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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卵子要他同意才能用！搶救少子化…單身女性、女同志不能生？《人工生殖法》擬修法

摄影／陈睿纬

【撰文‧钟泓良】

《人工生殖法》上路16年多，仅限不孕夫妻适用，也未纳入代理孕母制度。多年来，国人被迫到海外接受疗程，民间团体和立委纷纷高喊修法，但对开放程度产生歧见。

台湾接受人工生殖族群以35岁以上女性为主，为什么是这个年纪，因为她们必须在结婚后才有资格，（高龄妇女）得冒更高的风险……。」2月27日，在《人工生殖法》修法公听会上，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长陈美州道出人工生殖将「婚」、「育」绑定、排除单身女性的现况。

早在1985年，台湾就掌握人工生殖技术，诞下国内首位试管婴儿；但历经多年立法讨论，直到2007年才正式通过《人工生殖法》，将捐精、捐卵及人工生殖技术等规范入法。且法条开宗明义就订定，只有「不孕夫妻」能实施人工生殖。

伴随技术不断精进，台湾使用人工生殖比率连年上升。据卫福部最新释出的分析报告，2021年本国籍接受人工生殖达4.9万个治疗周期数，共诞下8100多名宝宝，占当年新生儿数逾5％，与十年前相比人数翻了一倍。

然而，这部上路16年多的法律，被诟病未能与时俱进，多年来疾呼放宽适用对象的修法声浪四起，随着新国会开议，再成讨论焦点。

先看修法诉求。人工生殖仅限不孕夫妻使用，被认为不尽合理，主要来自婚育观念转换及保障性别平权两大因素。

现行法规无法因应现代观念

据内政部统计，台湾30到34岁的育龄妇女有偶率，在2000年超过7成，但到去年已跌至41.4％，显示女性晚婚或不婚已成新常态；但单身不代表不想生育，《今周刊》曾在2023年进行婚育意愿大调查，结果显示7.3％未婚女性「不想结婚、只想生小孩」。

女性有权利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不被结婚与否绑定，这种婚育脱钩观念，已是新时代趋势，欧美如法国、英国等，非婚生子女比率甚至超过5成；然而，台湾现行《人工生殖法》对生殖者的想像仍停留在已婚夫妻，被外界质疑是一种「单身歧视」。

今年超过30岁、单身的乔伊（化名）就点出，在台湾，女性可自主决定冻卵，但「解冻」条件却受限，「明明是我的卵子，却要等到另一半才能使用，这很不合理。」她认为，政府若要抢救少子女化，应拿掉不必要的限制。

然而，不只单身者的权益受限，台湾已经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女同志的人工生殖权利，却依然被排除在外。

「台湾试管婴儿技术全世界第二，我们看着外国夫妻拎着行李箱来台进行人工生殖，台湾人却只能去海外承担更多风险，就因为他是同志……，这样的不平等还要多久？」2月底那场公听会上，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下称同家会）秘书长黎璇萍也忍不住痛诉。

黎璇萍补充，2019年同婚合法化后，强化了同志伴侣养育子女的想法，近5年来同家会收到7百至1千件咨询案，光是去年女同志咨询海外人工生殖就达3百多案，占总案量3成多。

国内法规迟迟无法放宽对象，使得一心求子的单身女性、同志伴侣，必须到海外接受人工生殖疗程，面临更高的医疗成本和法规风险。

据本刊调查国外人工生殖机构，美国、加拿大人工生殖，每次试管婴儿疗程约新台币80万至1百万元。「有些人存了10年，等到35岁接受疗程却失败。」黎璇萍说，还有高龄咨询者担心一辈子没小孩，想借贷再拚一次，若台湾人工生殖能纳入女同志，不仅相对海外的医疗技术更好、对同志环境更友善、价格也更合理（台湾试管婴儿一次疗程约13万至25万元）。

无论是妇女、同志团体、妇产科医师和立委，都高度关注《人工生殖法》修法，新国会开议以来，朝野立委已分别提出五个修法草案，均希望放宽适用人工生殖的对象，且对于开放单身女性和女同志具有高度共识；卫福部部长薛瑞元也透露，国健署草拟中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确定会纳入这两种对象。

代理孕母争议大

卫福部草案排除子宫商业化

至于先天、后天因素不孕或具有怀孕高风险的妇女，以及男同志伴侣，想生育须仰赖「代理孕母」，目前法规未开放。这次修法，也有民团和立委大力疾呼，应同步考量代理孕母入法，但因争议过大，各方歧见难平。

民众党立委、和信治癌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陈昭姿倡议台湾代理孕母合法化超过20年，她强调，过去卫福部就曾提出代孕修法草案，但因国内部分女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甚至将代孕贴上各种标签，至今无法过关。

她主张应透过《人工生殖法》修法，至少优先开放异性恋夫妻的「利他型代孕」，也就是给先天、后天不孕及怀孕高风险者拥有下一代的机会。

只是，比起放宽人工生殖适用对象，社会已有高度共识，代理孕母确实牵涉较复杂的法律问题和伦理争议，须有更完善的讨论。

2月21日，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长黄淑英就率国内妇女、性别、社福团体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将单身女性、女同志纳入人工生殖适用对象；至于代理孕母的修法，则主张应脱钩处理。

她进一步解释，推动代理孕母要面对「子宫工具化」及「子宫商业化」两大问题，前者指女性在代孕制度失去自主性，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后者是让生育成为商品，借由金钱合理化女性自主权剥夺。

此外，我国《民法》采取「分娩者恒母原则」，也就是将怀孕者直接认定为子女母亲；代理孕母须将亲权转移给受术夫妻，若代孕子女发现先天疾病，要如何避免受术夫妻「拒收」，甚至向代理孕母求偿，都须一一规范。若社会决心要开放，政府也要完备法律配套，才能做到最全面保障。

面对各界不同修法见解，卫福部将在3月28日召开第二场公听会，持续搜集意见，并已表明无预设修法立场，会提出包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的「最宽广版本」给立院，但该草案不会考虑商业型代孕，而是仅限先天、后天不孕或高怀孕风险者的利他型代孕，届时再交由立院民主程序，决定开放程度。

不过，以务实角度来看，一部推出16年几乎未更动的法律，牵涉的修法面向极广，提案立委范云、黄捷等人都认为，应视议题的复杂性分阶段讨论，若将放宽人工生殖对象和代理孕母包裹处理，可能延后修法时程，让已有共识、本该开放的单身者及女同志，无法及早纳入适用对象。

当年《人工生殖法》的规范，如今已无法因应现代婚育观念及多元家庭的样貌，为保障国人生育权，修法刻不容缓；政府不只要广纳各方意见，凝聚共识，更要周延思考相关配套，破除法律与伦理争议，才能找出修法最佳路径。

更多内容，请参阅最新一期《今周刊》(第14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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