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统雄专栏》一个公务员的牺牲与政治文化改革

劳动部因「智能就业服务系统」标案，主管谢宜容的科幻想像，与承办吴员的实务条件无法沟通，结果主管更为愤怒刻薄，而部属却为实质相当简单的工作而过劳、心力憔悴而以轻生吐冤。（中时资料照）

劳动部北分署公务员轻生案，压死骆驼的最后二根稻草是：情绪管理-即职场霸凌、与政治文化-即裙带官蹭红务虚的问题，但累积互动增强的主因：「知识沟通」更必须正视，也可以适度解决。

本案就是因「智能就业服务系统」标案，主管谢宜容的科幻想像，与承办吴员的实务条件无法沟通，结果主管更为愤怒刻薄，而部属却为实质相当简单的工作而过劳、心力憔悴而以轻生吐冤。

在一串粽子式出锅的职场霸凌中，海科馆长陈素芬更被控标案徇私，可见标案利益，也是霸凌的增强因素。

过去40年我先后承揽、指导、评审十余个部会与地方政府的资讯系统。在「政府电子采购网」上线后，政府标案其实效率增加，流程简化。有法制比没有法好，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仍是关键因素。

本文将说明：

一、40年标案变迁，透明度合理性增加，但「上楼找人」现象仍在。

二、资讯系统标案避免想像，落实需求规格的UML方案。

三、为何小案出大难？如何由蹭红务虚，提升为治理落实的政治文化。

1980年代资讯系统刚刚问世，我先后担任「神通电脑集团」DTP子公司的执行主管与日商Looktech 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起步时，刚好一位部会首长是我老师，因协助其电脑化而一炮而红。

当时各界才开始电脑化，需求量不高，不可能靠1家机关存活，另有一个部会也在招标。我赶紧去投标，结果采购科长和我讲了大白话：

「我3家投标单都已经有了，但你们公司很有名。你上楼找秘书长谈，他如果交代我，下次我会把你放进去。你这次不要硬投，标不到，还给我找麻烦。」

另外3家其实只是1家，他们母公司关系很好，但并非资讯本业，能力有限，只能作封闭式的「档案系统」，就是「档案总管、资料夹」，那时一般人已经觉得很稀奇。

而我们能做「资料库」「试算表分析」「区域网路」（网际网路还没有诞生）比他们高了不止3个档次。

我想，若向秘书长介绍以上技术，当时都是「天书」，他那么忙，显然也听不进去。讲别的事，我又不知如何表达。

我就决定去评审会上见真章，拚真本事。

不料，我投标后，却被一个奇怪的理由认定不符资格，连评审会都去不成。

在5年多业界生涯中，发现政府招标有2类，第一类就是必须要有关系。和民间作生意，如果对方懂技术，会全力压低售价，只留30%左右的利润，勉强可活。但和有关系的政府部门作生意，一定由100%利润起跳，我认识的同业拿300~2000%以上的比比皆是。

第二类，是「清官」当首长，则是凭本事。我投标某个有科技性质的部会，评审全部是顶尖大学的知名教授，虽然盘问严格，我们还是拿到高分第一。

当时仍是「底标议价制」，「清官」坚持按照政府规定，只给15%利润，根本活不下去。有先进告诉我，因应办法很多，包括：估价单大灌水，或先拿到单、日后再找理由强迫追加预算，或「放长线钓大鱼」，这一单认赔，但在过程中把这家纳入为囊中之物。

前2项与我个性不符，做不来。「放长线」我要和董事长谈，董事长说各事业全部「利润中心化」，不会贴补，如果亏就收掉。当时资讯系统前景未明，各软体公司都不大，我们也不过30来人，所以董事长不是绝情，而是企业成功者的霸气。

我弃标后，该部部长与我原来并不认识，投标过程中他也没出现，却特地请我去一谈，愿意延期开标，期望我再回去按底价接标，我只能感谢与婉拒。

后来我只好经过「手套」去建立关系，董事长警告过我，这样并不适当，必须自己去经营应酬。

1992年我一位老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到台大创办研究所，师资开2个条件：第一、电脑辅助教学；第二、英语授课。现在感觉很平凡，当时却找不到人，所以执意邀请我返校教书。虽然待遇有天壤差距，但工作的兴趣与快乐感更重要，我也由资讯系统的承揽者，转变为指导者、评审者了。

2003年「政府电子采购网」上线后，招标程序标准化，效率增加，流程简化，更重要的是有了透明化的基础，资讯系统招标累积20年经验，也更合理化了。

当前资讯标案所见到的全是「有利标」，不致发生因能力强，反而必须弃标的情形。得标厂商、评审名单也都可以公开。

那北分署的吴员为何还被屡屡退件呢？因为我观察到2类主管仍然以不同方式存在。一类只要把预算用出去就好，自己不管，其实也已发生另类缺失。第二类则是有独特的想像，更糟的是有图利的行为。

先不谈主管的情绪管理部分，在资讯系统标案中最重要的是「需求规格书」，国内几乎全部都是以文字表现。唯许多主管脑中想的，无法以文字精确说出，而部属为主管听写的文字，又未能符合主管的想像。

