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时代（中）

与强恕中学时期恩师陈永善（映真）老师（左）合影。（蒋勋提供）

强恕中学时期留影。（蒋勋提供）

1960年代位于重庆南路、衡阳路口的东方出版社，是蒋勋中学时期最爱流连之地。（东方出版社提供）

初中时期学习「写真馆」作画，打格照片为好莱坞男星洛．赫逊（Rock Hudson）。（蒋勋提供）

东方出版社

五○、六○年代的重庆南路书店一家接一家，真是喜欢阅读的文青的秘密花园。

好像当时学校和县市的图书馆都还不发达，喜欢阅读，只有靠书店。

小学时候，班级导师王什么财，就在兰州街派出所旁搭一个违建的棚子，租漫画书给小朋友看。每个星期三是新的《漫画大王》出刊，小朋友就等着矮小瘦黑的王老师骑车带刚出炉的《漫画大王》回来。一本五毛钱。看完收回，还有人在等。那是叶宏甲「诸葛四郎」、「真平」的年代。派出所警察有时也过来看，不多久，王老师的自行车也换了摩托车。

「诸葛四郎」，现在想想，是颇受日本文化影响的漫画。里面的「哭铁面」造型也直接来自日本传统能剧面具。

五○年代末到六○年代初，重庆南路的书店风景和兰州街口的《漫画大王》不一样了。

记忆里，很多从大陆迁台的老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东方出版社……。

因为从大陆迁台，带来很多三○年代中国新文艺思潮翻译的西方著作。

三○年代许多优秀的作家左倾，国民政府迁台，这些作家「陷匪」，著作多成禁书。那个年代，鲁迅、沈从文、巴金……都看不到。但是，书店经营者，改头换面，会大量出版翻译作品。巴金翻译过不少法文小说，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巨人三传》。记得是素白封面，一条黑底反白字书名，风格很强，素朴平实，到现在还是觉得是值得怀念的美学设计。

重庆南路书店街，一家一家逛，很有看头。

当时诗人周梦蝶在靠近重庆南路的武昌街摆书摊，一袭黑衫，瘦骨嶙峋，像在冥想，也像在打盹。强烈的城市风景，看了一生都难忘。

那是我青少年时的台北。战争结束十几年了，我的身体正在发育。有自己不知道的焦虑苦闷，在书店乱翻书，翻久了，被老板骂：「买不买啊……。」

他说到重点，那时候真的没有买书的钱。这家老板给了脸色，只好到下一家。最后经常看书的地方是「东方出版社」，老板不赶人，可以安心看书。

《简爱》、《咆哮山庄》、《傲慢与偏见》，从英国浪漫主义的小说，看到法国的《基督山恩仇记》、《钟楼怪人》、《悲惨世界》，再看到俄国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一本一本看，下了课就坐车到衡阳路重庆南路口，钻进书店，站着看，看到忘了时间，知道再不回家要挨打了，赶紧在书页上折一个角，放回书架。

第二天没心思上课，总想着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遇到军官，电光火石，不知会如何。

小说这么迷人，学校的课程如此无聊。每次月考成绩都一塌糊涂，家里责备，学校处罚，可是上了瘾，还是戒不掉去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拆除了，重庆南路许多书店消失了。

我站在东方出版社前哀悼过，曾经有一个地方让「文青时代」的我满足梦想。

学校或家庭的责备处罚都不算什么。浪漫主义文学里都在说人的抗争，磨难挫折、被世界遗弃、孤独出走，每一本小说的人物都不屑与世俗妥协。

「文青」的核心价值就是「叛逆」吧……。

这么容易向威权屈服，这么容易走大家都走的路，这么趋炎附势，哪里有资格说自己是「文青」？

木栅分部是一所升学率极高的初中。三年成绩够好，直接保送进师大附中高中部，其他参加联考，也都考进省立高中。

记得我毕业那一届，只有我和四名同学落榜，去考私立中学。

我因此进了一个奇怪的高中「强恕中学」。

■写真馆

应该谈一下文青时代影响我很深的「写真馆」。

「写真馆」在大龙峒四十四坎侧边。四十四坎都是商家，南北杂货、五谷杂粮、卖油卖醋、五金水电，也有药铺、小诊所、布疋行，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平面展开的百货商场。

四十四坎有一定店舖的规格，都一般大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店铺和店铺间夹着一间小小的「写真馆」。

