制。西汉末,大行令被废,大鸿胪崛起。东汉时,“渐与丞相、御史大夫平列,不少大鸿胪还升为司空、司徒,备列三公”。

汉献帝丧礼上,“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此时已恢复大行令一职,但只是大鸿胪的属吏。

隋唐四方馆不一样

《隋书》记:“初(隋)炀帝置四方馆于(洛阳)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设)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则四方馆编制是36人。

许多人依据这条史料,误将四方馆当成古代国宾馆,学者石晓军指出,《隋书》中说得很清楚:“有事则置……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只是临时机构。唐代四方馆继承的是隋代谒者台,而非隋代四方馆。

其一,唐代四方馆的办公地就在隋代谒者台原址。

其二,隋代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唐代四方馆“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皆以善辞令者为之”,双方执掌相同。

其三,隋代称谒者舍人,唐代称通事舍人,官称相近。

在网剧《四方馆》中,动辄称“鸿胪寺下令了,必须服从”,但唐代四方馆从没隶属过鸿胪寺。隋代四方馆隶鸿胪寺,唐代属中书省。唐代中书省掌制令决策,是中枢的最高权力机关,长官中书令即首席宰相。把四方馆挂在中书省下,皇权可直接掌控外事。

唐代外事任务繁重,需分担给不同机构。据《旧唐书》:“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据《通典·边防典》,与中原联系者共189个,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

外宾来了不想走

唐代鸿胪寺之外,礼宾院、将作监、太仆寺等都参与过外事接待。学者何春明在《唐朝四方馆研究》中钩沉,将作监是皇家工厂,掌宫室建筑、御用器物打造;太仆寺掌车马、仪仗;礼宾院原名礼会院,掌公主、郡主等出嫁时举行仪式……这些机构与外事本无干系。

一方面,宾客太多。仅向唐朝派质子的,就有突厥、回纥、沙陀、高昌、吐谷浑、龟兹、宁远、陀拔斯单、护密、小勃律、天竺、波斯、契丹、拂涅、奚、南诏、吐蕃等。

据学者田廷柱钩沉,吐火罗(今属阿富汗)王那都利的弟弟仆罗于神龙元年(705年)入唐侍卫,留长安14年,嫌升官慢,上书抱怨:婆罗门(今属印度)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当上诸卫将军,感到“不胜屈苦之甚”。

外交人员外,商人、学子亦多。据《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放高利贷),安居不欲归”。元和五年(810年),鸿胪寺一次便遣返新罗国的“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

另一方面,宾客不好管。大历十年(775年)“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唐长安城以中心的朱雀大街为界,东归万年县,西归长安县。这么大的事,唐廷竟不敢管,最终不了了之。

唐玄宗时,“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因“陇右既陷”,只好鸿胪寺来养,每月发四万缗,整给了40年。

姚崇拒绝特殊待遇

表面看,四方馆只负责礼仪等琐事,其实很可能是情报机构。

鸿胪寺即须配合兵部、刺探情报。据《新唐书》,“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唐兵部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与其对接。但鸿胪卿位高权重,皇帝警觉。唐鸿胪卿位从三品,三品以上属核心重臣,恰好将其挡在外。鸿胪寺本有两营兵力,后划归皇宫卫队金吾军。

唐朝多设地方馆舍,负责外事接待。贞元四年(788年),回纥可汗派使迎亲,“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胪”。四方馆可从地方馆舍这些人身上获取信息,直接上报皇帝。

据《晏公类要》:“旧仪,于通事舍人中,以宿长一人总知馆事,谓之馆主,凡四方贡纳及章表皆受而进之。唐自中世以后,始以他官判四方馆事。”即唐初四方馆从通事舍人中选最年长者兼任馆主,中期后改派其他官员。

通事舍人只是从六品上的小官,但能见到皇帝,可干预决策,共16人。唐太子右春坊也设通事舍人,共8人。

四方馆可住人,但住的不是外宾。据《资治通鉴》,名相姚崇无住所,寓居罔极寺,后患病,唐玄宗批准他住四方馆,姚崇推辞说四方馆有簿书(官方文档),不适合病人入内。唐玄宗说:设四方馆就是给官员住的,恨不能让你住大内来。

唐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联系臣子李训、郑注等,欲诛宦官头目仇士良,反被制,多名官员受牵连灭门,即“甘露之变”,事后“两省官尚多疑惧,不归本署,多寓四方馆”。

唐人不会那样谈判

误解四方馆,与两条史料相关。

一是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杨玄基等击溃契丹首领孙万荣,“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汉曾将反叛的楼兰王安归、南越王赵建德、匈奴郅支单于、大宛王毋寡枭首于未央宫北阙,离蛮夷邸不远。但未央宫北阙不是蛮夷邸,在外使住地枭首非通例。

一是白居易在诗中称“上嘉人兽倶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此“四方”未必指四方馆。

宋代四方馆是内廷礼仪事务机构,馆使多皇帝亲信,后期以武选官为主,长年统兵戍边。从侧面证明,四方馆非古代国宾馆。

宋代多外患,外事活动突出重点,设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同文馆等馆。都亭西驿掌河西蕃贡奉及贸易等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朝贡款待及互市翻译等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占城和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等贡奉事;同文馆专接待青唐、高丽使节;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节交聘事……

《四方馆》中,有一场雍国、焉乐“贸易谈判戏”,或源自《新唐书》:“自乾元(唐肃宗年号,758—760年)后,(回纥)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即一匹),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绢是唐代法定货币,唐一匹马约值绢35匹,一匹素绢需2人工作5天。

回纥马质次价高,但唐帝未还价,而是“厚赐欲以愧之”,结果对方“复以万马来”,唐帝只买了其中6000匹,双方一度关系紧张,出现了治安事件,且有小规模战争。

无论如何,唐人不会那样谈判,更不会在四方馆中谈。(完)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