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命运，有办法自己决定吗？（下）

住在军舰岛上的巴瑶族妇女慵懒地躺在家门前，看到外人便伸手乞讨。（林殷敏提供）

打赤脚的巴瑶族小孩。（林殷敏提供）

小学生对着镜头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林殷敏提供）

有感教育是可以为无国籍孩童人生带来改变的重要转折，恩典训练中心背负起这项使命，将人力和金钱投入到政府没有余力触及的群体，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补助的情况下，全靠教会会友的奉献和社会大众捐款来维持运作。校方只象征性地向学生收取30至50令吉（约200至340新台币）的学费，这一默默耕耘坚持了超过十载，并在2016年得到了教育部颁发的无国籍学校准证，可以持续合法办学。

他说，十年前一般民众对在街上游荡的无国籍孩童并没有好感，并存有负面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就是一群伸手讨钱、会惹事、会偷窃的坏孩子，而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灌输正确的道德观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期待有一天会开出一朵花，为社会带来好的转化。

不过，办学本就不是件易事，尤其就学的学生身分较为特别，面对这群家中没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孩子，有的会对学习兴致缺缺，有的为了赚钱中途停学当起童工，要留住他们完成中学教育也是一大考验。

而在这个满街都是大学生的年代，即便无国籍孩童顺利完成中学课程，大部分的求学之路只能就此打住，除了是因为他们中学毕业后就得工作帮补家用，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就读的不是国立中学，若要成为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进入本地大学所需的考试，类似于指考。）的考生，就得另外向大马考试局申请，除非是学业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其他人想到大学的学费更高以及家庭环境使然，很多都打消了继续升学的念头。

恩典训练中心的校长杜悦湘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学校停课导致老师们只能透过电话联系学生，督促他们的课业，课程进度大受影响，待疫情稳定，学校重新开放后，又会发现部分学生不见踪影，老师必须透过家访再把孩子们一个一个拉回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疫情较为趋缓后，全马各地的学校却开始爆发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手足口症，导致部分学生感染后需在家隔离，老师们在追踪和了解学生情况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力。

杜悦湘回想教学过程中影响最深刻的事情时想起，曾经有一名男孩在班上偷了同学的零用钱被发现，老师后来把偷窃事件转告学生家长，男孩的母亲当下要儿子承认错误及道歉，不过事发后男孩连续几天都没有到校，杜悦湘到学生的家进行家访，才得知母亲因为感到愧疚，而决定让孩子停学。

「我当时劝母亲让孩子回到学校继续上学，因为辍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重回学校才能纠正错误，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否则男孩就失去最后一丝希望，连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夺走了。」对杜悦湘而言，学生一个也不能少。

「如果平日上课时间，我看到适龄学童跟着妈妈走在街上，大概就可以猜到他们是无国籍家庭，我会上前跟家长介绍我们的学校，希望她可以把孩子送过来。」

她说，老师们游说家长让孩子去学校学习是其中一个招生管道，不过学生来源主要还是靠家长间的口耳相传。

另外，郑永发表示，这些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若具有基本听说读写能力，工作态度良好及负责任，将能让社会大众改观，愿意雇用无国籍人士当员工的雇主也会增加，工作机会增多势必能改善无国籍家庭原本的贫困生活，更重要的是免于被欺负或欺压。

无国籍人士在沙巴的就业问题与社会背景就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虽然无国籍人士不持有身分证及其他工作准证，在马来西亚工作算是违法，但他们毕竟需要工作，需要领着日薪才能过活，而沙巴本地的年轻人近年来大量外流，涌入西马大城市工作，导致当地餐营业、需要劳力的行业人力短缺，雇主不得不聘用无证劳工。

除了这里，还可以去哪里？

「Kamu ada IC（IC：身分证英文Identity card的缩写）。 tak?」（你有身分证吗？）

在沙巴，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也会以稀松平常的口吻问出这句话。

阿里是仙本那一家潜水旅行社的员工，每天跟着游客出海跳岛。他有着一身黝黑的肤色、光着脚在船上来来回回，当船停在海中央，就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会拿起救生圈跳下海，带着浮潜的游客在清澈的海水里探索海洋生物。

他在沙巴土生土长，但当他人问起他是哪里人时，他会回答：「我是苏禄族」，还未等人问出那句「你有身分证吗？」，他已经自行再补一句「Ada IC.」（我有身分证）。

周六下午船只停靠在军舰岛（Sibuan Island），这是一座面积不大的狭长型小岛。沙滩上都是拿着手机疯狂拍照打卡的游客。我们上岸后，跟在阿里身后走向岛屿的左方，只走了不到200米，眼前出现大约5间用木板和香蕉叶搭建的房子，阿里说这里就住着几户无国籍的海巴瑶族（Bajau Laut海巴瑶族，可分为定居在陆地/沿海村庄，有的过着半游牧或游牧生活。）。

