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看文学革命──白话文胜利 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一)

编者按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英文稿,和他自己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也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著录音机完成的一项伟大「口述史传工程」。

胡适先生此书的重点是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

成熟之快 意料之外

虽然这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冶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五四运动」倒是功不可没的。它把白话文派了实际的用场。在全国之内,被用来写作和出版。这些青年人的行为也证明了我的理论─我们从阅读欣赏名著小说,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应用﹞文字

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长短篇小说,已经被﹝广大读者群﹞正式接受了。当我在一九一六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代替文言,几乎已完全成功了,在民国九年(一九二○),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年级老教材,则限至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一九二二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

因此在我们的斗争中,至少获得了部分胜利。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以白话文为教育的工具。在此之前,纵使是小学教材,所用的也是已死的古文。这些死文字却必须要以各地人民所习用的活的方言来把它译成语体。所以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有关教育的一方面,却于一九二○年,在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明令﹝支持﹞之下得到了胜利!

暴力阻止文学

一九一六年以后我们就试用活的文字来做一切文学的媒介;首先我们便尝试用白话文来做诗,一种中国诗界的新试验。一九一七年以后青年作家们,也就群起试做了。白话文很容易就被一般群众和青年作家们所接受。从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杂志也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当然其中还偶尔有几篇简洁的古文,但是大体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白话为主了。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之后,所有的文学创作用的都是白话。因此从文学方面来说,白话文学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间也就开始生产了。

当然文学方面的进度是相当缓慢的,不像教育方面,有一纸政府命令便可立见功效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全国以白话文所写的活文学的生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当然我也应该指出,新文学各部门的发展并不平均。例如短篇小说就比长篇更成功,当然长篇小说也是有相当成就的。但是多数青年作家都是靠写作为生,他们实在写不起长篇,因为长篇太耗费时间和精力戏剧的成果也较差,因为当时的观众仍然贪恋以歌舞为主的旧剧。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散文小品、中篇叙事文、故事、小说、戏剧和新诗,各方面都有发展。四十年来的新诗更是大有成就。

今日回头看去。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实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因素。

第一,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间,这一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琴南)。林氏本人不懂一句西文,但是他竟能以文言翻译了二百多种西洋小说﹝实数为一百八十种,二百八十一卷﹞。他说,「吾固知古文之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那时甚至有人要想用暴力或迫害﹝来阻止新文学的流行﹞,但是也无济于事。

第二,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