「写真馆」应该是违建，大约一坪大小，前面搭一个简陋雨棚。「写真馆」有名字，记得招牌上是五个工整汉字—「人生写真馆」。

「写真馆」的老板是一位年轻人，白净纤细，两腿小儿麻痹，站不起来。

他总是盘坐在一坪大小的空间里，把小小的腿叠在一起。看着面前一张立在画架上的白纸。白纸大约两张A4大小，旁边还夹着一张一寸大小的照片。

那个年代，有照相馆，但也不普遍。亲人死去，留下一张一寸小黑白照片。

一寸小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男的，女的，穿着唐衫，或者和服。据说都是「遗像」。

「遗像」是同学说的，我不确定。

人死了，留下的照片叫「遗照」。很小，有些是证件上取下来的，盖着浮水印。

太小的照片，很难挂在家里祭拜，所以需要「写真馆」放大。

写真馆的残障画师在小照片上打格子，在两张A4的白纸上也打格子。他依据格子的位置，用碳精笔一点一点描摹，用棉花球擦出光影。最后把小照片放大成完全一样的大照片。

我从小学开始就站在他背后看他精密的手工，常常是好几个月的时间，让一张「遗照」栩栩如生。

买家来取件，拿着装好框可以祭拜的「写真」，如见亲人，欢喜赞叹。

我没有和画师交谈过，他总是看着小的和大的遗照，似乎从来不看人。

我学习他的技巧，回家也用同样的方法打格子，把画报上的奥黛丽．赫本、费雯．丽、洛．赫逊、伊莉莎白．泰勒打格子，在A4纸上画，用6B铅笔，用棉花球，画出许多电影明星「写真」。

贴在墙上，自己欣赏，学画师盘起小腿，端详作品。

残障画师，他从未表现过高兴或不高兴，像一张不会再回来与人间爱恨的「遗照」。

我最早的「美术」，好像是这样误打误撞的学习，与学院美术毫无关系。是街口残障画师「人生写真馆」给我的启蒙吧……。

读中学以后，不再打格子了，也不再画电影明星了。喜欢随意素描自己喜欢的作家，尼采、卡夫卡、卡缪、纪德、齐克果……也是用胶带贴在墙上，风吹日晒，许多散失了，丢进字纸篓，少部分留下来，让自己恍惚看到一个文青一路走来心里那「一坪大小」的孤独世界。

我很怀念那一坪大小的空间，专心把一个死者复活，让生者安心的「写生馆」。

■强恕高中

初中以后，我就愈来愈偏离正轨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恋的文青梦想。在书店站着阅读小说，在数学本子上画人物头像，在日记本上写神经质的诗句。

阴郁的文青、叛逆的文青、虚无的文青，瘦削苍白，一头天生卷发，觉得世界不了解你，没有关系，宁愿一个人躲在孤独角落。文学的世界、美术的世界，有许多同行的伴侣，像暗夜里仰望时的繁星，不管多么遥远，又似乎都近在身边。

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都是自己孤独对话的朋友。

初中毕业落榜，一点也不意外，进入强恕中学，也没有预期在学校里学什么有意义的事。

然而我的判断错了。

强恕高中是一所奇怪的学校，当时校长钮长耀，三年中，升旗典礼，升完旗就解散，竟然没有一天「训话」。

那个年代，学校校长、教官都爱训话，常常「训话」一两小时，大太阳底下，一个一个学生昏倒，还是继续「训话」。

「威权」和「训话」关系密切，「文青」刚好背叛「威权」，也讨厌「训话」。

强恕校长三年升旗典礼都没有「训话」，在岛屿的教育史上，可以记一笔。

强恕高中升学率低，外传是「太保学校」。当时强恕的制服是牛仔布夹克，大红色衬里。强恕也有教官，外号「北西北」，据说是他说话时头偏斜，方向北西北。

「北西北」早上也会在校门口检查学生仪容，男生流行穿喇叭裤，十一寸裤脚，女生流行短裙，露出一截大腿。「北西北」都会训诫，手上拿把剪刀，准备剪不合格的头发。

但是还好，似乎都是吓唬吓唬学生，女生一进校门都有方法把放长的裙边又从腰际卷起来，外面扎宽皮带，照样露一截大腿。

强恕的女生都漂亮，出了一票「中国小姐」、电影明星。

学校学生不爱读教科书，却有许多社团，翟黑山老师带吉他社，几个摇滚乐团每天练唱。强恕还出了台湾最早的现代舞者崔蓉蓉、原文秀，比云门舞集还早，她们都是高中一毕业就到美国，参加玛莎葛兰姆舞团。

