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S事件 我批新闻局下流

意外的新闻人生：编辑台忆往（允晨文化）

二○一八年十月六日，中国时报「星期论坛版」刊登一篇郭冠英先生的大文：「我们的一点赎罪」，详述二○○五年民进党执政时，由姚文智出任新闻局长，那年新闻局忽然认定TVBS电视台有中资介入，罚款一百万元，并要求撤照。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新闻局元老陆以正先生为此大为不平，纠集该局的老同仁五十余人，共同签署抗议文，并集资为TVBS缴纳罚金。虽然每人仅捐一千元，区区之数，为的是对新闻局滥用公权力的抗议。此事后来演变为法律诉讼，法院判决TVBS胜诉，也拿回了一百万元罚金。

在该案启动诉讼之前，立法院为此举办了一次公听会，邀集学者及媒体高层表示看法。我那时担任自由时报副社长，被派为这场公听会的代表。那天立院会议室挤满了各界代表、记者及一般听众，主席是王金平院长。我的座位正好在TVBS总经理李涛先生的邻坐，李先生与我握手道好后，未再与我交谈，我猜他认为我既然代表自由时报出席这项会议，依据报社的立场，必然会发言狠K TVBS，所以态度极为冷漠，我也默然以对。

经过几人发言后，王金平院长点名我表示意见，我站起来，拿了麦克风，第一句话就是：「新闻局这项做法是极为下流的手段。」此时全场一片愕然。我接着说：一、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未经过司法的查证，不可以信口雌黄说某人或某团体拿了外国政治人物或团体的金钱，影响其新闻报导的立场。二、新闻局根据什么法条可任意吊销一个新闻单位的执照，这等于勒令停播，是何等的大事，非但在国内会引发争议，甚至国际间也会损害台湾新闻自由的形象。三、民进党在野时口口声声高喊新闻自由，对国民党直接或间接干预新闻表达强烈不满，但国民党在台执政五十余年来，未对任何媒体贴过封条，而民进党执政才五年半，就要创下强制媒体关门的先例，这是主张新闻自由的政党能做的事吗？因此我主张新闻局应将该案交司法处理，否则TVBS亦可依法提起诉讼。

我坐下后，李涛先生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大公无私，表示敬佩。我则答曰：「这是事实，毫无私情，既然是公听会，就要言所当言，最后的决定，我无权过问。」

台湾的新闻自由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戒严时期，情治单位可以直接干预新闻的刊出与否，政府亦可发布强迫民众必须相信的新闻。二、解严以后，百家争鸣，统独对立，加之低俗的社会新闻当道，可以说是另一形式的新闻自由。三、最近突然冒出的「假新闻」问题。其实假新闻自古有之，中外皆然。美国川普总统以这三个字痛贬政敌对他的批评，但美国新闻界对此不以为然，不予理会。这股妖风居然也吹来台湾，蔡总统在民进党中常会中宣示：「假新闻已经把选情搞得乌烟瘴气，让认真的团队受到影响。」接着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宣告：「行政院已要求NCC务必要求广电媒体报导需经查证，否则最高可罚款两百万。」「假新闻」三个字很可能变成政府箝制新闻的一项借口，台湾的新闻自由恐怕会退回到上述的第一阶段。

NCC如果插手「假新闻」，而且可以处以罚锾，这不啻「言论事后检查」的另一种方式。因为根据宪法，对新闻言论的处理，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不可交由行政机构任意认定其为「假新闻」或「违法新闻」。政府的立场只能由发言人出面驳斥辟谣，绝不可动用新闻警察或修改国安法。一旦将新闻升高为「国安层次」，其与戒严时之管制，何以异乎？（二之二，摘自《意外的新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