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曾有中国幸存者？ 《六人》从历史深海中打捞真相
拍摄过程就像侦探破案
施万克和罗飞是认识二十多年的好友，两人虽然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但已经在华工作生活多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施万克研究海洋历史，一直很想写一本跟海洋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历史有关的书。
“我很早就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乘客，但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叫‘泰坦尼克号百科全书’的网站，那上面有很多关于泰坦尼克的资料，但是有关中国人的信息非常少，只有两个文件：一是乘客名单，上面有八个中国人，均为男性；一个是幸存者名单，上面有六个人。”
拍完上一部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后，罗飞本来不想接着再拍纯海洋题材，但一听这个项目跟泰坦尼克有关，而且追寻的是船上从未被曝光过的六位幸存者的踪迹，罗飞一下子来了兴趣。
与其他影视作品不同，《六人》没有前期筹备，施万克负责寻找，罗飞负责拍摄，就像侦探破案一样，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能发现什么，不知道最终能不能找到六个人的踪迹。
寻踪的第一步就让人崩溃。乘客名单和幸存者名单上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就是施万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那么多汉字，更别说记录的有可能是粤语或者其他方言发音。施万克觉得，他们就像考古学家一样，用刷子小心刷去时光尘埃，露出一点线索后，再刷一刷。
阅读历史文献、求助相关专家只是常规操作；在各国档案馆里找出一百多年前的资料也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六人》团队甚至要采用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笨”办法来大海捞针。有一次，研究人员在一个论坛上发现一名华人网友留言称自己的父亲就在泰坦尼克号上，但他的账号早已注销，不能直接给他留言，于是，研究人员写了一封邮件，尝试发给这一账号名加上各种后缀的邮箱。没想到，真的有一个邮箱就是那位网友的！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儿子就是这样被找到的。
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这六人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八名乘客名单中，Lee Ling和Len Lam去世，其余六人幸存。根据影片的调查结果，幸存者中，Fang Lang最后更名为方荣山，一生都西装革履，追求成为体面商人；Lee Bing在劫后余生后辗转到加拿大，还在那儿开过一家咖啡厅；Ah Lam仍在继续做船员，能查到的最后行踪，是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Ling Hee也一直漂泊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Chang Chip在后续的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英国，离船难发生还不到两年；还有一位Cheong Foo，因为同音的名字实在太多，目前仍未确认他的身份。
在以往的资料中，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人不仅被忽略、被删除，甚至还被扭曲和污名化。有人说，他们是偷渡者，还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靠着辫子假扮妇女、躲在座位底下，抢占了妇女儿童的存活名额。
《六人》的问世，不仅拼凑出这些人的信息和人生轨迹，同时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为他们正名。
影片团队先是联系上一家模拟泰坦尼克号的游戏公司，结合搜集到的多方资料，得出六人的逃生方式。其中五人从三等舱逃出，分别坐上救生艇。另有一人掉进海里，抱着一块门板等来了救援——他就是方荣山。在他写给家乡台山亲人的信中，还有这样一首生动朴素的诗，描绘了当时死里逃生的经过：“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为了破除“藏在救生艇下”这一谣言，施万克和团队找到一家开有木工课的中学，和孩子们一起按照当时的设计图，制作了一个1∶1的折叠救生艇。做完后，又一起做实验，再现当时上船的情景。实验证明，几个大活人要藏在狭小的救生艇上根本不可能，而按照资料中那条救生艇上的获救人数，就算这几个人是最后才上船，船上也仍有空余座位，所以也不存在所谓“抢占妇女儿童存活名额”。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现在举世闻名，詹姆斯·卡梅隆那部同名经典电影当居首功。这一次，卡梅隆不仅是《六人》的监制，还在片中接受采访，并帮助影片获得了免费使用电影《泰坦尼克号》素材的权利。
很早之前，团队就开始试图联系卡梅隆，希望他能给到一些建议，但一直未能实现。多方联系后，他们拿到了卡梅隆的一名律师的邮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给这位律师发了一封真诚的邮件说明意愿，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卡梅隆的回复，他说自己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他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能和团队碰个头，他说他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
“有人问，卡梅隆是不是挂了个名，或者说给钱就能请他当监制，完全不是这样。”罗飞透露，卡梅隆对泰坦尼克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采访中还不断问“你们挖出来什么新东西”，“快走的时候，卡梅隆说‘我还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吗’，然后开始跟我们提出要做监制。”卡梅隆还明确表示，《泰坦尼克号》片尾露丝趴在木板上获救的桥段，灵感正是来源于中国幸存者。
《六人》从2015年开始拍摄，2019年夏天结束，拍摄团队走访了中、美、英、加四国的二十多个城市。一开始团队里的研究人员只有施万克，罗飞一边拍一边和他做调查，后来慢慢吸引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
身为“老外”，施万克和罗飞花了这么长时间，拍一百多年前几个不知名中国人的故事，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罗飞笑言：“我今年48岁，来中国已经25年了，在中国的时间比英国多。另外，这个项目不纯粹是一个中国的影片，我们的团队是国际的，影片内容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也很感兴趣。”
至于影片延伸出的一代华人劳工血泪史、对华裔的偏见歧视等问题，罗飞感慨：“我们原本以为这就是一部历史片，可是后来发现这段历史不仅真切地发生过，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把握这次机会，希望通过一个历史片，也可以让大家对现在的问题有一个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