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凯歌｜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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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
许多时候，陈凯歌难逃“真情”二字。
尽管荣誉与评说早已是围绕他许久的东西，也并不构成他对于创作本身的判断标准。但在为新作《志愿军：存亡之战》宣传的路演现场，陈凯歌仍旧一次次地被观众的表达打动。他认为其中难能可贵的部分是在漆黑的空间中，画面中的人物冲破银幕与观众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场域，而沟通彼此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真挚而普遍存在的情感。
“我把观众所获得的感受称为物质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冲击着人，虽然这个冲击的过程是通过虚幻的东西实现的——电影就是透过眼前一张银幕所看到的故事，却是具有物质的冲击力的。这种力量或许在影片结束后的一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中都令人念念不忘，但是慢慢地，又会回到隐藏的状态。所以我总是觉得，最珍贵的东西不常现身，这种难得的真挚与共鸣是最触动我的。”陈凯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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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十九年后，陈凯歌也穿上了一身戎装，在远离家乡的西南边陲亲历过对抗与生死。自此，一些人便长久地停留在了少年的记忆深处。
有两兄弟，是陈凯歌的战友，他们的妹妹则是后方医院的一名护士。一次对抗结束后，原本同在一处的三人丢了一个，妹妹寻遍了附近所有的战损烈士和伤员，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大哥。如此鲜活的个体并未被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却深深地影响着陈凯歌的创作，包括吃山果子的小战士、李晓（张子枫饰）对父亲不离不弃的追寻，以及孙醒（陈飞宇饰）呈现出的战争应激症所引起的失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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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演现场面对观众的一瞬间所能感受到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这一次感受到不同的一点是，我能够确信有某种东西触动了他们，这种触动不是说作为创作者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你所讲的这个故事本身，这其中的人物与观众之间产生了共鸣。”
真诚
近身肉搏意味着同归于尽，它在精神上的震慑力远远大于战斗结果本身。《志愿军：存亡之战》选取了诸多这样的场景，它的拍摄难度在于没有绝对的标准。
“视觉上不能出任何问题，不然观众一看就特别假。包括近身肉搏，两个人在地上的翻滚，摄影机要跟着配合，那么与此同时演员的情绪是否到位？这场戏的镜头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至多只能是两台机器同时拍一个镜头。所以我在拍摄战壕中这场戏的时候情绪上是亢奋又焦虑的，怕拍不下来。因为观众所看到的镜头或许已经是第五，六条了，演员此时已经是极其疲惫的，那些喘息都真实的，甚至有的演员指甲都掀掉了。”
尽可能如实地还原历史场景是拍摄的初心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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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说：“信仰是不需要反复说的，它像是长在血肉里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在拍的时候也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所听到的一个回响。”他曾坦诚“志愿军”三部曲是自己从影以来拍摄过的最庞大和复杂的作品。相较集中于一场战役或取自部分史实的战争题材作品，“志愿军”三部曲涵盖的是持续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梳理过程之繁杂，使得陈凯歌与主创团队在文本创作阶段便已然经历了数场研讨。
单就《志愿军：存亡之战》一部而言，摄制团队最多时超过3000人，炸点间有超过2000名群众演员同时奔跑，目之所及，形同回到了真实的战场上。在幕后的纪录片中有人感叹，已经很久没有身临这样的拍摄场景了。更不要说这超过二十万平方米的“战场”是制作团队在河北天漠硬生生再造出来的。
回响
对陈凯歌而言，每一个人物都必须经历锻造的过程，意味着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质感，更要思考是否能够与除自身之外的人物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例如之前鲜少出现在战争题材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吴本正（朱亚文饰）。
吴本正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投笔从戎，也并未服务于戏剧效果而在战场上一瞬骁勇，他所呈现出的是一片赤诚——在国破家亡之时选择去欧洲学习军工，抱着有朝一日能报效祖国的愿望。陈凯歌说：“所以我们也用很轻的笔触说出了他的太太是1937年死于南京的，所以他心中是有国恨家仇的人。我认为吴本正这个人物，最终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他受到了这些跟他完全不沾边的战士们的影响，他会把这些战士视作自己的亲人，被他们直截了当的质朴击中，所以到了战场上他跟这些人一样不怕死，一定要到前面去，去看看这些战士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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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凯歌看来，这部作品中难得的是演员们的表演状态在不断地变化。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饰演李默尹的演员辛柏青。他回忆道：“他演得很收敛。他从第一部看似老好人，一点感觉不到他是军官的形象，慢慢到了第二部中，他的眼神一下就不同了。特别是他在188师驻地去看李想的那个眼神，如若从纯粹专业的角度评判，能演到那样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他把很多已知和未知的因素组合起来进而投入到表演中，他知道他的儿子不一定回得来，所以他的眼神之苍凉，而且他到最后都不知道李想到底怎么样了。辛柏青老师所传达的东西很丰富，手段很节制，是高级的表演。”
“电影是我的一面镜子，它与我血肉融合，如果非要把它拎出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始终仰慕或者想要去描写有梦想的人，我自己也想做一个有梦想的人。不管是大梦想还是小梦想，个人的梦想还是推而广之社会的梦想，那是另外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或许是我作品中永恒的母题——个人与崇高的接触，是使得个人能够真正成为人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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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男士》对话陈凯歌
时装男士：您曾提到在“志愿军”三部曲的创作中包含着“野心”，具体是什么？
陈凯歌：它指的是创作野心，我本人已经过了有野心的岁数了。因为坦率来说，能把这样一部戏拍出来是不容易的。这部电影是一个立此存照的东西，我觉得它放在这儿，就会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时装男士：至今您还能够从创作中源源不断获得的是什么？
陈凯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星体。大一点的人是颗恒星，其他的有人做了行星，有人则是卫星。有时候我这么说的时候别人总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比方拿行星举例，一个人的内心资源就好比是行星的热核反应，当一个人的内心还在熊熊燃烧的时候，一件事就能够一直做下去。相反，一旦这个资源燃尽了，人就坍塌了，没有力量也没斗志。所以从拍摄“志愿军”三部曲来看，不管从体能还是精神上各个方面，我都觉得自己还行，没到该“躺平”的时候，但又知道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会告诉你，差不多了，但目前没有，那就接着拍点儿吧。
时装男士：有青年创作者跟您谈起过他们的困惑吗？
陈凯歌：不会。我觉得由创作自由这样一个理念所引发出的都是个人化的选择，不同的创作者选择拍摄不同的题材和故事，没有对错。与此同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其他的层次与方向的东西，我认为电影是要有接续的，意思是今年就要考虑后年要拍的东西了。我觉得任何困境的形成都不是一两天的，所有改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时装男士：您之前提到的，藏在作品中所谓的“母题”，您希望被观众看到或感知到吗？
陈凯歌：我觉得应该希望吧。至少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它藏得很深过，我自己觉得其实电影不是分享，是共享。电影于我是一块虔诚之地，我对它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仰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