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早已发生，而以「图形式需求规格书」来解决。当前最普遍的就是统一塑模语言（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为16个系统开发图。对系统的预期，以图形表现比以文字表达精确也简明得多。

其中第一个「使用个案图 Use Case Diagram」适合由招标者提出，定义需求，而其他由得标者制作，完成预期。

「使用个案图」是英文的直译，意译就是「谁？做什么」的需求图。又分为2套，第一套是对常见需求的「系统使用个案图设计」，第二套是对新创事业系统的「商业模式使用个案图设计」。

我退休后，年年接受全国各地大学或企业的邀约去介绍UML，期望成为必须接触资讯系统者的「科普知识」，也能在实务上产生「知识沟通」的效果。

如果北分署的吴员能够采用这套工具作报告，当主管谢宜容发现自己也画不出来，或许就无法乱发脾气了。

当前元件与模版盛行，一般资讯系统已是组装超过新创，轻生之吴员要连续1周工作近16小时，报告仍被退件，在实务上并无此需要，除了文字报告较难沟通外，就是情绪管理与更大环境的政治文化。

赖清德和卓荣泰的经历都很公开，并没有接触过资讯科技的记录，极可能只因AI一词爆红，存在一种「万能科幻的想像」，就把它当成「全能伟大政府」的代名词。

而民进党的政务官与裙带官，不乏「马上得天下」的将才，却少有「马下治天下」的使命感，从劳动部、财政部、经济部…一连串资讯系统出包的事实观察，这些官员对自己职责内有关资讯科技的部分，都未作最基础的了解。

「行动创新AI内阁」是赖清德公布阁揆时「交付」卓荣泰的，他对AI没有任何定义，就是蹭而已。

卓荣泰被戴上这顶帽子后，在多次宣达「AI内阁政策」时，喊出的「五打七安」「行动101策略」口号，都与AI没有直接关系。

AI并非新词，而是早自1950年代电脑诞生时，对未来发展的「抽象预期」，期望资讯系统能够模仿人类的学习、推理、规画、感知和理解，执行需要智能的任务。

AI一词具有科幻感，每隔几十年就会回烧一次，主因是技术有新演化，或是有令人注目的新产品。与它有关的功能除了「神经网路」算是特定技术，其他全部是长期演化的课题，只是有了新产品。

这波的AI，主要指自然语言处理、自动产生音影档案与自驾，都是电脑开拓期就在研究的功能，只是年初出现了大众易用的产品。

「智能就业服务系统」就是「配对系统」的一种而已，是全球应用排名前3的系统之一，范例何止千万，是大学生的基础习题，哪需要庞大工作量？所谓「做不出来」，应是「智能」2字无法迎合主管的想像。这就是个很普通的系统，如何创造出谢宜容想要向赖清德、卓荣泰邀功的幻影？

当前政府资讯系统标案问题，不在「太困难发不出去」，而在「太容易而有可能验收浮滥」。因为经过全球40余年强力开发，常用系统几乎都有先例、甚至模版化了，只要改个介面就可上线。

经济部3年前的「五倍券系统」原始码出现简体字，遭网民大酸是抄袭，凸显厂商连修改都没做完整，不论厂商或官方都太偷懒了。

财政部不久前爆出「重复中大奖案」，后来财政部宣布原因是厂商自行操作「乱数种子控制」增加「加权功能」。这个理由很特殊，因为这样做反而会增加程式难度、人力工时等成本。如果没有财政部、厂商、中奖人联合作弊的证据，便无法排除，厂商又是拿其他赌博系统作模版，其中本来有作弊的程序，也是完全没有检查就套用了。同案的「AI人气王比赛」得奖名单，日前又发生争议，抄袭与验收方向的调查与亡羊补牢应有必要。（请参见本专栏《重复中大奖？电赌知输赢！国赌亦然》）

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电子采购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法制框架，以上谈到的各个资讯系统，都是小菜，衡诸超思蛋、风电、绿能…等大标案的弊端，「先上楼找长官」仍是关键因素。

当前2位万能部长之一，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是「国民党党棍」级的名学生，擅于运用资源，后来一路四面玲珑，在多种领域标案后都常听到他名字，而他一手提拔的事业集团也正在涉弊诉讼中。谢宜容所属的「菊系」一贯具备地方派系声大气粗、不吝全拿的豪气。这种人节节高升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值得关注。

我在神通机构时，各子公司的三级以上主管，都必须上「会计科普课」，不是要去背会计准则，而是要了解管理会计的基础理论与实务，这是大型组织非常有益的制度。

当前社会愈来愈复杂，公共事务愈来愈有互动性，「资讯、经济、会计、统计」对各部会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各高级主管，或许也都有了解这4门科普知识的必要，才能从蹭红务虚的文化，升华为治理落实的文化。

一位公务员牺牲了，期待赖政府的并非止于道歉，而是政治文化改革。

（作者为台湾民调创始人／世新大学资管系前创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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