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磊：不是先生名世作，人间几个识朱权

时光荏苒，匆匆又是一年。接受恩师姚品文先生为其书稿《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写序的任务，是在2016年层林将染的九月，时下已是时维代序的2017年元旦。虽有教学科研忙碌的种种理由，而迟迟不动笔的主因则在于自觉难以当此重任。

然最终感动于恩师在83岁高龄仍眷眷于四十年多的朱权研究，笔耕不辍延至于今日，作为弟子，师命难违且不待言，即就光前裕后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亦有助吾师一臂之力的责任，遂释然为序。

学者，是对某方面研究有所专长者，而不是对任何学术领域的问题都蜻蜓点水式涉及而无所深研者。学术无限，人的精力有限，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学术事业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集中精力打“攻坚战”。

朱权研究，是姚师一生为之不懈努力的学术领域。她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朱权研究》问世于1993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陆续出版了《宁王朱权》（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太和正音谱笺评》（中华书局2010年版）、《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中华书局2013年版），算上这部即将出版的《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姚师已有五部朱权研究的论著问世。

以五部专著的规模，从政治军事、家世生平、交游经历、文化生态、著述成果、理论价值、文献价值、学术史研究等诸多角度，对作为集王者与学者于一身的朱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已基本做全、做透。

这使姚师不仅成为“朱权研究第一人”（洛地语），更使她成为在朱权研究领域能够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唯一学者。

对研究对象的敬畏和对学术研究的使命感，是姚师从事朱权研究的动因。1993年我抱着对知识和学术的渴望，负笈豫章故郡，求学于姚、万（萍）二师。姚师教我以治曲，万师教我以治说部。

姚师开中国戏曲史论和戏曲理论研究的课，课内、课外时常谈及朱权普及文化的业绩及《太和正音谱》的理论价值。言谈之中，她特别强调，朱权改封南昌，为南昌、江西乃至整个中华的文化繁荣和文化教育做出了辉煌贡献，作为当今的南昌学者，她有义务和责任深入研究朱权，发掘朱权及其著作的学术成就。

姚师对于朱权在靖难之役中被朱棣所裹挟深感惋惜，对朱权在靖难之后激流勇退、到南昌通过复兴文化来教化百姓表示了推崇，而对现代南昌某些地方官员不重视和曲解朱权（如把朱权与朱宸濠两宁王混淆），及对朱权墓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而感到愤懑和愧疚。

那时我隐约感觉，姚师已经对朱权研究很深。但她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朱权研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如虽然已经考证出朱权著述60余种，但推测仍有一些有待发掘，且朱权著述文献的多种版本尚未得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尚无个人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数据资源，更不用说姚师全面展开朱权研究工作的七八十年代了。那时到古籍室查阅文献，都需翻阅纸质的目録卡片，不亲自跑到图书馆就无法得知朱权研究资料的馆藏情况。

现代科研条件在新世纪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然而姚师早已退休，且年事日高，但她对朱权研究的热情却随着研究条件的日新月异而越来越高涨，流露着她对朱权和学术的拳拳之心。

《朱权研究》问世时，我刚入姚师之门墙。1993年冬日的午后，我帮姚师搬运刚从出版社运来的《朱权研究》，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朱权”。此时的我对朱权尚知之甚少，但该书却引领我步入了学术的殿堂。

从此，我的学术步伐总伴有姚师朱权研究的音符，使我认识到治学是件令人魂牵梦绕的事。1994年下半年姚师退休，却没有放弃学术，不仅继续着她的朱权研究，而且融学术研究于生活，使生活学术化。

在她81岁时，我请她来南京师范大学给我的博、硕士生作学术报告，她要我带她去到明故宫遗址参观。这是她几十年的愿望，虽然我告诉她那儿只是无人问津的断垣残碑，但她执意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朱权少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姚师视学术如生命，在伴侣张老师驾鹤西归后，更显突出。“心血化成白蝶去，九原相伴慰长存”（姚师《周年忌日哭夫子焚〈宁王朱权〉书稿为祭》），她把朱权研究作为其踽踽孤行的生命支撑。

长期以来，姚师给我的印象是，她在思蝶轩书房，架着老花镜，伏案翻阅文献。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常去她家请教问题时的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之所以有这样的定格，只因姚师几十年来对朱权研究的执着。

有着坚定的目标和深浸其中的研究状态，姚师的朱权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已经出版的四部著作显示，姚师的研究范畴涉及了朱权研究的志、史、谱、论、选及学术史等诸多领域。

四部著作中的“朱权著作述録”、“朱权著作简表”，乃志也；“朱权评传”、“宁王朱权的一生”，乃史也；“宁王朱权年谱”，乃谱也；“《太和正音谱》述评”、“《太和正音谱》笺评”，乃论也；“朱权作品选録”，乃选也；“朱权生平资料辑録”，乃学术史也。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四部著作中不断推进，逐渐臻于完备。

即将出版的第五部著作《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属于学术史学层面又具集大成性质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姚师的朱权研究涉及了田野调查、文献考证、文献整理、文献笺评、理论探讨、资料汇编等多种方法，全面地呈现了其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支撑这一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顶梁柱”和引领学界进一步研究朱权的“铺路石”，是朱权研究中涉及的文献资料，《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的价值格外突出。

从学术方法论的角度看，《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是姚师五部朱权研究著作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任何领域的学术都没有终点，永远行走在不断推进的旅程中，而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在治学的道路上也永不会停止脚步。对于这样的学者而言，最宝贵的莫过于供其研究所用的资料。姚师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用几十年的时光搜集文献数据，这些数据极其宝贵，而其愿意拿出来与学界分享的精神境界更其宝贵！

《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的文献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其一，所汇编的文献不仅全面，而且按学术逻辑归类，体现了很强的学理性。

