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文章掀时代巨浪──优越文学是改革的武器（四）

英雄是民贼的绰号

感情是动力，因而影响一切的效果很大─这是思想所不及的。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缺乏「人」的思想，不如说他缺乏「人」的感情；我们与其说俄国近代文学中富有「人」的思想；不如说他富有「人」的感情。思想尽管高明，文章尽管卑劣；一旦有深沉挚爱的感情发动，自然如圣灵启示一般，欲罢不能（宗教徒所谓圣灵启示就是感情的大发动）。中国人是个感情薄弱的民族，所以从古以来很少伟大的文学出产。现在希望一种有价值的新文学发生，自必发挥我们大家的人的感情。受一件不良社会的刺激，便把这刺激保持住来，扩大起来，研究起来，表现出来，解决了来─于是乎有正义的文学。

我现在有一种怪感想：我以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现在所谓中华民国者，真是滑稽的组织；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了。其所以「水穷山尽」的缘故，想由于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回想当年鼓吹革命的人，对于民主政体的真像，实在很少真知灼见，所以能把满洲推倒，一半由于种族上的恶感，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机。

我仿佛记得孙中山在《民报》上拿唐太宗比自己，章太炎在《訄书》上居然有「后王者起」的话头。唐太宗是什么人，还不是杨广一流的人才而又败类的吗？章太炎在当年并不主张共和是大家知道的。至于有人竟自把「饮冰内热」、「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两个典故，当做名字，去鼓吹「开明专制万能」的主义，更全是旧思想了。

革新的主动人物既已如此，被鼓吹的人也就可想而知。学者的心里忘不了「九世之」，一般人的心理又要借着机会躁进；所谓民主主义，只好当幌子罢了。所以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都是专制思想的表现，都是受历史上遗传思想的支配，都是用「英雄」、「豪杰」、「宦达」、「攀权」的人生观弄出来的。想「宦达」要「攀权」的人固不足深责，至于「英雄」、「豪杰」又何尝不是民贼的绰号呢？用这种精神去造民国，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不弄成政治混乱，四方割据的呢？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现在的时代，和光绪末年的时代有几分近似，彼时是政治革命的萌芽期，现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犹之乎俄国的革命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我们须得认清楚我们的时代。认清楚了，须得善用我们的时代。

擡高人生的文学

二十年里的各种改革，弄到结果，总是「葫芦题」；这都原于不是根本改革。放开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更有一层，若果不作征服的决心，而取迁就的手段，又是枉然。中国人的革新事业多半如此。我们须得立定志愿去克服旧主义（不适时的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讲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

梁任公先生能发明新文体，因而有所谓「新民派」，是极好的事了，然而偏要和策论的调头调和，其末流便成一种浮的、油汪汪的报纸文─这是文学上的调和。须知天地间的事物，不是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征服，必须根本改换。改革的作用是散布「人的」思想，改革的武器是优越的文学。文学的功效不可思议；动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一经被他感化了，登时现于行事。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须得认清楚我们的使命！认清楚了，须得竭力完成我们的使命！

总而言之，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若是彼此离开，思想不免丢掉他的灵验，麻木起来了。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文学原是发达人生的唯一手段。既这样说，我们所取的不特不及与人生无涉的文学，并且不及仅仅表现人生的文学，只取擡高人生的文学。凡擡高人生以外的文学，都是应该排斥的文学。（原载《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