强恕三年，美术社、戏剧社、校刊，日子过得忙碌充实，从来不管考试升学。

对我来说，最幸运的是遇到了陈映真老师，他当时叫陈永善，刚从淡江英专毕业，钮校长的夫人是他英文老师，赏识他，让他到强恕任教。大学毕业，二十五岁上下，梳大包头，穿凉鞋，不修边幅。和学生玩成一堆，在校园拿着吉他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永善老师也带戏剧社团，我们都看过他与剧场杂志同仁合演的《等待果陀》。

贝克特的戏剧东方出版社看不到，因为永善老师，我的欧洲浪漫主义英雄受苦的文青时代结束了。《剧场》、《现代文学》变成我新的读物。开始接触西方现代的存在主义，贝克特、卡夫卡、乔埃斯、吴尔芙、沙特、卡缪……。

永善老师教英文，直接让学生用英译本读卡缪的《异乡人》。

我应该说，强恕的三年是我快乐的三年，你喜爱的兴趣被肯定了，广播剧全高中第一，我的最早的小说《洛洛的故事》获得台湾省教育厅高中小说比赛首奖。

《洛洛的故事》写一个富家少女，每天有三轮车接送上课。有一天他发现车夫的男孩就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学……。

很简单的故事，文青的时代，我意识到社会阶层差距的痛苦矛盾吗？我想到许久没有见到的「陈俊雄」。

因为小说得了首奖，有一个星期请剧团和校刊的同学吃饭旅游。母亲看到报纸得奖消息，奖金已经花完了。

强恕的学生也爱开舞会，跳阿哥哥，跳一半，就有警察来抓。

学校也派我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例如现代诗研习营。救国团主办，地点在中山北路国父史迹馆邹容堂，一首新诗很被指导老师痖弦赞赏，此后也常把我的诗送到不同诗刊发表，包括南洋华人的《蕉风》诗刊，让我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文青有了认识。

世界各地都有「文青」，像十八岁的韩波（Arthur Rimbaud）写《醉舟》（Le Bateau ivre），颠覆巴黎。但是他很快就不写诗了。卖军火、流浪在北非，那个年轻的「文青」韩波，好像从来没有在意自己的诗。

他究竟在意什么？

像初唐盛世，写完〈滕王阁序〉的王勃，溺水而死……。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他们似乎看到了生命离散流转，别人在一千年后记得他的句子，也与他无关。

高中的文青，迷恋上了陈映真文体。

永善老师用笔名陈映真发表的一篇一篇的小说，真正成为我文青时代最大的感动力量：〈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一绿色之候鸟〉、〈累累〉、〈哦，苏珊娜〉……。

至今我还有偏见，觉得不读〈我的弟弟康雄〉，是不配做「文青」的。

至今难以忘怀，陈映真那些文字优美的篇章，台湾文学史上最深情沉思的诗意语言，如何让我知道岛屿最寂寞孤独也最深沉博大的心灵，可能一直被遗忘着……没有人了解他伟大又空想的乌托邦，美丽又虚无，也可能是岛屿一代一代「文青」对抗「媚俗」、「腐败」最好的永恒救赎。

所以，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是绝对的孤独吗？勇于和整个世界背道而驰，郁郁独行。

我大学时，永善老师被逮捕，因为阅读马克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明星咖啡屋。七年以后，我从巴黎回来，他从绿岛回来，也约在明星咖啡屋。我跟他说：「因为永善老师，我读了马克思。」

他苦笑着摸着刚出狱的光头说：「是吗？」

他始终批判跨国资本主义，向往一个可能有时也让他犹疑的社会理想，始终和「当权者」划清界线，从不软弱，也从不妥协。

永善先生的声音是我听过岛屿上最美丽的声音，从日治时代的基督教福音传统而来，深沉宽厚，他的声音让我知道岛屿应当如何珍惜，最美丽的福音书，最美丽的日文翻译的契诃夫，奇妙融会成独一无二的「陈映真文体」。

有一次我说：「老师声音真好听。」

他笑一笑，透露了可能从来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八岁，在莺歌镇，爸爸是牧师，要主持主日布道。有一次他生病，我上圣坛代替他讲道。」永善老师有点腼腆说：「镇上的仕绅好几家来为女儿提亲……呵呵。」

毕业的时候我是感伤的，觉得要离开一个永远会怀念的校园，永远会怀念的老师。

站在走廊下，永善老师为我的纪念册题字，写下八个字：

求真若渴

爱人如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