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生平文献史料》、第二卷《朱权作品选辑》、第三卷《朱权著作述録》、第四卷《朱权后裔文献史料》、第五卷《朱权年谱》，附録附有关图片和当代朱权研究文献目録，所辑文献十分全面。

无论把朱权及其著述成就作为整体研究，还是就朱权和他的著述进行分类研究、个案研究，总离不了史料学、谱牒学、目録学、版本学、校雠学、学术史学等意义上的文献发掘和利用。这是学术的内在规定，不以治学者喜好为转移。《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是很好的范例，各卷内容恰能在上述诸门学术中体现其学理价值。

其二，汇编了姚师所搜集到的最新文献史料，体现了文献信息的创新性。

姚师虔诚地对待学术，认真地对待文献，留意于对新文献的发掘，常会因为缺乏文献的证明而对一些结论耿耿于怀，又因获得新的文献解决了悬而未决的疑惑而兴奋不已。

《太和正音谱笺评》出版之前，她将书稿发我先行拜读，来电中她激动地征求我的意见，拟在该书稿中附上《“涂阳”考》一文，我也很激动并表示赞赏，因为我知道把“涂阳”考证清楚了，就可以重新认识《太和正音谱》中所涉历史人物的史实，进而确定《太和正音谱》中许多籍贯为“涂阳人”的善歌者当为朱权在大宁时期所结识者，这对于研究朱权和北曲的关系至关重要。

帮助姚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她新近留意到的《四库全书》所收明初诗人唐之淳《唐愚士诗》之《大宁》《大宁杂诗》《涂阳八咏》《别大宁》等诗篇。“涂阳”，作为地名，不见于任何史志的记载，虽有文人别集用过“涂阳”一词，但或者位置不可靠，或者与朱权无关。

姚师曾一度推测，“涂阳”可能是指靖难军南下必经的“涂山（当涂山）”之南，当在安徽、江苏境内，或即隐指南京。但“此后一直因其证据不足难以释怀”（《“涂阳”考》），经过数年的努力，姚师终于在《唐愚士诗》中找到了这个“涂阳”，原来指的就是宁王朱权最初的封地大宁。

发现《唐愚士诗》中的上述若干诗篇，功莫大焉。类似的前人不从提及的文献在《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中还有不少，尤其是姚师新发现的朱权著述新版本很多，在此不复一一胪列。

其三，对所汇编的文献数据作了深化处理，方便研究者的理解和使用。

其中《生平文献史料》部分对所获知的朱权生平数据的处理，不是不加区别地将堆积在一起，也不是按文献问世的时间简单排列，而是根据文献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将其分别归入将全传、南京宫中、大宁时期、靖难时期和南昌时期等五个部分。这就便于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准确把握。

其它部分也都有相应的处理，如《朱权作品选辑》将所选的朱权作品分为序跋、诗歌、散曲、杂剧等不同文体；《朱权著作述録》不仅对繁多的著述进行了详细考辨，以确定其内容别属、存佚情况和文体特点，而且悉心查访了存本文献的版本、相互关系以及馆藏情况，这是十分耗时耗力的工作，却极大地方便了后续研究者对这些文献的查找；《朱权后裔文献史料》分作后裔个人生平史料、后裔个人著述两个部分。

年谱部分，《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中《朱权年谱》较《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中《宁王朱权年谱》的最大不同是，后者增加了史实系年的确定依据和大量的背景性的系年资料。

如朱权出生的“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一岁”条，前者记曰“五月壬申朔（1378年5月27日），朱权生于南京宫中。母杨妃。是年，朱元璋五十一岁。皇太子朱标二十四岁”。是较为简略的线条化记载，且未说明确定朱权生日的依据。

而后者的此条，则补引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朝修吉辰章》所记“五月初一日……南极冲虚妙道真君下降”的文字，同时补充从皇太子至皇十六子等朱权兄长的年龄、所出和接受册封的时间等信息，以及当时的戏曲家贾仲名、罗贯中、杨讷、汤式、王子一、刘东生、杨文奎、黄元吉等人的情况。立体化的年谱，将有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全方位研究传主。

其四，所汇编的朱权著作文献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推动学界对朱权多学科学术贡献的研究。

姚师在朱权研究中用力最勤者，是对朱权著述的辑考。这在其朱权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从未终止，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考订出来的朱权著述资料日益丰富，且新发现的存本也越来越多。

最早出版的《朱权研究》辑朱权著作共计62种，分14类，存22种。《宁王朱权》共辑69种，分16类，存25种。之后，姚师对朱权著述的考订更多，《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共辑113种，分12类，存33种、残1种。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所知朱权著述的最多数量，总数量较《朱权研究》当初的成果增至近两倍，有存本的著作也增加了半成。

规模如此之大的朱权著述的发掘，推动了曲学、乐学、医学、农学、道学及版本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从《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所附的当代朱权研究成果看，当代朱权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1993年之后出现的，尤其进入新千年之后，朱权研究的领域在学科分布上已经相当广泛。

最近出版的叶明花、蒋力生编纂《朱权医学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首次以文献的形式确立了朱权在中医学史上的地位，即是一例。对朱权的分学科研究，随着《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的出版，将会成为未来学界的热点之一。

朱权特殊的历史身份及其涉及多学科的成就，决定了随着当今学界治学视野的开拓、对研究对象生态研究的重视以及跨界研究愈来愈受到当代学者的青睐，朱权研究将会持续继续下去。“不是先生名世作，人间几个识朱权？”（刘世南先生《赠姚品文先生二首以为嵩华之祝》）从事朱权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舍《朱权研究史料文献汇编》又将焉求？

奉读姚师大作，感慨良多。是为序。

2017年元旦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