小村庄里的男人大多靠出海捕鱼自给自足，妇女们悠闲地躺在屋前，小孩有的光着上身，有的光着脚丫在柔软洁白的幼沙上追逐嬉闹，他们看起来对外来人士突然闯入他们的生活地盘早已司空见惯。

让人倍感神奇的是，我们只花不到3分钟的时间，从岸上走到巴瑶族的居住地，却仿佛跨过了一条与世隔绝的线，完全听不到几百米外游客的喧嚣，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只隔了几百米却无人问津，强烈的对比，格外讽刺。

他们的生活大概只想着三餐要怎么填报肚子？世上的纷纷扰扰，城市人被工作和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生活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一般人顶着压力工作赚钱，花钱出海希望把美景尽收眼底，反观住在这里的巴瑶族每天一睁开眼，眼前就是美不胜收的海平线，尽管是非法居住在岛上，不过基于军舰岛属于敦沙卡兰海洋公园（Tun Sakaran Marine Park）诸岛之一，当地还有持枪的马来西亚海军轮流驻守，但如果可以选择，这会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

虽然苏禄族和巴瑶族都是源自菲律宾，不过各自有着不同的语言，阿里接受过小学六年的教育，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马来文与我们沟通，但巴瑶族的小孩从小居住在这座孤岛上，鲜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只懂得说自己的族语，是完全的文盲，阿里也无法与他们正常沟通。

看着岛上的巴瑶族孩子每天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阿里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拿到了马来西亚的身分证。「我在菲律宾有亲戚，但只回去过一次，那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就当是去旅游。」

对无国籍人士而言，身分认同亦是一大课题。他们出生在这片土地，认为从小长大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但是少了一张证明他们的证件，始终还是被认为是「外来者」。

关于这点，郑永发无奈地表示，无国籍学校内的学生对所谓的「祖籍国」一无所知，甚至连模糊的印象也没有，因为那是他们从未到过的地方，所以当人们硬要把他们归为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是很奇怪的。

如沙巴州前首席部长沙菲益（Mohd Shafie Apdal）所说：「这些孩子长大了，如果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到了菲律宾也不知道要送去那个村庄，到印尼又不知道他们的部落在哪。」

17岁的凯特琳是中四（相当于高一）学生，也是恩典训练中心少数从7岁开始在学校就读10年的高年级学生。当被问到家庭背景时，她毫不犹豫的说出：「我的家庭来自马来西亚，爸爸平时工作，妈妈是家庭主妇，我们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三。」

不过，郑永发提到学校过去也有一些案例是学生的父母持有原国籍的证件，学生长大后选择偷渡回父母的国家，申请成为那一国的公民，在那里定居，但也意味着他们要放下这里的一切，重新适应全新的生活，有些因此有机会上大学，是比较值得欣慰的结果。

事实上，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本身的处境，深知前途会因身分问题被「绑手绑脚」，但他们仍做着与一般孩子一样的梦想。凯特琳表示，虽然要取得身分证并不容易，纵使她被动地等待有朝一日她会被接纳成为公民，她还是抱持一丝希望，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名空姐。

离开巴瑶族的村子前，我们注意到屋子后方堆满垃圾，想起杜悦湘说过，在学校，不单是要透过学科教育教会学生识字及降低无国籍群体的文盲率，老师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尝试改善学生的卫生意识，包括基本的垃圾该怎么处理也要从头教起。

卫生意识低落导致大人小孩习惯了手上有垃圾就随手往屋外一丢，等到堆满了垃圾再放一把火烧掉，但是住在沿海一带的海上村落情况就比较糟糕，不管是塑料袋、食物包装纸还是各种瓶瓶罐罐统统都丢进海里，日积月累的垃圾大量囤积在高脚屋底下，造成环境污染，容易滋生疾病。「壮观」的景象常让人大吃一惊，但住在那里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缺乏卫生观念的群体在去年疫情严峻期间容易成为防疫破口，所幸卫生部为了遏制疫情恶化，强调不会拒绝任何人接种疫苗，不论对象是公民或非公民都有权利免费接种，这也包括了无国籍人士，也派医务人员深入偏乡为人们施打疫苗。全球大流行笼罩之际，大马政府做出了值得赞赏的决定，保护了无数的弱势群体。

无国籍是沙巴一个根深蒂固的难解之题，失学儿童的情况至今仍非常普遍，恐怕未来十年还是难以真正铲除。

马来西亚内政部在关注无国籍人士身分问题前，还得先处理非法移民合法化的问题，这些持有翠鸟卡（Kad Burung-burung）、IMM13难民证和人口调查卡（Sijil Banci）旧证件的非法移民在沙巴境内就已多达13万6000人。

已经扎根在这里的无国籍人士，该何去何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